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6小时(17)

一七

　　他在实际步测中发觉，天安门的九间门楼其实宽窄不是等同的，实际上门楼的中间部分最大，四六间稍宽，三七、二八、一九间依次递减，但在人们的视觉中，却感到左右四间是对称的。这肯定巧妙地运用了视错觉原理。五百多年前的城楼设计者竟有这样的智慧！

　　有人考证，天安门设计者是蒯祥；但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设计者是蔡信。

　　蒯祥生于明洪武年间江苏吴县一个木匠家庭。他父亲就是逻迹闻名的大木匠。子承父业，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蒯祥到而立之年时，木工艺术造诣就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永乐十五年（1417年），明成祖朱棣征集全国能工巧匠云集北京，大规模兴建宫殿。蒯祥以其精湛手艺而入眩因蒯祥具有“两手握笔画双龙，合之如一”的绝技，深得主持工程的建筑师蔡信、杨青的赏识。

　　永乐十八年（1420年）宫殿盖起来了，论功行赏，蒯祥被提升为工部营缮所丞。正统年间，蔡信、杨青等相继去世，北京许多营建工程，如重建三殿、修南池子一带、改建诸司衙门于承天门前两侧、新作西苑殿亭轩馆、兴建裕陵，特别是景泰年间营建大福隆寺等，均由蒯祥主持，作出了重要贡献。所谓“正统以来，凡百营造，祥无不预”之说，确实不是言过其实。他在建筑上的超群技艺，赢得了“蒯鲁班”的赞誉。现在南京博物馆的北京宫殿样图，还把蒯祥画在上面。

　　因蒯祥后来定居北京，长期担任建筑宫室的官吏，官至工部侍郎，建筑方面卓尔超群，名声赫赫，因此都认为是他设计了天安门。

　　但据年近古稀的故宫博物院古建筑高级工程师于倬云先生讲，天安门的设计者应该是蔡信。实际上永乐十五年紫禁城宫殿已进入施工高潮，当时蒯祥才随明成祖从南京来到北京，主持宫殿施工，在此之前，故宫和北京城的规划、设计均已由蔡信完成了。

　　天安门城楼的设计者不管是谁，其高超的建筑艺术水平充分表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对钟灵写好两幅超级书法作品，也是巨大的激励和鞭策。

　　天安门设计的智慧之光，也射进了钟灵的心灵：两条标语的字距不也可以利用视错觉原理进行安排吗？

　　一个难题从理论上得到了完全解决，拿了一个高分。但因为时间太紧迫，不容钟灵细细琢磨、再三推敲，标语写出来后，钟灵觉得尚未达到自己的理想程度，主要是字距不够均匀，从远处细看，“政府”两字显得过于紧凑了一些。

　　接着，天安门城楼重檐中间，也就是后来悬挂国徽的地方，挂出了一个巨幅红布，上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17个大字，这也是钟灵的书法杰作。

　　不管钟灵的大名后来是否被录入各种各样的书法名人辞典，他曾在天安门城楼上展出的书法杰作，使他当然地拥有不朽的声誉。

　　钟灵的超级书法，是共和国诞生史诗中一行美丽的诗句。

　　5．中日美术家联手制作大红宫灯

　　开国大典临近之日，天安门城楼上，突然挂出了8盏大红宫灯。

　　宫灯硕大无比。每一盏至少3个大人才能环抱过来。这些宫灯在随风飘荡的黄色流苏的衬托下，显得愈加红火。

　　人们很难想到，这8盏宫灯是中日美术家联手制作的杰作。

　　1949年9月30日，北京有家大报报道说：“天安门城楼顶上金碧辉煌，栋梁也粉刷一新，栋梁中间分悬着8个巨大的红灯。”这篇现场报道描写和叙述得过于平淡。实际上，这8盏宫灯是颇有一番来历的。当时，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把城楼的布置装饰任务，下达给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

　　宣传部长张致祥对此很重视，亲自到天安门考察了一番，又把大红宫灯的设计工作交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舞美队。

　　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前身是晋察冀军区的抗敌剧社，建国后改名为战友文工团。

　　当舞美队长苏凡从张致祥部长那里受领任务时，距举行开国大典只有20天时间了。

　　张致祥感到时间紧迫，问苏凡对完成任务有什么困难。苏凡显得不慌不忙，好像早有准备，胸有成竹似的。

　　苏凡虽是搞舞美的，成天乐呵呵，但接受任务时的表态决不是盲目乐观。

　　他在部长面前没有和盘托出，有意打了一些埋伏。原来他手下有两个身份特殊的“才子”：一个叫肖野，年纪40开外；另一个叫森茂，年龄30开外。他们俩人原来都是日本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对城楼的布置装饰来说，称得上是科班出身。

