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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寻找大爷6

  我姐姐提出要看看二大爷的坟墓。她以为永垂史册的抗日志士的忠骨一定会受到善待,得到保护。想不到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却让县史办的人面面相觑。戴眼镜的书呆子竟说,我们只搞文字工作,负责收集编撰有关的史料,这是意识形态上的,至于其他我们可管不了。我姐姐问:按照你的划分,这类属于经济基础范畴中的工作应该属于哪个部门管?戴眼镜的书呆子很认真地想了想,很认真地回答说,大概,大概,大概应该属于民政部门吧?

  我姐姐找到民政局,民政局优抚科的人查了大半天,竟没找到于有庆的名字。也就是说,本县的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应该优抚的烈士中,根本就没冇于有庆这个人!

  我姐姐毕竟年轻,没有处理这类事情的经验,她有点沉不住气,用质问的口吻问人家:你们不是说他是抗日志士吗?不是说他永垂史册吗?他连你们县民政局的这种小册子都进不去,他怎么永垂史册?

  优抚科的人很反感我姐姐质问的口吻,连同她那字正腔圆的纯正的普通话。人家收起了开始时的热情,公事公办地反问道:谁承认他是抗日志士了?谁说他永垂史册了?

  我姐姐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县史办的县志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哩!

  优抚科的人很痛快地回答:那好哇!你去找县史办呗!干吗找我们?

  我姐姐被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转身摔了优抚科的门,脾气很大地走掉了。她不知道,她还没走出民政局的大门,优抚科的人就开始议论她:哼!想要烈属待遇,还不好好说话。她以为她会上京话醒了不起了!

  找了大半天,也没找到二大爷忠骨的下落。我姐姐拖着沉重的疲劳的双腿,心里堵堵地难受。她有点想不通地问那个自始至终陪着她的宣传组的人:你说,怎么闹了半天,他连个烈士也不算,连个骨头也找不着了呢?

  那人想了想,说:这里边的环节挺多,也挺复杂的,不是一个人一个部门能搞得明白处理得清的。

  我姐姐愣了会神,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銷出句:这年头,党外连个李鼎铭先生也没有了。

  那人也愣了一下。他没想到我姐姐会说出这等话来,就很特别地看了我姐姐一眼。

  那一眼,看得意味深长。

  我姐姐毕竟年轻,她还不知道察言观色对一个人的重要,否则的话,她不会对那意味深长的一眼掉以轻心。

  找不到二大爷的坟墓,我姐姐又心血来潮地开始找我们祖母的坟墓。

  她站在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边,出神地望着各种各样从她身边疾驰而过的车辆。速度很快的车子带起的气浪一次又一次地扑打着她,她全然不知。

  她出神地站在这条本县通往省城乃至全国各地的柏油路上,怎么也想象不出昔日荒坟遍地的景象。这是我们的祖母最后归宿的地方,她被我们的大爷和我们的父亲仓促地埋在这里。现在,她的尸骨哪里去了?她的灵魂哪里去了?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些东西存在,我们祖母的灵魂岂不让这些没完没了碾来碾去的汽车吵死烦死吗?

  她抬起手腕,看着手表上的秒针,心里默数着来来往往的车辆。一分钟后,她在38这个数字上餅。

  这个数字令我的姐姐于明心悸。她似乎隐隐约约记得,祖母上吊的那一年恰好是38岁。

  冥冥中,似乎永远38岁的祖母正扬着尚且年轻的手,轻轻地呼唤她:明儿,明儿,明儿……

  在家乡冬季灰蒙蒙的天空下,我的姐姐于明潸然泪下。

  现在想来,导致我姐姐那么不可思议地寻找大爷的热情和信心的,很可能是1950年初我大爷写给我父亲的那封信。

  1949年10月下旬,我父亲在金厦战役中,被子弹将右大臂打了个贯通伤。当时因医疗条件的简陋和医护人员的鱼目混珠,致使我父亲的右臂被接错了位。等打开了石膏我父亲的伤臂见了天日后才发现,我父亲的右手掌不能自由地向内翻动了。于是,内疚的医护人员又为我父亲做了些无济于事的小的技术处理。这样一拖拉,就将我父亲治病养伤的过程搞得比较漫长。

  这段日子,是我父亲从1941年11月参加革命以来,在一个地方呆得最长的一段时间。大气候是全国已经解放,零敲碎打的小战役再也用不着南征北战的大行动了;小气候是我父亲养伤这一段日子,是清闲的,同时也是固定的。

  1950年2月的一个傍晚,闲呆在病房的我父亲很突然地接到一封信。

  我父亲接过这牛皮信袋写给他的信,一时转不过弯来。一是这是我父亲生平接到的第一封信,他对收信的感觉是如此的陌生;二是我父亲在心里一个劲纳闷,他想不出谁知道他在这个地方,谁会给他写信!

  其实,只要他动手轻轻一撕,把信向外一抽,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另一个问题接着冒出来了,我父亲那时还基本上处在对文化两眼一抹黑的状态中,他除了认识信封上他的名字外,别的他一概看了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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