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家(20)_双雪涛

二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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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个朋友叫疯马，你们肯定不认识这个人，这没关系，他的大名叫马峰，辽宁锦州人，汉族，高约一米九，体毛茂盛。我认识他是在一个酒局，都是写东西的人，一个喊两个，两个喊三个，终于包厢里挤满了互不认识的十五个人，大家比邻而坐，被空调里的热风吹拂，盯着转动的菜肴，沉默不语。我那时没写出什么东西，每天就在这些饭局里瞎混，北京的饭局这样多，只要友善和善饮，就能一天不落地吃下去。我也不是爱吃爱喝，只是无聊，而且在这些包厢里，能听到各种各样的故事，所以我兜里有个小本本，趁人不注意就记下几笔。比如有一次，一位著名编剧指着他年轻的女助理说，我昨晚打了她一顿，助理说，是啊，他把我打得挺惨。经她一说，大家定睛观瞧，她果然脸是肿的，眼角绽破，已然结痂。编剧说，也不知道为啥，走到家楼下，大雨滂沱，她的手机掉在草丛里，她低头去找，撅着屁股，我过去就踹了她一脚。助理说，一脚就把我踹到了泥里头。编剧说，我把她翻过来，骑在她身上，扇她嘴巴，最后自己打着打着睡着了。助理说，我晕了半天，醒来时眼冒金星，如同显示屏故障，还是把老师送回了家。编剧说，当着这么多朋友，我跟你道歉，我自干三杯，我平时对你不错，这种事儿从没发生过。助理说，确实，一次也没有，但是就这么道歉也不能拉倒啊。编剧说，你说怎么办吧。助理说，这有一个酒瓶子，我砸你一下，以后你还是我老师。编剧说，好，你砸。女孩喝光了杯中酒，拿起酒瓶在编剧头上砸碎了。一片玻璃崩到了我的碟子里。编剧站起来，用手捂着头，血顺着手缝流到桌子上。编剧说，你们吃你们吃，单我买完了，我去包一下，一会回来。助理说，老师我送你去。两人走后，剩下的继续喝，我中途睡着了一会，梦见猛虎追着羚羊，羚羊螳螂一样轻盈地跳来跳去，猛虎浑身是汗，眼睛淌水，虎皮大了一圈，很不合身。醒来时，两人坐在原位，编剧头包得像个棉签，助理坐在他身边，没过多久，喧哗起来，我又睡着了。

　　这只是我临时想起的一件事情，因为小本本上面记下的东西，要给一部长篇小说用，姑且先写这一件。那天吃饭，我坐在疯马旁边，我们从没见过，如果见过一定记得，他太过高大，满脸络腮胡子，若不是明显看出是黄种人，真以为是高加索地区跑来的。他那天眼皮一直耷拉着，闷头吃菜，不停喝酒，自斟自饮。那晚一个人拿来了一瓶威士忌，他把酒转到自己面前，然后放在手边。其实吃饭这种事，尤其吃桌餐，邻人很重要，如果你是右手，旁边是左撇子，就很不方便；如果你心情不好，旁边的人又是自来熟，老是挑着你说事儿，想方设法把他那点对人生的见解告诉你，也是够你喝一壶的。疯马这种邻居就比较招人喜欢，沉默，专注，冬天的夜晚吃得满头大汗，让你觉得生也可恋，愿意多吃两口。

