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记忆50年(9)

九

　　本年出版的《晋察冀画报》上，一幅翻身农民清算地主的照片很能说明当年的气氛：肥头大耳的地主抄着袖子，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而那位衣衫褴褛的老农则从人群里站出来，气愤地质问着地主，这是一个乾坤颠倒的典型象征，昔日乡村最体面的阶级，穿着墩实的棉袍接受穷汉的审判（从照片的情形看，是一种道德和经济范畴的审判）。尽管地主的衣着依旧体面，但我们可以断定，他赖以维持他的乡村寄生阶级生活方式的物质基础和道义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中国农村阶级生活的最大变化开始了。

　　土改中审判负有血债的地主恶霸，那是更为令人惊心动魄的场面，我们在类似于《白毛女》、《暴风骤雨》和《平鹰坟》等艺术作品中对此屡见不鲜，不容回避的是，由于封建压迫的残酷性，群众性的义愤导致了许多血腥的场面，小说《敌后武工队》写道：“一群妇女袖藏剪子，手攥锥子，气势汹汹地迎了上去。她们是东王庄死者的家属，她们要用剪子、锥子去和刘魁胜（汉奸——作者）算帐，替父兄，替丈夫，替儿子来报仇！”

　　这个情景是真实历史的反映，因为在一位外国记者所写的反映华北土改的书中，我们看到了同样的群众恐怖，书中写道：由于场面失控，被审判的恶霸（曾出卖过八路军伤员）死于凌迟，当他被处死前，人民政权押着他游街，他的双臂捆在前胸，敲着锣，凄惨地喊道：“乡亲们哪——看在祖宗的份上，帮我擦一擦脸上的血吧。”而老乡们回答他的是：“呸！给你一块吊马布（北方俗语；指月经布——作者）吧！”

　　这是解放区朗朗的太阳驱散一切行将死亡的事物的年代，造物主严厉的公正，使得一切悲惨的场面在浩瀚的史料中被淡化，很少有人提起。鲁迅先生曾说：“（造物主）他暗暗地使天变地异，却不敢毁灭这一个地球；暗暗地使生物衰亡，却不敢长存一切尸体；暗暗地使人类流血，却不敢使血色永远鲜浓；暗暗地使人类受苦，却不敢使人类永远记得。”当亿万人的脚步声湮灭了原野下灵魂的呼号时，我们说：历史的主流是健忘的，它只肯关注那些伟大的事物，并使它长存不灭，中国的革命进程不会因流血而变得迟疑，变得温和纤弱，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白居易当年诗云：“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内战烽火的再起和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惊破了伪“国大”权力分配之后的太平梦幻。战场的一再失利使蒋介石痛苦地认识到：他的所谓“国民革命”并没有使政治得到丝毫的的改观，国民党对“民生”问题的漠视和无能，正在使他的政权失去道义基础。在城市，教授、学生和工人纷纷诅咒着民国的黑暗，他目前的处境并不比当年的独夫民贼袁世凯好多少。在广大的乡村获得土地的农民则把解放战争变成了一场真正的人民运动，1946年底，蒋介石终于产生了某种“醒悟”，在“绥靖区”政务会议上，蒋强调说：“目前绥靖区的工作，我认为紧要的还是土地问题。

　　外国人士惑于共产党土地政策的宣传，认为共产党在中国不是实行共产主义，而是搞农村改良，确实能够解决农村土地问题，为农民谋福利，而国民党虽有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策，不过是徒托空言，毫未实行，这一种错误观念，我们必须用事实来纠正。因此，我们在收复区特别要注意土地的处理和分配，要比共产党处理土地的情形表现出更好成绩；使一般民众皆能了解我们的土地政策，使农民得到利益，而不是为地主谋利益。”

　　国民党不但拟制了《对中共解放区目前工作大纲》，规定了由中共分配给农民的土地，“仍一律维持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实行“二五减租”，“光复区之土地所有权仍暂归原地主所有，地主“不得采取报复行动”。不久，国民党又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土地政策，规定“收复区”佃租额不得超过1／3，农民在土改中的胜利果实，由国民党地方政权“征收”后再“发还”给农民，地主损失由国民政府“补偿”，这样，既维持了国民政府“体面”，又“顺应”了民意。

　　然而，国民党人士悲哀地发现，他们所谓的“土改”在执行中困难重重，第八“绥靖区”司令官夏威称：“自我军收复以后，地主对土地问题多未遵照中央规定处理收复区土地办法办理，最近发现两种不良现象，一、地主任意查封前在匪区佃农之全部财产，并加以驱逐；二、本年地租，地主不奉行中央颁发之处理办法及实行二五减租，反而强迫佃农对半分租，并追算匪官占领后历年旧帐，致使佃农不安。”“绥靖区”政务委员会接到报告后反映豫北政情说：“政府曾有明令禁止报复，惟还乡团为发泄苦闷，集体残杀，到处风行。与共军接近地区，双方仇杀更无虚日。在此情况之下，民众仇恨日益加深，实际问题无从解决，多数地方政府为顾及‘人情’，悉听其自然演变，不加禁止。”

　　这样一种结果，只能证明蒋介石所引述的国际人士评价的某种真实性，国民党姗姗来迟的所谓“平均地权”，真的只算得上是“徒托空言”而已，不过国民党在土地问题上主观方面的某种醒悟，在后来深刻地影响了台湾省的历史。1949年，台湾省“主席”陈诚在台实行“三七五减租办法”，稳定了台湾省的农村局势，后来国民党政权又进一步用重金将台湾耕地收归“国有”，分配给农民。这是在50年代发端，台湾社会记忆的重大内容，然而骨肉分离的现实，又使大陆人民长期疏离了这一历史，当我们叙述到5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记忆时，不得不面对这一悲哀的事实，并为生活经验和认识上的不能逮及而抱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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