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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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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唱戏。平常人生，吃顿饭一辈子的决定可能就做出来了，哪需要天垂异象。” “初一到现在，”我迅速心算了个数，“二十年。没动摇过？” 她摇摇头。这算动摇过还是没动摇过？ “咱俩好几顿饭都吃过了，你做出了啥决定？” “你想让我做什么决定？”她低着头给我倒茶。 她细长的白脖子延伸到衣服里一小片光裸的后背上。我有把手伸过去摸一摸的冲动，为此我用左手抓住右手。“看你的了。”灯光没有调到最大亮度，粉白中透出毛茸茸的橘黄。地老天荒的静寂与安详。 “你竟然也学会含蓄了？”她笑起来，又给我倒茶。 “脸皮再厚也是有面子的嘛，你就不能让我装一装？”活了四十年我终于发现，真正严肃的问题你是没法嘻嘻哈哈、吊儿郎当地来谈的。你不想板着脸都不行，五官和肌肉不答应。 “不许催我。有了决定我会给你打电话。” “每天早上请个安也不行？” “不行。”她低着头说。然后抬头盯着我看，两眼里突然放出站在讲台上时才有的光，“你说，我的高祖父孙过程当年护送的谁？我查了资料，那相机好像是柯达1900年的款。谁把它拆成了空壳？那空壳相机最后又去哪里了呢？” 我摊开两只手，等有能力时空穿越再说吧。我也一肚子问号，我那伟大的祖宗平遥公听上去很有些传奇，但连一个空壳相机也没留下来。时间消磨了一切。这才几十年啊。所以，珍惜现在。这一杯十六年的熟普，是我们俩年龄差距的两倍，珍惜这杯茶。来，干杯。如果不出意外，明天在河边烧过几刀纸后，我就回北京了。来，干杯。 我们把茶杯端到了眉毛的高度。她的眼里因为涌出泪水，眼神显得更有分量。 她把我送到防盗门口。隔着防盗门的铁栅栏，我又问：“请安也不行？” “不行。” 回到酒店，前台转告我，一位老先生留了封信。我打开信封，半张纸，只有五个字：永思园公墓。 第二天上午，我买了一堆火纸、水果和鲜花，手提、肩背、怀抱进了淮海西路的永思园。园林式公墓，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花木扶疏，在管理人员的指点下我还是多绕了很多圈。在一片平民化、格式化的墓地里，找到了谢家的一溜坟墓。按顺序排开，最左边是先祖谢平遥，最右边是谢仰淳。平遥公的墓可能衣冠冢都算不上，只是个名字。几十年来天下纷扰，坟墓也不知道迁过多少回，每次丢一两根骨头，现在差不多也丢光了。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谢平遥”三个字在，我们就知道了源头和来路，我们也就有了源头和来路。毫无疑问，把平遥公以降的祖上迁葬这里，是堂伯谢仰止的功德。为此我对他又生出了些敬重，犹豫要不要推迟一天回京，下午再去周信芳故居碰碰运气。 鲜花和水果供上，我把火纸均匀地分到每一位祖先的墓前，点着。我把祖父和父亲想说的话给列祖列宗都说了一遍。我们没法逢年过节都来给你们烧纸上坟，但敬重和缅怀之心从未放下。真希望运河自济宁以北从未断流，我们就可以随时把想说的话放到运河里，一句句地让它们顺水漂流，一直漂流到你们身边。我像在电视台录节目一样，自言自语半天，我的祖先是最忠实的听众。说完了，我在谢平遥的墓前蹲下来，想象祖父回忆中那个坐在藤椅里的胖老头。祖先是一件遥远的事。我蹲在遥远的祖宗跟前抽了一根烟，站起来时，发现旁边站着一个人。两列坟墓之外的地方，背着手站着堂伯谢仰止。 “伯伯。” 堂伯对我点点头，背着手走过来。我递给他一根烟，他对我伸出两个指头，我又给了他一根。他把两根都点上，一根自己叼着，一根放到堂叔谢仰淳的墓前。“你叔叔是个烟鬼。”他说。又从裤兜里摸出一瓶洋河酒，从平遥公开始，每位祖宗的墓前倒了一些，到谢仰淳墓前正好倒光。“别人都好酒。”上坟也需要经验，我就没想到给祖宗捎来两瓶酒。 能告诉我祖宗的墓地，人还过来，至少说明他正视了历史。一辈子揣心里放不下的事，谁也无权要求他原谅，我说：“谢谢伯伯。” 他对我摆摆手，“不想提了。”昨夜休息得不好，他的声音沙哑不少。他对着祖先的坟墓说，“祖宗们在上，仰止和望和来看你们了。当年平遥先祖沿运河去了北京，今天望和沿运河又回到清江浦，这也是咱们谢家几代人聚得最全的一次了。大道理仰止也说不了多少，就给列祖列宗唱一段我自己写的《长河》，就当给祖宗们再奠一杯薄酒了。” 开腔吓我一跳，听上去完全是周信芳在唱淮海戏。从平遥公的北上到我的南下，堂伯简明扼要地把清江浦谢家的历史梳理一遍。几代人或为事业，或为志趣，或为生计，谢家的经历竟一直不曾远离运河左右。我明白堂伯昨夜为什么没休息好了，他熬到半夜，把我编进了唱词里。 除了管理人员，永思园里只有我们俩，堂伯把声音彻底放开，苍凉宽阔，悠远绵长，整个唱段里听得见洪波涌起、涛声阵阵。唱完了，堂伯拉我一起跪倒在祖先坟墓之间的空地上，行跪拜之礼。 离开墓地我们边走边说。堂伯跟我提及一件事，他小时候见过祖传下来的几册记事本，全是洋文，不知道是不是平遥公的手迹。“文革”之前捐给了本市某图书馆保存，此举也是遵平遥公之命。当初构思《长河》时，他去该图书馆查阅，被告知他们找不到这份资料。图书馆半个世纪来遭遇的磨难不比任何一个人少，开开闭闭，被洪水淹过，被大火烧过，被小偷盗过，搬家就四次，早不知道丢哪里了。堂伯与他们理论，怎么能如此慢待捐赠的物品呢？工作人员回答，要是早生几十年就好了，拼了命我也会保护好你们家捐赠的资料，不仅保护好那些珍贵的手稿，顺便把一些孤本也给保护下来，可惜的是，我没法早生几十年啊，真是遗憾。阴阳怪气的工作人员把我堂伯气得鼻歪眼斜，气也白气。 我诚挚地邀请堂伯方便时去北京，一为做客，二是想把堂伯请进演播厅，录作《大河谭》的一部分。他不置可否，只是嗯嗯嗯。在十字路口分别前，我到最近一家银行取了卡里最后的一万块钱现金，五千请堂伯和伯母笑纳，另五千请堂伯转交仰淳婶婶。来去匆匆，没带礼物，也未及登门拜访，区区五千，聊表孝心。这也是父亲的意思。堂伯坚决不收，最终没拗过我，装进了兜里。 回到北京，手机活过来了，从早响到晚。业务的，饭局的，借钱的，要债的，打错的，骚扰的；前妻和儿子也步步紧逼，以儿子的名义要挟我，已经成了前妻每天一剂的醒神咖啡。当然我也用手机去联系业务，去约饭局，去求爷爷告奶奶拉赞助，他妈的，日子的确是不好过了。总的来说，这个现代化的通讯工具基本上没给我带来什么好消息。我想听的声音总也不出现，想看的短信迟迟不来，一天、两天、三天，一周、两周、三周，我有淡淡的绝望。人到中年，于感情的深入和绝望都有了点分寸。我依然信守“不请安”，答应过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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