　　肖野是一位左翼美术作家，30年代日本法西斯统治日益猖獗，他遭受迫害，被迫漂洋过海，逃亡到中国避难。他踏上中国土地不久，先在北平日伪满电影公司找到了一份美工师的工作。没多久，他与北平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撇下那份工作，通过敌工部分配到张家口人民剧院工作。这个剧院实际上就是抗敌剧社，“张家口人民剧院”是为工作方便对外称用的化名。肖野在剧院干得很出色，相继为《战斗里成长》、《戎冠秀》、《白毛女》等戏剧画了场景，还为剧本《战斗里成长》作了舞台美术设计，被行内奉为经典之作。

　　森茂走出校门以后，穿上了军服，当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宣传部的一名士兵。上司给的任务是绘制反共宣传画，规定不准他阅读马克思、毛泽东的著作。这反而激发了他的好奇心。结果，他心甘情愿地当了毛泽东著作和共产主义理论的“俘虏”，最后投奔了八路军。

　　两位喜爱绘画艺术的日本美术家，发挥自己的专长，在八路军队伍里积极从事中国的反法西斯正义事业。他们成为八路军队伍里的一员，不论到冀西小村，还是到冀中原大地，他们都走到哪里画到哪里。

　　科班出身，长期的舞台美术创作实践，再加上汲取了中国北方农村风俗的丰富营养，使他们在进行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的美术设计，能够得心应手，灵感勃发。

　　他们分秒必争地分头忙碌着。张致祥和苏凡拿出大皮尺，到天安门测量各种需要的数据；肖野和森茂则开动脑筋忙于构思。为确保设计的准确性，两位日本美术家对一些重要的数据和尺寸，往往还要亲自前去测量。

　　为提高工作效率，两位日本美术家的工作室，就开在天安门里面的西厢房。乍看上去，这里显得忙碌而凌乱，各种数据、资料和图纸都汇聚、堆积在这里。肖野和森茂不分白天黑夜地干着，很快设计出了20幅各式各样的宫灯草图。

　　张致祥连夜把这些草图送到周恩来办公室。

　　深夜，在柔和的灯光下，周恩来审阅着一幅幅草图。看着看着，周恩来的眼睛不禁为之一亮，露出了欣赏和赞美的神情。张致祥一直观察着周恩来的表情，现在他那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果然，周恩来看上其中的一张图案：8盏太阳般宫灯的设计。

　　周恩来端详了一会儿，拿起笔，对这幅图案的局部作了一些删改。

　　他一边抹去金水桥栏上扎满彩球的设计，一边对张致祥说：“把城楼突出表现出来就行了，其他地方不要搞得太花哨。大会会场的设计，一定要保持一种既喜庆欢乐又严肃庄重的气氛。”

　　周恩来的一席话体现他的大智慧。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就事论事。他所把握的基调，就是整个开国大典的基调。

　　末了，周恩来要求张致祥，一定要在开国大典前两天就把8盏大红宫灯挂到天安门城楼上。

　　张致祥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周恩来亲自下达的任务。

　　开国大典前两天就要把8盏大红宫灯高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这就是军令状。

　　宫灯设计已经得到周恩来首肯了，下半篇文章还很艰巨。宫灯叫谁去制作呢？

　　舞美队长苏凡这些天享受起了宣传部长的待遇，他坐着配给张致祥的那辆小车，在整个城里满世界地跑。一嗅到一丝线索，他就坐车轰轰地赶过去，登门求才。然而，一次次的希望变成了失望。人家一听说这么大的宫灯就惊惊咋咋的了，见都没见过，更甭提制作了。

　　一天接一天地跑。但总是一个希望后头跟着一个失望。

　　按周恩来下达的军令状，最迟要在9月28日将大红宫灯挂上天安门城楼。时间飞快地流逝，眼看离这个期限只有10天时间了。

　　一直沉着冷静、颇有大将风度的张致祥也有些着慌了。他上了火，甚至嘴唇上也长了泡。

　　肖野见状出了一个点子：“北平城里过去不是经常制作小宫灯吗？找一个扎灯艺人来帮忙，我们自己干。”

　　这是一个好主意！张致祥和苏凡当即直奔故宫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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