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墙白宫(11)

一一

　　尼克松：现在，我要补充一点，正如基辛格博士曾指出，我们目前在台湾的2／3军力是支援我们在东南亚的军队。这些军队，不论我们可能如何安排，东南亚情势一旦解决后，将会撤走，我已做了决定。在和平解决问题有所进展的同时，裁减剩余的1／3驻台美军的工作将继续下去。

　　问题是，总理先生，在于我们做什么，而不在于我们怎么说。如我昨天所说，一旦我做出有关我们政策方向的决定，我的记录显示我总是做的比说的多。

　　现在谈到我们说什么的技术问题，我知道基辛格博士和总理讨论了很久，我知道基辛格博士和副外长今早也曾就此讨论，我不相信此时此地讨论措辞会有用。

　　我知道总理也有问题，这个议题基本上挺麻烦，同时情绪成分很高，因此必须在这问题上有进展。那是他那一边的问题，我对此有所认知，我在构想联合公报的用词时已经将之列入考虑。

　　容我十分坦率地向总理说明我的问题是什么，从政府观点说明。我们在此地所说的可能使得我不可能履践。我们的人民，不论左派还是右派，基于不同理由，都在注视这个议题。左派希望这次造访失败，不是因为台湾，而是因为苏联。而右派基于深刻的意识形态原则，认为在台湾问题上不能做一丝让步。然后还有一个团体，我们国内有执迷于亲印度情结的人，不喜欢美、中和解的观念。这些势力全部有其政治候选人代表，所以我们可能发现他们可能抓住我们会议结果语言上的小辫子，攻击这次造访，结果极右派、亲苏左派以及亲印左派会抗瀣一气，结成联盟。

　　基辛格：你忘了亲日的人，就像我们的朋友赖绍和教授。

　　尼克松：我可以补充几句，另外有一个势力很强的团体，亲日的团体，譬如赖绍和；不是因为台湾，而是因为日本。他也是基辛格博士的学生。（周恩来笑）他们希望我们加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行动失败。

　　总理是一位老练的美国政情观察家，你可能会把我方才所说的解释成一种对我有利的声明，只是为了保住我的政治地位而说的。我的回应是，现在有着比我11月或是明年1月之后会不会还在位更重要的话题，那就是美中关系的开展。这才是重点。

　　因此，我们需要做的，也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找到符合总理要求的字眼。但是这些字眼不能让反对我们双方展开关系的反对势力找到借口，让他们联合起来声称美国总统造访北京，出卖了台湾。

　　难处是，当政治竞选活动开始的时候，评论家也会开始参与讨论，他们不见得是支持台湾的，他们只是反对美中开始修好。当这些力量加总起来后，整个竞选的论调将迫使两党候选人向美国民众确保对台湾的关系。只要能够避免，我们必须让它不变成这样。

　　如果总理允许，我想在有机会与他讨论对世局的看法后，再回头讨论台湾问题。我了解这可能会多花些时间。由于基辛格博士与副外长（乔冠华）今天早上曾经有过有趣的对话，我希望总理明了我们为什么在这个议题上如此的，容我说一句，如此难缠。我们的态度并不是基于愚昧的争辩，而是我们发现在这个议题上，存在着对于整体美中修好的危机。我们的问题，就是要明智地找出能迎合你们需求的语句，但是又不至于让那些野兽被激怒得太厉害，以致于他们会在台湾问题上团结起来，对美中修好结盟一事发动攻击。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我简单总结一下，我不愿意回到美国时由于这里所说的话，在记者会上或被国会领袖逼迫做出基本上强烈亲台湾的声明。因为它将使得我非常难以履践我已经决定要执行的政策。

　　总理同意的话，我愿把话题转到世界局势，这样我就能表达我对日本、韩国、越南和印度的观感，抱歉我谈了这么久。

　　周恩来：不会。

　　尼克松：那是因为如果基辛格的谈话记录有500页那么厚，我也得发言达到同样厚度的时间。

　　周恩来：当然。这次访问的目的，就是让大家能够畅所欲言。

　　尼克松：对的。我想石听总理的意见，但是我也了解总理到现在，除了透过基辛格博士之外，还没有机会听到我的谈话。但是，我当然也支持基辛格博士的论点。

　　总理与毛主席两位在前几年历表达，关于炎对东西整体关系的态度的看法，都是正确的。在1959年前，对我们美方面言，社会主义阵营仿佛就是一个牢不可破的帝国，沙皇就在莫斯科（周恩来笑）。而在1960到1968年间，在我没有担任公职的时候，我有机会经常在世界各地旅行，并且就世界局势转变方面，达成我认为很正确的结论。这个结论，我在堪萨斯商的即席演说中，已经扼要提过了。

　　顺便提一下，那篇演说的内容，文字不怎么样，观点胜过文采。我曾经与英国邱吉尔首相的儿子蓝道夫谈过话，他也是替邱吉尔首相写传记的人，最近他也过世了。我曾经听说邱吉尔首相在事先没有港备笔记的情况下，能做精辟的演说。我很诧异地问蓝道夫，邱吉尔怎么能不打草稿，就做出这么精彩的演说。蓝道夫答道：“副总统先生，”当时我还是副总统，“我的父亲花了他一生中最好的光阴，来写这些即席演说的讲词。”

　　关于我们目前面临的状况方面，究竟是什么让美国与中国凑在一起的？举例来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有歧见，虽然在我看来，长期来说我们的歧见并不大，但是在短期来说确实是很困难。我们对东南亚局势有不同看法，我们对日本、对韩国的态度也不一样。现在我们认为，而且大多数天真的美国媒体也相信这种说法：中美间的新关系，是由于双方人民有着基本友谊。但是，总理与我都知道，尽管我们两人有私谊，长期的关系不能仅止于友谊。我记得我在念法学院一年级时，一位法学教授曾说，合约的有效性，是看双方是否有意实践它而定的。身为朋友关系，我们可以同意某些语句，但是除非我们的国家利益都能藉着遵循这些言辞而达成，否则这些辞令都不会有什么意义。

　　就美国在世界上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一事上，我与总理的分析有所差异。让我纯粹由思想意识上来说，如果我处在总理的位置，是一位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徒的话，我在他与基辛格博士的谈话中对美国的意见，将会和他的一样。而且在公开场合里，我也认为总理与毛主席会持那立场认为美国是资本帝国主义强权，对外伸出魔掌，其实它应该从亚洲与欧洲两地退出，让民主主义的和解放的势力各自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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