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记忆50年(10)

一〇

　　要谈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史和风俗史，不能不谈到土地的变迁史。前文所述，轰轰烈烈的解放区土改，在新世界“失乐园”者的“变天帐”上反映出来的，是界碑迁移，田契易主。究其本质来说，是一种“心算”的仇恨记忆。然而土地的革命并不简单的是一场均贫富的社会历史进程，它实现着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伟大理想，同时它重组着一切旧制度赖以运转的秩序。这种乡村秩序是中国人维系了上百年上千年的，这种社会风俗也是一部分中国人不愿意更改的，因此，当我们遥望1948年的华北，我们会为震天的秧歌锣鼓感到欢欣，也会为乡村里的大规模清算而暗自惊心。贫农团和还乡团的仇杀之酷烈，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之威猛，中国人追求社会公正和自由幸福的艰难程度，非其他民族可以想象的。

　　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在70年代“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学会了“还乡团”这一名词，这是一个容易令人产生误解的名词，因为它从字面上看太牧歌化，它使我们脑海中浮现出德沃夏克《新大陆》中的著名的爱尔兰民谣旋律。在华北，在河南，在山东，在各个老解放区，都涌现出有着诗意化名称的“还乡团”组织，正如我们从史料中知道的：诗意化文字的背后燃烧着失乐园者复仇的毒焰。在谁是土地的主人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农民展开了本世纪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野性十足的历史性搏杀，搏杀与清算的场面木身决不是诗情画意的。

　　只有置身于历史之外的人才会对那场历史清算中的人性本质加以关注，作家矫健描述了这样一个场面：一个忠诚的长工目睹了他的东家被武工队处死的场面：东家的头颅血淋淋地落地，朝长工脚下滚来，那颗头颅咔嚓咔嚓地咬着长工的鞋帮子，分明是在嘱托着什么。后来这位长工参加了“还乡团”，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潜回村子，实施阶级报复，“还乡团”们残酷地殴打一位回乡探视老母的八路（尽管早在1946年中共军队已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但老百姓仍习惯于称他们为“八路”），并把这位八路活埋，八路的娘（也是这位长工的干妈）追来了，“还乡团”们又开始毒打这位舍命救儿的母亲。

　　这时，已经黄土覆身的八路开口说话了，这位为东家报仇的长工俯下身去，八路的口鼻中只有些微的气息：“勿伤我娘，勿伤我娘……”——我们会为这番描写感到动容，但温情脉脉的人道主义历史观绝不能代替“暴力是历史的催生婆”这样一条铁律。辽东的农民回忆说：为了对付“还乡团”的“大刀队”，解放区的土改积极分子专门成立了“棒子队”。“大刀队”将农会领袖捉住后，一刀两段，连孩子也不能幸免。而“棒子队”的报复措施是：捉住“还乡团”分子后，以土埋身，土层外仅露一头，反复以凉水浇覆，一夜之后，人头变成了冰坨，手起棒落，人头便滚落一旁。这种精心设置的冷酷刑罚反映了本世纪中国最大规模阶级决战的某类原始生态，这种原始生态并非是历史的局外人可以简单评判的。

　　在广袤的田园上，清算与反清算，地主还乡和农民反还乡的暴力剧交替上演，30年代写《原野的风》的蒋光慈若是活在40年代，他一定会为他当年所憧憬的农村革命的苍白和狭小而感到赧颜。华北和东北的原野上响彻着活中国的怒吼，青年诗人菲可写道：“亿万人在云之下运行／巨幅的河川与原野承受着它们的运行／巨大的山峦分开它们的族群／但很快又回到一起／直至同时汇入云中、风中／道路上种种历险与惊涛／没有超出先祖的预见与忠告／是思想催促着它们摆脱了磨难／继续运行”（《亿万人同行》）。

　　郭沫若当年为蒋光慈的英年早逝感到痛惜，他说：假若这位革命作家晚些年去世，“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这话大概不会被人喊出的罢。然而，30年代最早描写了土地革命斗争的蒋光慈若重生于1948年，他会承认：眼前的活中国的雄姿是他看到的最伟大的革命史诗，一种制度的覆灭，一些人的死亡促成了新中国的诞生。历史将迫使旧制度的骑士们付出不能溯回的永久性代价而实现民族的更生，这铁律未免残酷无情，但却是造物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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