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家(21)_双雪涛

二一

　　第一要务是找到疯马，让他给我做枪手。如果他管我要一天五百块，那当然好，我略作踌躇马上答应，如果他想论集算钱，一集不能超过五千，如果他要一万，我不能给他，除非他可以独立写出十五集，且不用修改。那就这样，底线是一集七千，大纲，梗概单独算钱。署名是文学策划，出现在片头单独一屏。我还得找两个闹药，北电的学生最好，没有署名，刺激我的中枢神经。还需要一个助理，先雇一个月，帮大家订早餐。最好是一个女的，那闹药找一个就好，助理也可以充当闹药，女闹药，比较适合男人的中枢神经。下午我到原先的会议室坐了一会，一个人都没有，编剧老板的茶具也撤走了。

　　我还需要一套茶具。

　　我没有找到疯马，没有人认识疯马，尽管他有一副引人注意的相貌，可惜现在也不兴在城墙上贴告示。我打电话给昨天吃饭的人，其中一个，是个老混子，他说，疯马？没听说过。我说，昨天就坐在你对面，满脸胡子，好像疯狂原始人。他说，我对面？没印象，人太多了兄弟，有名的几个我全记得，没名有胡子记不得啊。我说，好吧，那我需要一个女助理，和一个文学策划，你那边有人吗？他说，你给多少钱啊？我说，助理月工资五千，写东西另算，文学策划一天五百，第一阶段大概十五天，早九点到晚六点，管两顿饭。他说，什么题材？我说，谍战。他说，跟日本人有关系没有？我说，没有，自己家的事儿，国共。他说，要是有日本人，我可以去，自己家的事我就不掺和了，一会我发你几个简历。我说，带照片。对了，最好读过一点博尔赫斯或者卡尔维诺。他说，好，带照片，这俩人是干吗的？博和卡？你把他们俩名字短信发给我。临睡之前，我把人都选定了，通了电话，两人全是女性，一胖一瘦，胖的模样不错，瘦的模样不行，总之各自在美学的统一性上有点瑕疵，两位都是90后里展露头角默默无闻的枪手，名字不便写在这里，姑且将胖的称作杜娟儿，瘦的叫作柳飘飘。

　　我大约睡了两个小时之后，被电话吵醒。一个声音说，你可能不记得我，但是我又想出了一个新东西。找到你的电话很不容易，饭局上没人认识你。我说，你说。他说，月球和地球之间有着不小的距离，对吧？我说，没错。他说，我们可以称之为间距，你可以将月球和地球想象成两列诗行。我说，可以。他说，按照斯宾诺莎的说法，万物均渴望保持其自身的性质，在我看来，有一种性质即是避免贴在一起，保持某种间距，于是产生了引力和斥力。我说，同意。他说，你可以把国共两方的军事力量想象成地球和月球，两列诗行，永远存在间距，也永远相互吸引，党派并非人的本质属性，月球可以变成地球，地球也可以变成月球，且敌我就在身侧。也许刺杀者的代号可以叫做“月球”，这出戏的题目也许也可以跟月球有关，我还没想好。我说，很有意思，你还有什么想法？他说，我的想法你用得着吗？我说，看情况。他说，如果有些用的话，我没吃晚饭，也没有喝酒，没有酒实在痛苦，你能借我一点钱吗？我可以把我的身份证号和地址给你，我也可以把我妈在锦州的地址给你，我跑不了。我说，恕我冒昧，我想雇佣你，我现在负责这个剧，想请你做我的文学策划。他说，我可能需要一点预付款。我说，先给你两万，明天开会，地址在安徒生花园，你知道那个地方吗？他说，安徒生和花园我都知道，安徒生花园不知道。我说，地址一会发给你，明天十点开会，我是处女座，我不喜欢别人迟到。他在电话那头沉吟了一下，说，我属狗的，只要有吃的，我就会准时。

　　第二天我到时，疯马已经到了，他穿了一件鸽灰色的旧风衣，里面是一件蓝色高领毛衣，深蓝色的彪马运动裤，一双看上去应是春天穿的黑白相间的帆布鞋。从上到下，似乎是季节的逐渐转暖，雪山垂直的次第。那天下了点雨夹雪，整个北京好像十九世纪的伦敦，他的头发和胡子都湿透了，看上去从地铁出来又走了不少的路。杜娟儿和柳飘飘还没到。我和他握了握手，他从怀里拿出一瓶威士忌，说，听说你要给我钱，我用剩下的钱买了这个。我把两万块现金给他，并让他写了收条。我说，我工作时不喝酒，你可以喝，如果这是你的习惯。他说，好，你这个沙发不错。我看了看沙发，蓝色的长条沙发，布衣包的。他说，我晚上可以睡在这里，我最近睡在一个朋友那里，他每天晚上看电视剧，老婆婆和儿媳妇抢擀面杖。我说，好，我跟他们说一下，不过我们写电视剧没关系？他说，我们先试试，如果我觉得不行，我就把钱退给你。我说，不是这么算的，如果你中途退出，耽误了我的时间，不但要退钱，还要赔偿我的损失。他说，我觉得写电视剧没关系。我说，好。

