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爱情(28)_刘静

二八

　　我父亲是个极爱面子的人，他不愿让人知道他堂堂一个侦察大队的副大队长竟是个连字都不识的文盲，尤其不愿让这里的女医护人员们知道。于是，我父亲吊着个伤臂，带着他的通信员，骑着快马，星夜疾驰他的部队。

　　半夜三更，队部的书记被我父亲从被窝罜拖起来，揉着惺忪的睡眼，迷迷糊糊地就把信念完了。

　　信是我的1941年11月从一个叫下洼的村庄跑丢了的大爷写来的。只有薄薄的一页宣纸，用毛笔写的。那胳膊是路膊腿是腿的毛笔字使我父亲不敢相信这是他同样没上过学的大哥所为，即便分手近十个年头了，父亲还是不相信大爷会在这方面有什么突飞猛进。不但我父亲不相信，连队部书记也不相信。他这时已经全醒了，把大爷的来信凑到油灯下仔细地看。他说，这毛笔字很有功力，不是有一般文化的人能写出来的。

　　大爷的信写得言简意赅。他在信上告诉我父亲，他还活着。那年失散后，他在离下洼不远的地方碰上了一支队伍，一支国民党的队伍，他就跟上队伍走了，最终混到了个少校军需官。他们的队伍在江西几乎全部被俘，大部分人都被遣散了，他因为拖儿带女的不方便还有别的一些原因，现在滞留在九江。

　　这封总共才一页纸的信，有半页纸是诉苦和求援的。我大爷在信的最后，有点危言耸听地告诉我父亲“现在，我们一家老小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请我父亲火速寄些钱去，以解他们一家老小的“燃眉之急”。

　　我大爷的这封信，除了给我父亲带来惊喜外，还给我父亲带来了部分的不快。我父亲的不快是合情合理的：亲兄弟失去联系这么多年，好不容易联系上了，别的话先顾不上说，张口就要钱！好像兄弟间除了张口要钱就没别的什么值得客套的了！

　　大爷的这种重利轻义，使父亲把那种不快很快就转嫁到国民党身上。父亲充满了阶级色彩地想：好好的一个老实人，十年不到，就让国民党给带坏了！

　　那天晚上，父亲和队部书记，凑在一盖快没了油的半死不活的油灯下，你一句我一句地给大爷回了一封信。

　　信是书记执笔写的，用的是一支破钢笔，同样是一页纸，纸上的字被书记写得又大又丑。在信中，书记替我父亲告诉我大爷：我手里没钱！我们实行的是供给制，是不发钱的，哪来的钱寄给你？

　　最后，又用解放军的首长们惯用的口气给我的大爷出了一个主意：“我建议你，带着老婆和孩子回老家去。”在我父亲根深蒂固的印象中，家乡是块宝地，只要回家乡，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问题都肯謎刃而解。

　　我大爷接到我父亲的信会是怎样一种心情，我们不得而知。有—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没有接受我父亲的建议，也就是说他没有带着老婆孩子回家乡南于。不知是生我父亲的气还是根本就没有接到那封信，从此，他断绝了同家乡一切人的联系，包括我的父亲。

　　我们刚刚有了消息的大爷，就这样又变得杳无音信，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那封来信和那封回信，被我的父亲在第二天一大早就原原本本地汇报给组织并上交给组织了。于是，组织掌握了我父亲除了有一个当土匪的二哥还有了一个当过国民党少校军需官的大哥的情况。

　　那年，我高高大大、相貌堂堂的父亲只有24岁。因为他的英勇和他的善战，他的提升比较顺利也比较地快。人们没有什么理由怀疑一个24岁的副团职军官的远大前程。

　　我父亲那时也不怀疑，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他那时笑口常开，在晴朗的阳光下边，他整齐洁白的牙齿闪着一种健康的光芒。

　　我父亲在54岁离职休息的时候，只是个副师职干部。从这点上看，笑得过早不是什么好事。笑到最后才是真正的最好的笑，可惜，我父亲笑不到最后。

　　我的搞干部工作的大哥曾跟父亲开玩笑说：爸，你们这类干部只适合战争环境。你们的忠诚和舍生忘死是我党我军一笔可贵的财富。但你们天生地不适合和平年代，因为和平年代需要别的东西，可惜这些东西你们恰恰不具备。

　　父亲不服气地争辩说：你说说，你说说，我不具备和平年代的什么东两？！

　　大哥弹着手里的烟灰，很当真地想了一会儿，笑着说——他笑的意味深长，说的也意味深长——

　　“比如，比如你在1950年交给组织的那封大爷的来信。”

　　我对1976年记忆上的深刻来自国事和家事。国事自不必说，家事却说来话长。

　　1976年12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我从同学家满心欢喜地回来，正碰上慌慌张张准备出门的父母。

　　母亲一把拽住我说：于青！爸爸妈妈有事出去几天，你好好呆在家里，有事找你秦阿姨。

　　我听出母亲声音里的颤音，感觉到母亲手上的颤抖。我有点害怕，追着问：妈，你们上哪？怎么啦？母亲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我看见母亲眼睛里的绝望。

　　在等待父母囬来的漫长的日子里，我想，父母出门时如此惊慌失措，会出什么事呢？当时自问自答地设想了许多事情，但惟独没有想到姐姐的死，而且是自杀。

　　我是从别人的嘴里知道我姐姐的自杀的。那个时候，我对自杀特别恐怖。死成了次要的，主要的是自杀这件事的本身。我想为什么要自杀？在那个年代，我对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这个词特别的熟悉，不光是我，那个年代的人没有不对这个词记忆深刻的。姐姐的自杀，首先给予我的是压力，其次才是悲伤。有时，我甚至连悲伤都吓得没有了，只剩下压力了。

　　那段日子，我特别特别在意别人的表情和眼神，我竭力捕捉他们脸上和眼里的内容，稍有不对，马上就会脸红心跳。我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身心的疲惫，因为我一天到晚老是在想：姐姐为什么会自杀？为什么要自杀呢？

　　有一封来自父亲家乡的信，一封署名的检举信，将我姐姐在1976年的悲剧拉开了序幕。

　　检举信是写给省委的，检举的是我姐姐于明。其中，最要命的一句话，是我姐姐在找不着二大爷的尸骨的情况下发的那句牢騷：“这年头，党外连个李鼎铭先生也没有了！”

　　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冷不丁拎出那句话是很要命的。姐姐被停止了工作，让她“说清楚”。这种脱口而出的牢骚话如何说得清楚？何越是说不清楚，问题就越大，姐姐的日子就越难过。

　　幸亏姐姐有一帮子朋友，这帮子散落在省城各个领域的朋友相当有实力，在他们的努力下，姐姐好歹从检举信中逃了出来。

　　检举信的阴影还未从姐姐心中消失，十月的政治风暴又殃及到她。我姐姐再一次被审査，这次的审查再没有什么人能帮上忙了。姐姐同“石一仁”的同事一起被隔离在一个什么地方。那段隔离的日子姐姐是如何度过的我不知道，但我敢肯定，那段日子一定将姐姐心中的什么东西给打碎了，打得粉碎。

　　我姐姐有记日记的习惯，但那段日子姐姐却突然中断了她六几年的习惯，日记本里从那时开始，是大片大片的沉默。

　　姐姐出来的时候，已经是11月底了。11月底的天气已经很凉很凉了，这种天气非常适合姐姐当时的心境。据说，她经常站在窗前，望着窗外飘零的落叶，漂亮的脸上一派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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