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35)_徐则臣

三五

　　我们都看着他。我们知道他马上就会公布答案。自问自答是祖父老了以后最重要的交流方式。

　　“就——是，”祖父的声音像坐上了秋千，“你爸爸跟你高祖父一样，也来到了北京！”

　　坐在淮安的街头上，我还能想起祖父说这话的表情，两眼突然变得比光脑门还亮。好像他儿子来北京不是普通的求学和工作，而是跟一群人平地建起了一座北京城。

　　祖父已经故去有年，如果他老人家还在，知道我现在正做《大河谭》，成了半吊子的纸上运河专家，没准这会成为他“最高兴的第二件事”。在他老人家看来，能在运河的问题跟高祖父保持一致，那也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差不多等于运河是咱们谢家人开凿出来的。

　　坐在祖先的城市里，我不觉得陌生，当然也不觉得熟悉。很小的时候来过，被大人抱在怀里，黑眼珠也滴溜溜地乱转，什么都没记住。我又抽了两根烟，决定明天去找清江拖拉机厂。

　　第二天睡到自然醒，打了114电话查询，又上网搜索，确定清拖萎缩成一个小企业，迁到了城东南的开发区。在北京生活惯了，到哪个城市打车都不觉得远，安心地看出租车计价器上的数字在跳。跳到三十八块钱时，停下来。当年中国拖拉机制造业的三大巨头之一，如今变成了一个袖珍的门脸。我在门口抽了一根烟才进去。在祖父和父亲的描述里，清拖何等风光，大得足以自成一个帝国，你可以三百六十五天在厂区里不出门，社会主义的美好生活一样也不会落下你。必须抽一根烟才能弥合这个心理落差。

　　留守处的工作人员也在抽烟。五十岁左右，上个星期的胡子到现在都没刮，烟雾从胡楂中间穿过，给我一种生活兵荒马乱的感觉。他对每一口烟都无比迷醉，吸入时用力，像在吸世界上最后一口氧气；吐出时嘴巴大张，每一颗黑灯瞎火的坏牙都数得出来。他坐在一把木椅上，让我写出堂叔的名字。

　　谢仰淳。

　　他把嘴撇开来，歉疚地摇摇头，没印象。

　　“退休了。”

　　“退休了啊，我说呢。”他如释重负，狠狠地抽一口烟，好像退休了不认识不算渎职。

　　我递给他一根苏烟。到了江苏要抽老家烟。

　　“我帮你查查，”他起身去背后的一个柜子里翻找。半根烟工夫，他说，“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谢仰淳，就是被车轱辘砸死的那个。”

　　头脑嗡一声就响了，“您说的是那个谢仰淳吗？”

　　“咱们清拖历史上只有一个谢仰淳。”他坐回原位，可能觉得我堂叔死了，我需要安慰一下，问我要不要从窗户那边绕过去，进门到房间里坐一坐，我说站在这里就很好。我只想把堂叔的死因听清楚。“原来死的是他啊。”他点上我给他的苏烟，我随手又递给他一根。“好多年前就听说了。那会儿你堂叔还没到退休年龄吧，下班路上被车轱辘砸死了。你说世界上就有这么巧的事，出门撞见鬼。一辆卡车正踩着油门挂在四挡上跑，一个轱辘脱落了，车子在这边继续跑，轱辘往那边跑，一边跑一边跳，遇到个坎，跳得更高，落下来，砸到骑着自行车的你堂叔，脑袋都砸扁了，脑浆崩了一地。”

　　我赶紧又递一根烟，没必要再说了。我转身来到大街上，谢谢都忘了。没见过谢仰淳，但他是我堂叔。觉得胃里有东西往上翻，必须亲自抽一根烟才能平息这恶心。一个制造车轱辘的人，最后被车轱辘砸死了。

　　在开发区宽阔的马路上踢踢踏踏地走，突然有种无所适从的空寂。闲得慌，闲得发慌。在北京天天忙得脚不点地，电话、微信、短信、邮件，各种提示铃声，一天到晚就没断过响，好像我是多重要的人，被全世界人紧急地需要着。到这里，手机突然失声了，所有人集体约好了似的放我一马。梦寐以求的空白终于到手，我却不知道干什么了。这就是传说里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么？我像个二流子在祖先的土地上晃荡，晃得身心空空荡荡。突然电话响了，我得救一

