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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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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偷偷画油画的朋友，正在偷偷地画人体，确切地说，画女人的裸体。这个年轻的画家朋友尚无女朋友，就算有，女朋友也未必答应脱光了让他盯着看。那个时代，这件事得进了洞房以后才行。他只能照着书上画别人的，对着镜子画自己的，很快他对有限的临摹资源厌倦了。有人给他介绍了另外一个偷偷画油画的朋友，是个女画家。两人资源短缺的异性画家决定相互画对方。不是面对面画，而是对着照片画。这就需要拍下对方的裸体，以艺术的名义，艺术地拍。他们提前设计好各种“艺术”的姿势，然后邀请到孙立心。只有他才能拍出他们想要的效果。孙立心也颇为踌躇了一阵，拍男人的身体他不怕，拍女人，有点怵。但他想拍，对一个摄影艺术家来说，这叫“创作”。他需要创作。为了相互都不给对方惹麻烦，他们达成共识，拍照时两个人都戴上一副印着五角星的面具。毋庸置疑，这是社会主义的艺术。 女画家没事，男体就是男人脱光了被画出来而已。男画家画女体，不行，大家把这个过程想象得极其复杂：女人怎么可能会随随便便光着身子被画呢，显然是强行扒光了人家的衣服，这涉嫌暴力；接下来，如此丰腴美好，摆出这么诱惑的姿势，该凸的凸，该凹的凹，该大的大，该小的小，该黑的黑，该白的白，完全是打着艺术旗号的色情，起码是包括（但不限于）色情。总而言之，画女人裸体，乃是地地道道的流氓行为；给裸体女人戴上印有五角星的面具，又是什么意思？表达政治上的不满还是某种隐喻？ 男画家被抓了。顺藤摸瓜，孙立心也被揪出来。他的罪名甚至更大，男画家只是照着照片画，他是亲自对着一具活生生的女人裸体拍，显然他更流氓。两个人以流氓罪被判入狱，有期徒刑五年。“上海58-2”相机也被当成罪证没收。了解内情者，知道他们因艺术而成为流氓犯，不知道的，完全把他们当成流氓看了。 这个罪名把孙立心一辈子都搭了进去。待满五年出来，孙立心像个小老头，头发都白了。断断续续做了些零工，不再拍照，没娶妻，也娶不到。杀人犯有人嫁，流氓犯没有，老太太见了他都躲着走。孙立心孤身终老，一个人待在小屋里，写写画画，很多年后，孙宴临念了高中，他方缓过劲儿来。他开始辅导孙宴临画画。家里人才知道他在琢磨郎静山的作品，还写了两本跟郎静山有关系的书。事实上，很多年里也没几个人真正关心他在做什么。 孙宴临的第一部相机，就是小祖父用两本书的稿费给她买的。孙宴临独身至今，也是受了小祖父的影响。既然一个人被理解起来如此之难，那么独自生活也挺好。做饭都省心，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她在厨房里做饭，我站在门边随时待命，因为她不知道多了一个男人，饭菜的量分别要加多少。她讲我听，天就黑了。看在我是个乖学生的份儿上，她决定今晚亲自下厨。她做淮扬风味，三菜一汤。不能说味道有多好，但吃着贴心。你可以满世界乱窜，但胃是有祖籍的，找对了地方，它就会及时地告诉你。 比饭菜更贴心的是人。女人在厨房里时最美，我直言不讳地告诉她。她认为此观点涉嫌性别歧视，很男权。我说你高估男人了，赞美一个厨房里的女人，男人不走脑，只走心，理智是使不上劲儿的。我没告诉她“美”的细节，因为关乎性感，说出来要讨打。