　　大概吃了两轮菜，这位大汉向后一倒，摸出一支烟来，他的面颊有些微红，仰面朝天吐着烟雾。那几天我没事可干，正在给人做“闹药”，所谓闹药就是跟编剧老板开会，每天陪人家说话，编剧老板若是思路受阻，你就应该想一些东西刺激他的思考，最好是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实在不行，跳舞翻跟头也可以，总之是一味活跃他神经中枢的中药。我那时住在海淀，开会在朝阳，每天坐地铁，几要挤成肉夹馍，于是老板给我在开会的楼底下，弄了一个住处。极为宽敞，新修好的地下室，排风扇在床的正上方，二十四小时工作，好像随时要降落的宇宙飞船。那是一个谍战剧，所有人都是奸细，老实人几乎没有，我主要负责编制主人公的感情线。上峰规定，不能和敌人产生真感情，即使中间看上去萌发了爱情，最后一定要落在利用。吃了半晌，我突然想出了一个桥段，一个骗局，一次利用，一次死亡。一个女人爱上了一个男人，为她去刺杀一个叛徒，事后她发现男人原来是感情的叛徒，为什么她还要活下去呢？叛徒已经够多了。我拿出小本本记下来，大汉扭头对我说，你是写东西的？我说，是。他说，我也是。我说，我是一个闹药。他说，我是写小说的，也写诗。我点点头，没有继续说下去，因为那个死亡稍纵即逝，一定要赶快镌刻下来。过了一会，他说，我们是老乡吧，你平翘舌不分，是，似。我说，我是辽宁沈阳人。他说，不远，我是锦州人。他的声音极为纤细平静，几乎听不出什么锦州口音，倒像是转基因的上海人。他说，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锦州，住过大连，烟台，近几年才来到北京。我说，笔架山，我去过锦州的笔架山。他说，哦？有意思。你准时了吗？我想了一下，明白了他的意思，说，准时了，不过有点险。他说，嗯，我小时候因为错过了潮汐的时间，被困在过山上一整晚。你最近在写什么？我想了想，因为行规，我不方便说得太具体，我说，关于枪的。他说，枪？长枪，短枪？我说，长枪。他说，嗯，错误的刺杀？我说，差不多。他说，错误发生在哪里？我扭头看他，他并没有看我，他慢慢地吸食着烟卷，望着头顶的吊灯，那吊灯制式老旧，落满沉灰，不过亮度犹存。我说，一般都是打歪了吧。他说，嗯，倒也是一种合理的方式，弹道是生与死的分岔路，不过如果决定历史的是某种偶然，似乎难以把握剧作的意义。他似乎忽然想起来汤要凉了。端起来喝了一口，用手抹了一下唇底的胡子。我说，您意下该是个什么样的错误？他说，我以为表面是个错误，内在是一种必然，比如这次刺杀行动是被刺者设计的，他对一方表达了生的渴望，其实却是赴死的。我说，这个好，这样他的供词就可信了。他说，我有个小小的建议，兄台权且当做儿戏，写谍战剧应该多看博尔赫斯。博尔赫斯曾经说过，事情都发生在那另一个博尔赫斯的人身上。我在教授的名单上见过他的名字。我喜爱沙漏，地图，十八世纪的印刷格式，咖啡的味道和斯蒂文森的散文。他与我的爱好相同，但是他虚荣地把这些爱好变成了一个演员的特征。我说，我叫袁走走，敢问阁下？他伸出手来说，我叫马峰，大家都叫我疯马，大家人数不众，仅指我的朋友们。疯马和马峰是一个人。

　　那天我见过他之后，第二天从宿醉中醒来，地下室的潮气将我包围，那种潮气也许是从衣柜的木板中传来，也许是从脚下的水泥中传来，也许两者兼而有之，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类似尸体的腥味。我赶到时，策划会马上就要开始了，编剧老板的工作室里有一扇白板，上面写着人物关系和故事主线。我想起了博尔赫斯的两个小说，一个非常著名，分岔小径，另一个叫做《第三者》，兄弟俩共用一个女人，其中一个终于因为忍受不了嫉妒而将女人杀死了，兄弟和好，亲如一人。我前所未有地主导了讨论，修改了主线，并将其中一个人物的名字从贺某某改成了贺尔博。会议结束之后，制片人，一个中年女人，短发圆脸，爱穿长裙，配以手镯和近腰的挂链，找到我，对我说，小袁，这个项目是你的了。我说，有一种什么鸟？她说，什么鸟？我说，就是有一种鸟，自己不会筑巢，专门去侵占别鸟的巢，我不是这种鸟。她说，你现在的薪酬是一天二百元，这个项目你拿下来，一集五万，你写三十集，枪手自己找，给多少钱你自己定，反正我给你一百五十万，那是一种什么鸟？我说，想不到就算了。物竞天择，有这种鸟一定有它的道理。是分阶段付款吗？她说，这个项目比较急，我先给你五十万，下午签合同，明天打给你，剩下的钱从分集大纲到分集剧本，逐次给。我说，我中午也有时间。她说，那就中午签，还有，这个地下党，女特工，是我的先人，有时候会给我托梦，你用心一点。我说，您捧我了，全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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