　　般赶紧摁了接听键，就是个骚扰电话，我也打算跟对方认认真真地聊上一会儿。

　　助理小王打来的。网上署名“瑞拍客”的瑞典小伙子找到了。西蒙·格朗瓦尔，二十六岁，哥德堡人。在苏州学了几年汉语，毕业后找了份给欧洲报刊自由撰稿的工作，继续待在苏州。此人闲下来喜欢到处乱逛，边逛边拍，觉得好玩的就发到网上，自命“瑞拍客”。他的短视频中，有一个大运河系列，从南到北，“一个歪果仁眼中的水边中国”。工作室的小朋友在网上偶然发现的，觉得有点意思，前些天跟我说过，我说好，跟进，该搜集的搜集，该整理的整理，然后寻找作者。小王说，找到了。西蒙·格朗瓦尔刚娶了一个中国女孩，成了苏州的女婿，他对我们的节目很有兴趣，如果需要，随时可以出镜。不过最近他想带媳妇回老家待一阵子，见见父母，看看瑞典，我们得给他个确切时间，要不就等他回来再说。小王担心等他回来黄花菜都凉了，问我怎么办。我说当断就断，让他们把手头的材料先发给我，现在就回酒店看。做不做下午就给他个准话。

　　有事做的感觉真他妈好，我拦辆出租车直奔酒店。进了房间，打开电脑，小王已将相关材料发过来了。看完挑选出来的三十九个视频，以及小朋友们草拟的方案，觉得可行。视频里的西蒙·格朗瓦尔给了我一个好印象，面对运河，他的眼睛里闪动着真诚的光。这一点很重要，他是真心喜欢这条浩浩荡荡的长河。这家伙贪玩，在拍摄运河人家的生活时经常搞怪，努力用不同的方言跟当地人瞎聊，搞得大家都很喜欢他，积极配合他的拍摄。有一个视频里，他指着一条张大嘴活蹦乱跳的鲤鱼说，这条鱼我不敢吃。人问为什么，他一本正经地说，它是活的，我怕它咬我。缺了门牙的卖鱼大爷被逗得咧开嘴笑。

　　看完视频，整理出一个思路，把方案又给完善一下，发过去，已经下午三点。到酒店附近一家老字号面馆吃了碗面，又去礼品店买了些礼品，打车再去周信芳故居。

　　下午四点半钟的故居最热闹。午睡都起了，晚饭还远，不上班的票友全来了。整个院子里三五成群，咿咿呀呀此起彼伏。唱老生、唱青衣、唱花旦、唱老旦、唱花脸的都有。院门敞着，我从院子里最近的一拨看过去，希望能在哪位老先生的脸上认出老谢家的表情来。转到第二拨人时，昨晚那个大爷看见我，对我招手。他和一群人围在一个亭子下，他还是个听众。我走过去。他对一个跷着二郎腿坐在躺椅上的老人说：

　　“老谢，有人找。”

　　老谢扭过脸来。我能肯定这就是我堂伯谢仰止，他对陌生人的警惕和犹疑，可能是谢家祖传的，反正在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我在他的脸上看见了我祖父的表情。他是我祖父的亲侄子。我堂伯在这一群人里显然鹤立鸡群，他就是干这个的，虽然退休之前唱的是淮海戏。他的专业身份和地位，他在多年的表演生涯中养成的做派和优越感，就连多年经营和保养的皮肤和身段，也让他在一群中老年票友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只有他一个人半躺在椅子上，唯一一架躺椅。别人坐的是木椅子、条凳、自带的小马扎，或者站着。谢仰止穿一身黑，对襟盘扣外套，方口的北京黑布鞋，素净，低调的深沉和奢华。他用力看我一眼，没说话，用眼神问我谁。

　　“伯伯好，”我尽力走到他面前，弯下腰，“我是望和，我爸谢仰山，您兄弟。”

　　谢仰止还是不说话。但我能看出他的胸脯在起伏，他在控制自己。

　　“这次来淮安出差，爸妈嘱咐我一定过来看看您老人家。”

　　“你，真是谢仰山的儿子？”我堂伯慢悠悠地终于开口了。

　　“千真万确。做过亲子鉴定的。”

　　“谢仰山头上有几个旋？”

　　把我问蒙了，没见过这种查户口的套路。“一个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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