人民记忆50年(38)

三八

　　胡风事件从一场文艺斗争急剧地上升到阶级斗争，固然是一场残酷的转变。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这样一种结局才使得这场斗争局限于肃反范畴，因此并未造成对文艺界有生力量的致命打击。时至1955年，新中国的文化生活虽没有出现人们期望那样的极大繁荣（其中，电影业还因批判《武训传》的影响，从1951年出现了两至三年的停滞），但仍然在寒冽的春天中顽强地发展着。书架上充斥着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文学作品（由于苏联文学译本、改写本过多过滥，国家出版总署曾于去年4月明令：停止胡乱出版苏联文学名著改写本），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丁玲、周立波等人的著作也依然畅销，《保卫延安》、《铁道游击队》、（三里湾）等新书也是读者抢购的对象。新中国的“文化热点”——肖也牧的小说（在50年代初的影响和轰动不亚于90年代的《废都》）则是紧俏产品，图书馆基本上见不到肖也牧的作品，没有谁去明令封存肖也牧的小说《锻练》、《我们夫妻之间》、《海河边上》，它们已经被借阅者据为已有了。

　　小说浓厚的知识分子情调和城市趣味成为文学爱好者秘密的话题。解放前的出版物（除明令查禁的反动、淫秽作品外）仍散见于旧书店、琉璃厂的书摊上，再版旧中国的文学作品、连环画仍然是出版社的重要业务。解放区时代的新文艺当然是时代倡导的主要鉴赏对象，但在城市，旧中国的通俗小说、古典文学名著仍被读者垂青，梅兰芳重新焕发艺术青春，马连良戒掉了大烟瘾，无线广播电台最受欢迎的文艺节目之一，是鼓书艺人的长篇连续大鼓词《狄公案》、《薛仁贵征东》。乡镇的戏台上，《王二姐思夫》、《小寡妇上坟》、《乌盆记》等文化部门定性的“坏戏”时时上演。文化生活的庞杂和无序蕴含了价值观的冲突。

　　本年2月，吴运铎在《长江日报》发表文章，指出：为了抗拒资产阶级毒素侵蚀，对青少年来说，首先是要善于开展不调和的自我斗争，做一个善于管理自己的人——的确，人们开始担扰文化市场的不良成份对青年一代的负面影响，北京某走读制大学的学生宁苹在《北京日报》发表的忏悔文字就证实了人们的这种担心。

　　宁苹是因盗窃财物的行为而被所在大学开除的，50年代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很少沾染这种恶习，一个青年学生不要说偷盗，就是谈恋爱，生活超标都被视为可耻的行为，严重的要记入档案。学生档案中，以下词句是非常严重的：“××玩世不恭，缺乏革命热情”、“××与高二（三）班女生×××经常在××街轧马路，此动向值得注意，需加强道德观教育”，这种评语一经出现，往往注定一生的工作、事业将受到影响。而宁苹的严重错误在于道德败坏，这是必须用铁的纪律加以惩处的。宁苹在追忆她的堕落过程时写道：

　　“我很小时就开始看大本的书了，十一、二岁便看了《飘》、《苦果》、《狂飚》这样的书。这些书给了我一些影响。尤其是在北京解放时，我才13岁，今天回想起来，它对我的毒害是非常大的，那就是徐讦著的《风萧萧》。”

　　宁苹所提到的《苦果》、《狂飚》、《风萧萧》都是旧中国时代深受年轻人喜爱的作品，以《狂飚》、《风萧萧》为例，它们都是40年代在城市知识青年中风行一时的“抗战＋爱情”的时髦之作。拿今天的眼光看，像《风萧萧》所演绎的抗战情报人员的爱情纠葛和惊险奇遇，不会比80年代的《保密局的枪声》更具煽情性，然而在40年代国统区的萧条状况下，《风萧萧》所引起的轰动与争议，应该是耐人寻味的。它的独特魅力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影响之深远，以至于人们觉得有肃清的必要。

　　宁苹的文章写道：“对于（《风萧萧》）这样的书，我没有什么能力去理解它的意义，当然就更谈不到批判它；相反，由于我从小培养起爱享受、不劳而获的思想和这本小说所描写的那么相近，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本多么亲切的好作品啊！一口气读了两三遍，而其中我喜欢的地方不知读了多少遍。像白苹（舞女）和梅赢子（美籍华裔交际花）这样的人有多好啊，他们过着豪华而幸福的生活，而我又是多么向往那种坐吃坐穿玩乐的生活啊！我几乎被她们迷住了，在日常生活中学着她们的样子，按照她们说的样式布置我的房子，平时讲话也学着她们的口气，甚至连她们平时所喜爱的什么颜色都成为我的嗜好（直到现在遗留了这个痕迹，紫红色、银灰色，我最喜欢）。”

　　“这样，当时的比较好的家庭物质条件，加上深深地理在心中的《风萧萧》等旧小说的影响，使我不能辨认前进的方向，就向着我所希望的那种生活大步的走去了。在吃和玩的方面都尽量的讲究，星期天出去玩一次最少也得花四、五万元（旧币）。但，尽管家里给的钱不少，我在这样的欲望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是不能满足的……”

　　“原来，还是鸳鸯蝴蝶！”这是40年代的读者对《风萧萧》的讥评。1988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再版的《风萧萧》，已经在流行文学领域大大落伍了。人们很难想象，这样的书居然在当年给青年学生造成如此强烈的心灵滋扰，看来，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任重而道远。

　　正如本年度的文坛奇事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一样，本年度的文学奇迹是高玉宝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的出版。两年前当《解放军文艺》和《人民日报》刊载高玉宝的《半夜鸡叫》时，读者就开始关注这位有着独特人生经历的作者。高玉宝是没有任何文学功底的部队战土，他的小说初稿充满着大量的别字和象形符号，然而，小说中表现出的旧中国的痛苦却是令人震撼的。经提炼、修改后的小说出版后，掀起了“高玉宝热”，这部小说深刻地深响了几代人（“周扒皮”至今仍是中国周姓人氏的全国通用浑名）。高玉宝取得了炫目的文学成就后很快成为一个记号，他曾担任一家玻璃厂的厂长，读者对《高玉宝》的特别钟爱，成为新中国文艺的温馨的插曲。

　　在温馨和严酷交织的1955年，有一些人从读者视野里长久地消失了，另一些新人浮现了出来。《财主底儿女们》、《猫城记》、《金锁记》、《围城》既然注定在人民革命中受到冷遇，那么，就别想指望这些作品在新中国得到更好的待遇。这也许是一个审美规律的问题。悲剧不在于上述作品本身当年的处境，而在于岁月的封存使得作品成为人民记忆中长期的缺席者，即使是重见自由的阳光之后，它们的出笼也是羞怯的、形象模糊的。如果今天有人说：90年代红极一时的张爱玲和《围城》只是封闭后的一次重放的活跃，那么这种结论对当年的作家来说，是悲，还算是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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