　　过了一会，杜娟儿到了，又过了一会，柳飘飘也到了。我跟两人寒暄过，分头落座。我和疯马坐一边，柳杜二人坐一边，侧面是白板。我请大家介绍自己。杜娟儿，山东人，二十三岁，体重八十五公斤，父亲是考古学家，领域在明史。她本人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生时期写的电影剧本多次获奖，但是因为性格懦弱，从来没当过导演。父亲让她改行学历史，她拒绝，因此断了生活来源，所以来这里给我做闹药。柳飘飘，二十岁，哈尔滨人，四十五公斤，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编剧系肄业，十五岁出国，父母离异，因为无证且超速驾驶，后备箱又搜出大麻，上过美国法庭，麻烦过后，背着家人直接回国，目前住在一个男性制片人家里，这位男性制片人就是我的那位朋友，他们认识才一周左右，年龄相差二十岁。疯马，三十二岁，九十五公斤，辽宁锦州人，父母都是工人，父亲是钳工，母亲是喷漆工。父亲两年前去世，母亲已经退休。辽宁大学中文系毕业，大学期间写过大量诗歌和小说，在师友间传阅。毕业后来到北京，做过三流文学网站编辑，保安，群众演员，大部分时间无业，居无定所。我，三十三岁，六十五公斤，辽宁沈阳人，曾是银行职员，因为爱好写作于三年前辞职进京，在不知名刊物发表过三篇短篇小说，分别叫做《时间穿过子夜》，《赢家无所得》，《如笑声般的山峦和其间的约伯》，无任何反响，退稿张贴满墙。大部分时间混迹于各个电视剧电影工作组，做闹药，所参与电视剧电影未有一部公开播映过。

　　自我介绍过后，开始确定当天的议题，过去十几天的讨论，形成了一个粗略的大纲，我打印出来，请他们看过。以我的经验，无中生有一般都效率低下，从批判开始，一方面可以增强凝聚力，另一方面也许可以产生一些新想法。杜娟儿说，袁老师。我说，不要叫老师，叫老袁。杜娟儿说，老袁，我觉得前面这个刺杀是可以的，但是随后导向策反是愚蠢的，策反写不出戏。我说，有道理，没人爱看策反，纵横家是最乏味的。柳飘飘说，这里头感情线太没意思了，我们的主人公是个女的，似乎毫无性欲。我说，她是个共产党员，党性高于人性。她说，怎么证明党性高于人性，得先有人性吧，然后才能把党性垫高。我说，可以有爱情，但是不能有性爱，尤其和敌人不能有。柳飘飘说，我觉得应该有些性暗示，至少要有性魅力吧，她靠什么调动敌人？我说，这个可以加一点，不能极端，美好的君子之交可以。聊了一会，疯马已经喝了少半瓶威士忌。我说，疯马你说，我们从哪开始？疯马说，什么是谍战？我说，我的理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疯马说，所以是关于身份的故事。我说，可以这么讲。他说，身份是一个人的表面属性，什么是本质的东西？我说，正想请教。他说，欲望。我说，换个词儿，信仰。他说，她的信仰是怎么形成的？我说，目前并不知道。他说，她的上帝是谁？我说，共产主义。他说，远了，就近说，新世界。我说，是的。他说，这个上帝什么时候进入她的心里，她可以为之牺牲，放弃幸福，她的脑子出了什么问题？我说，目前也并不知道。他说，我们也许应该从这个开始，她怎么确立她的信仰，为之付出了多少，是否曾动摇过，是否动摇后又更为坚定，一个人去杀另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少勇气？为了新世界去杀人，她如何说服自己？要知道，在我看，不正义的和平要比正义的战争要好，她怎么确定她打的是正义的战争？我说，你有什么想法？他说，我觉得，我们不能做一部所谓的狗屁谍战剧，而应该写一部关于成长的长篇小说，然后以剧集的样式表现出来，这部成长小说应该以特殊时代的人物作为刻画的对象，我们的任务是复兴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传统，用漫长的剧集复活之，所以我提醒各位，我们正在侍弄的是文学，我们是一个文学小组，一本大书，仔细写成，是我们每天的工作。我说，有些空泛，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开头。他说，关于这个刺杀，我觉得是信仰的开篇，她，她的名字是什么？我翻了一下大纲说，文修良。他说，好，文修良，代号月球，她刺杀的人叫什么？我说，看来刚才你没有看大纲，叫贺尔博。他说，好名字，贺尔博代号太阳。文修良什么出身？我说，不知道，可能得查一下资料。他说，我们现在进行想象，她是一个大家族的三小姐，类似于《白鹿原》里的白灵，白灵读了几本左翼文学，投奔了延安，躲过了肃反和整风，留了一头短发，感到迷茫，这时候她和贺尔博恋爱了。我说，不对，贺尔博和她只是工作关系。他说，恋爱之后，两人被派往南京工作，打入军统。这时候她的信仰是爱情，爱人到哪里她到哪里。原来的信仰对她不重要了。我说，欲扬先抑，可以。他说，什么能够建立新的信仰？牺牲。贺尔博被怀疑后，为了保护她和另一个同志，这个同志的秘密等级很高，文无权知道，姑且叫他黑子。贺尔博请她杀死她。这就是开场的刺杀。我说，娟儿，你记下来了吗？杜娟儿说，记下来了，老袁。我说，好，现在吃午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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