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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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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车去周信芳故居。想起我祖父祖母两人在北京，吃过饭就往机器前一坐，雷打不动听周信芳。周先生中气十足略带沙哑的嗓音，听得老两口摇头晃脑、摩拳擦掌。开始是唱片机，后来是转磁带的录音机，然后是影碟机，恨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单曲循环。《徐策跑城》《萧何月下追韩信》《鸿门宴》，听多了我都会唱了。小学五年级，跟同学打赌，夏天晚上钻进北大，从未名湖博雅塔那头往翻尾鱼石处游。看谁先抓到鱼尾，输了在联欢会上表演节目。我输了，就唱了《追韩信》经典的那段，从“我主爷起义在芒砀”到“撩袍端带我把金殿上”。唱的时候心里还打鼓，担心顺不下来，过去只是听，从没试过。竟然没怎么走板就唱下来了。为达到周先生的效果，我粗着嗓子吼，唱完了再说话，嗓音更像周先生了。 周信芳故居在河边上。转过一座小桥，一个古朴典雅的小院，院门上方的匾额上题写着“周信芳故居陈列馆”。1895年1月14日，周信芳出生于此。六岁离开这里，随唱青衣的父亲周慰堂去杭州，师从陈长兴练功学戏。故居里藏品不多，以图片资料为主，陈设也简单；院子前后植了丰肥的芭蕉和藤萝，显得蓬勃兴旺。现在主要是京剧票友雅集和日常吊嗓子的好所在。都傍晚了，闻得到街巷里晚饭的香味，小院里还在咿咿呀呀地唱，京胡、板胡交替响。有唱《贵妃醉酒》的，有唱《借东风》的，有唱《四郎探母》的。有唱的就有听的，时不时一团叫好。 我问了一个看热闹的大爷，说谢仰止刚走，晚饭后还会再来。他们像上班一样每天来，只是上班时间各有讲究。大爷说，我堂伯每天半下午来，听一阵唱一阵，回家吃晚饭，饭后遛一圈，拐个弯又来了，一直到故居小院关 门。我堂伯是个人才，唱了一辈子淮海戏，退了休改唱京剧了，还专攻麒派。要不说那剧团领导提起他，五味杂陈地“老谢”呢。在淮海剧团里潜伏了几十年。我找了个马扎坐下，等。 一等不来，二等还不来。我又问那大爷，大爷说，这就该来了。再问；应该很快就到了。弄得我也不敢走，怕前脚走，我堂伯后脚来了。实在饿得心抖肝颤，那会儿天黑过好几个钟头了，我打算第四次问那大爷，大爷早回家了。票友只剩下四个：一个唱的，一个拉二胡的，外加俩看客。我连看客都算不上，就是个找人的。谢仰止这会儿没准已经睡着了。我出了小院，哪里灯光亮堂就往哪里走，见到头一家小饭馆就进去：一碗长鱼面，两瓶啤酒，半斤猪头肉。 吃舒坦了，跟麒派京戏听舒坦了，是同样的舒坦。我抱着肚子出了小饭馆的门，找块石头坐在路边，抽了两根烟。 这是我祖先的城市。父亲说，落户淮安的第一代先祖叫谢平遥，在漕运总督府衙门里当翻译，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后来这位平遥公去了清江造船厂，这地方现在连遗址都找不到了。平遥公在造船厂也没待几年，辞去公职，沿运河北上到了京城。也没待多久，开始跟一群士人举子追随康梁改良的余绪，其后拥护革命党，接下来反对袁世凯。在北京待了十几年，袁世凯称帝前，点名要灭掉他。平遥公地位名望应该很一般，反正我在相关的史料中没见过“谢平遥”这个名字。但谢平遥英语好，据说后来自学了意大利语，法语、德语也通一点，起码吃喝拉撒日常交流应付得过去，这在一百年前绝对是难得的人才。那时候的清政府和袁世凯不怕中国人，怵的是外国人，就怕洋人说三道四。我先祖平遥公有能力把洋人的说三道四翻译成汉语给中国人听，所以他们很讨厌他，觉得他也挺重要，悬了赏金要他的人头。这都是我祖父说的。说起自己祖父的脑袋很值钱，我祖父十分得意。 但是平遥公最终还是回了清江浦，至于原因，我祖父语焉不详。有时候说为了逃命，人家悬赏了嘛，在北京混不下去了；有时候又说受了刺激，心灰意懒，回老婆孩子身边养老了。究竟什么刺激他又说不清，但是有一件事我祖父言之凿凿，那就是平遥公写过不少关于运河的文章，用宣纸和毛笔，竖着从右往左写，他小时候亲眼见过。我认为有一定的可信度，首先有目击者，我祖父；其次，寓居北京的那些年，平遥公隔三差五会回清江浦，大河上下来来回回总得有个一二十趟吧，一连数日困在船上，书读累了只能盯着水看，想不成专家都难。回淮省亲的次数，有平遥公的儿女数量为证；我祖父回忆，他祖母前后怀过十二个孩子，虽然活下来的没几个。就算高祖母土地肥沃，那也得高祖父去播种啊。 问题是，依然没有什么资料可以证明平遥公是研究运河的专家。我祖父到老了，某日在家看电视里周信芳的录像。抗日期间，周先生为救亡募捐，到北京演出，一路有意大利记者随行采访，我祖父突然冒出来一句： “哎呀，我爷爷当年陪过一个意大利人来过北京！那是个运河专家！” 那又怎样？陪意大利运河专家来北京，不等于他也是运河专家。 “也是啊。”我祖父抹着他那已经掉光了头发的脑袋，想得十分用力，“可是，你太爷爷写的那些文章跑哪儿去了呢？”这话是跟我父亲说的。 那时候我父亲还是研究所里的科研骨干，尚未培养起跟年轻妇女跳舞的兴趣，回到家就在草稿纸上列各种奇怪的算式。我父亲说：“没准‘文革’时被抄家抄没了。” “当时咱们家住在偏远的河边，周围一大片野地。”祖父又使劲儿想了想，“没抄出啥啊。他们嫌远，不愿去。那时候你太爷爷八十了吧，每天坐在太阳底下，守两块碑，有人求字，他就拓一张给人家。像个慈祥的弥勒佛，人缘好极了。” “拓碑干吗？”我问。 “你高祖父字好，街坊邻居没事就来求一幅，装裱后挂家里，或者当礼物送人。老爷子来者不拒。八十岁写不动了，就写了龚自珍的两首诗和一篇文章，找人刻到碑上，谁再要字，他就拓了送人。” “免费？” “当然。奇怪的是，碑刻好后，求字的人却少了。经常在太阳底下坐两三天，也送不出一幅字。” “碑呢？” “早不知被谁砸了。没人求字也有原因，乱了，运动了，谁还有心情看字。” “那我高祖父后来呢？” “死了。中午我去叫他吃饭，他坐在太阳底下的藤椅里，头歪在右边的肩膀上，气都没了。医生说，嗓子眼里有痰，堵上了，一口气没上来。旁边就是写了龚自珍诗文的两通石碑。” 我和父母都不吭声。老祖宗死了，我们觉得应该沉默一下，以寄哀思。祖父对我们安静表示诧异，问我们怎么了。 “高祖父死了啊。” “死了就死了。谁不死？”祖父说，“我跟你说，望和，我最高兴的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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