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记忆50年(8)

八

　　§1948年：渔阳鼙鼓

　　数九寒天下大雪，
　　身上虽冷心里热，
　　我从前线刚回来，
　　胜利的消息要传开！

　　——歌剧《刘胡兰》

　　60年代有一部名叫《槐树庄》的彩色电影，里头有一个老地主，死后被人翻出一本“变天帐”，内载：“民国三十七年十月初三，贫农团成群结队闯进我家……”——“变天帐”这一社会政治名词，曾经是中国人之间刻骨阶级仇恨的生动反映，中国乡绅阶级的仇恨与贫农阶级的仇恨一样的朴素，在谁做土地的主人这样一个问题上，很难容得一点点的温良恭俭让，这是中国30年土地革命史的必然规律。这种历朝以来最深刻的土地革命，在界桩界碑迁移，田契易主的经济变革形式背后，蕴藏着暴力和鲜血。在北方，在解放区，丰饶或贫瘠的田垄之上，革命的风潮碾碎着一切恶制度的风景：镂花窗棂、华屋红烛、妻妄成群、豪强武装压迫、鹰坟、黑牢和奴婢虐待。……

　　在20年代的一篇名为《北京的魅力》的散文中，作者这样赞颂中国的“固有文明”——
　　在圆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献着山海的珍味，谈话就
　　从古董，画，政治这些开头，电灯上罩着支那式的灯罩，淡淡的光洋溢于
　　古物罗列的屋子中……

　　乡绅地主的豪强统治，一直是中国阶级斗争中的邪恶象征，在长工和佃户的呻吟中，古色古香的乡村绅士文明建立起来了，寨堡，深邸，灯笼和酒香，在这富有“东方魅力”的美好生活图景下，隐藏着最广泛、最深重的人间压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建立在残酷的土地掠夺和阶级压迫基础上的豪绅生活方式竟然在90年代再次受到喝采，四川大邑等县出现的“刘文彩”商标风波就是例证，在消隐了阶级仇恨的现代社会里，人们津津乐道于中国乡绅地主阶级的享乐主义，表面上似乎仅仅是一种趣味性的时尚，这绝不是孤立的事件，北京市在1996年便禁止了另一种酒类商标——一种暗示着“妾文化”的白酒商标，有识之士则指出了这种趋向在无视历史本质、扭曲人民记忆方面的危险性。正如我们看到的，玩世不恭地对待历史的新奇做法得到了纠正。

　　刘文彩是著名军阀刘文辉的哥哥，刘文辉统治川康地区多年，拥有大邑县周围7个县的土地，可以说是“鸦雀飞不过”的广大地产，是中国第一号大地主。他以地养兵，以兵卫产，这7个县的农民几乎全部成为他的农奴，也成为刘文辉军队士卒的后备队。刘的田产由他的哥哥，有“老太爷”之称的刘文彩掌管。在土地改革中，由于刘文辉和平起义，对人民有功，本着“君子隐其恶”的精神，在很长的岁月里，有关大邑田产和“收租院”真正的业主刘文辉反而很少有人知晓，其兄刘文彩则代替他成为中国人记忆中地主压迫的标志，刘文彩的食谱——人乳炖人参，他的庄园——雕梁画檐的“欢喜楼”，他的反人权——暗无天日的水牢，在很长的岁月里为中国人所熟知。

　　刘文彩和形形色色的豪强地主一样，势必在40年代末期成为人民革命的对象，在1949年的逃亡中，他受到农民武装狙击，背上挨了一枪，被迫携带着他的妻妾家丁和金银财富返回他的庄园，在惊恐之中死去，比起某些长期渔肉乡里的恶霸地主，刘文彩的下场算是善终。

　　1948年，解放区的土改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2月11日毛泽东在《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的党内指示中批评道：许多地方的通讯社和报纸，不是宣传依靠贫雇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封建制度的路线，而是孤立地宣传贫雇农路线；不是宣传无产阶级联合一切劳动人民，受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其中包括不反对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政府，而是孤立地宣传“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

　　2月15日，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说：“反动分子必须镇压，但必须严禁乱打乱杀，杀人愈少愈好，严格注意保护工商业。新区土地改革应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打击地主，中立富农。又要分几个步骤：首先打击大地主，然后打击其他地主。对于恶霸和非恶霸，对于大、中、小地主，在待遇上有区别，第二阶段，平分土地包括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在内，但在待遇上，对待富农应同对待地主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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