家常氛围的性感，还有身体的性感：她穿宽松的家居服，围裙在腰间束了一道，一个大大咧咧的曲线就出来了；弯腰时，家居裤里的臀形半隐半现，而我站在她侧后方，围裙裹紧的上身胸部蓬勃而出；看料子，我想那家居服的手感一定很好。她转过脸，一绺头发垂到眼前，蓬松的头发有点乱。我身体里有个地方狠狠地疼了一下。 “发什么傻？”她问，“要辣椒么？” “看你啊。”我说，“要。” “去！”她白我一眼，“收拾饭桌。” 我把饭桌搬到画室中央，周围环绕着她尺寸不一的各种画。如果在屋梁上俯拍，大概能拍出一个孤岛的效果：那张小小的饭桌，连同我们两个人，如同被艺术围困的一个孤岛。她说，一个人吃饭，饭桌从来都是贴住画室一角，要不太空旷。她想用的词也许是“孤独”。我说，那是她一个人，现在是两个人，多空旷都镇得住。她端着碗直直地看我。 我放下筷子，把手伸过去，摸了摸她的脸。她的眼圈慢慢红了，两颗泪越聚越大，然后埋下头吃饭，筷子把饭碗磕得当当响。 “吃饭，”她说。 碗筷放下之前没再理我。 孙宴临对摄影有了兴趣完全是个偶然。跟先祖孙过程传下来的那部相机没任何关系，她懂事时，空壳相机也早已经不知所踪。跟小祖父玩过摄影也没关系，孙立心从牢里出来，“相机”“摄影”作为孙家的敏感词已经五年，早就被成功地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过滤掉了。 初中一年级，她到同学家玩。同学炫耀亲戚从日本给他们带来的佳能相机。EOS 700型，一款面向业余摄影者的自动对焦35毫米单镜头反光照相机，作为EOS 850型更新换代的机型，该款机器设有焦点预测功能和多种曝光模式。她只是想摸一下。同学挡住了她伸过来的手，只许看，弄坏了赔不起。她是个好学生，成绩好到老师和同学极少拒绝她的要求。她觉得很没面子，情急之下脱口而出，谁稀罕！我家邻居就是郎静山，摄影大师。 1949年郎静山去了台湾，很多年里大陆业界对他都知之甚少，在这个小城，绝大多数人更是闻所未闻。就算都天庙街的街坊，你说摄影大师，他们也很难立刻把他跟家门口那个空寂破旧的院落对上号。小同学们笑她瞎说，咱们这地方哪有什么摄影大师。孙宴临只是嘴硬：当然有，还是邻居，但更具说服力的信息一条列举不出来。她说天不早了，先回家吃晚饭，明天再给你们普及。 回到家，父母也语焉不详。正好母亲煮熟饺子，让父亲端一碗给小祖父。父亲出了门把饺子交给孙宴临，在她耳边说，送去，问小爷爷。在孙立心的小屋里，孙宴临看到一摞手稿；六年后这摞手稿在一家偏远的出版社出版，书名《夜静春山空：郎静山和他的艺术世界》。那部书稿，文字问题不大，间或小祖父做点解释，孙宴临囫囵囵也看得下来；图片资料麻烦，孙立心隔三差五跑各家图书馆，郎静山的摄影作品他只能用铅笔临摹下来，经常一张照片要画一天，饶是如此精心，效果也往往不尽如人意；更兼若干图片资料可画性极弱，孙立心只好转着圈用文字解释，看得孙宴临脑袋一圈比一圈大。 收获倒也立竿见影。几十页手稿和几幅临摹图片看下来，不仅唬住了同学，还被同学们目为了专家。“专家”的虚荣逼她沉下心读完了小祖父的全部手稿。一本书看下来，她觉得自己跟摄影有了隐秘的关系。她跟小祖父说： “我也要学拍照。” “那玩意儿害人，”孙立心说。他的后半生一直很瘦，大夏天穿衬衫也要把扣子扣到顶。吸了三口烟后他又接了下半句，“太贵。要喜欢，就从画画开始吧。” “这么简单？”晚饭后坐下来喝茶，我问她。 “那得多复杂？” “一辈子的志业，总要隆重点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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