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有个女儿国(5)_白桦

五

　　交谈之下，才知道她并非村姑小姐，而是市里一位前副市长的千金，姓方名芸茜。一96六年她的父亲就被“揪”出来了，反复批斗之后下放干校，他所在的干校和我所在的农场相邻。方芸茜每个月都要来看她那位连白丁都不如的前副市长爸爸，给他带点劣质香烟、粗饼干之类的东西。她不敢带好香烟和优质饼干，那是要被没收的，“走资派”还享受！“狗性难改”！她的生母早在她五岁的时候就病故了，继母很年轻，“文革”一开始就“造反”离开这个家庭了，在批斗方副市长的大会上勇敢地揭发了丈夫的反动言行，一度成为全市知名的立场坚定的女战士。

　　奇怪！我怎么今天才见到她呢？以前的二十多个月的二十多次机遇到哪里去了呢？田野的小路呀！弯弯曲曲细又长，今天总算把她送到我面前来了。她从十三岁起就独立生活了。她还有个哥哥，下放到遥远的新疆，只有她自己留守大本营——一套三居室的公共房屋，是方副市长被赶出首长禁区内的别墅后分配的住处。她的脖子上挂着一把钥匙，既无学校好上，也无工作可做。

　　哪个造反组织部不要她，她也不去依靠哪个造反组织或任何组织。尽量像小老鼠似地躲在洞里，每天在天亮之前出来买点菜，无师自通地做饭做菜，还偷着收藏了几本书，有古典小说，也有样板戏剧本，菜谱，尼采的《查拉图斯拉如是说》，甚至还有一本“文革”前也很不容易看到的叫《健康性技术》的书。据她说，这些书都是她像小老鼠似的在夜晚溜到那些过去的“学术权威”的居室墙外衔回来的，有些书躺在阴沟里躲过了被火焚的厄运。

　　她和我初次见面就把她的珍藏告诉了我。我也不明白我有什么魔力，会让她那样信任。她的语言、思路，和我完全不一样。她的语言里从不带任何政治概念，这在当时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她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她有着蜗牛式的自由。我和亿万中国人都没有，我由衷地对她艳羡不已。

　　我这个曾经自以为“天下事我们不管谁管”的革命英雄，竟然会羡慕蜗牛式的自由而求之不得，变化之大，真可谓“天翻地覆慨而慷”。我向她急切地表示想走进她的蜗牛壳里去，她笑而不答，看样子并不反感。她看着我，好像看着一头浑身泥浆的水牛。渐渐从她那变得惊异了的目光里看到我自己有点不大对劲了，没有动竟会呼吸急促起来。我想一跃而起，摆脱这困境，中枢神经又指挥不动自己的四肢。她咯咯大笑，捂着嘴跳起来。我狼狈不堪地陷身在干草堆里，对自己感到特别失望，简直是丢人！就像一个心怀鬼胎的小偷被人当场揭穿一样。

　　“再见！”她扬起手里的空网袋走了，当她跑到公路边的时候，用手掌做了个喇叭筒向我大喊一声，“还能再见吗？”

　　上帝这才把我全身的力气发还给我，我挥着赶牛鞭，使尽吃奶的劲回答她：“等——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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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注视着那扇窗户，过去，窗上贴的是黑纸；现在，挂上了有蓝色小碎花的布窗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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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幸运是我在与她交谈中记住了她的住处——街名和门牌号码。上帝！——一个前红卫兵居然经常从口腔里冒出上帝来！——从那一分钟之后，我的全部智力机器都开动了，必须找到一个锦囊妙计，离开农场，进城去！诸葛亮已经在公元二三四年溘然长逝，即使他是我的亲爷爷也无济于事了。人在绝境之中，想象力立即激增。古代的中国人处于绝境，必有优美的诗文，现代的中国人——譬如说我吧，身处绝境却毫无文采，只好非常务实地想到死去了一千七百多年的诸葛亮，希望他能给我一个锦囊。但很快就意识到这是胡思乱想，浪漫主义之光焰随即熄灭。请事假？苦无一条可以成为理由的理由。远在北方的家已经名实俱亡，父母早在“文革”第一年，当我正在天地之间无限膨胀的时候，他们关上门窗，打开煤气，双双自尽。

　　那时候，我一点忧伤也没有，而且还说了一段当时非常时髦的俏皮话来。我说：他们的死，轻如鸿毛，只不过是一对专钻故纸堆的蛀书虫，被滚滚向前的革命洪流所淹没！这段话赢得正在集合的红卫兵战友们雷鸣般的掌声。几年过去了，随着失望而生出来的内疚，日渐加深，每每迟来的悲痛使得我像苦行僧一样，深夜在结冰的湖面上爬行，以惩罚自己的没心没肺。现在，即使从实用的观点来看，也需要一个家，要是有一份“父病危”之类的假电报该多好！如果当时他们不死，不双双死去，留在现在，一个一个地死，也可以让我从这座地狱里爬出去透两次气呀！

　　我在农场的军代表的小记事册里，是一个画了一连串“？”的人，政治性俏皮话大多出自我口，但我的俏皮话都是擦边球，他们抓不住我。只是，我从来都没有过好的表现，诸如告密、主动忏悔对某一个政治要人的腹诽、主动交代某一件罪行。

　　当然，还有些另外的办法，诸如：事先创作一本英雄式的日记，偷偷点着一间民房，然后再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奋不顾身地抢救。或者，在深夜里，光着身子从热被窝里跳出来，声嘶力竭地大叫：“抓阶级敌人！”然后追杀出去，用铁掀砍伤自己，制造一个血流不止的可怕的伤口，倒在地上，装着奄奄一息的样子，当着赶来救护的人们痛苦地呻吟着：“别管我，抓敌人要紧！”

　　所有这一切我都做不出，好像从未登台演过戏的人，杀了我，我也不会从正常人尚可适应的后台走到灯火辉煌的前台去。何况，我也很怕疼。如果我提出请假，绝不会批准。“想到市里去买点零用东西。”“写个单子，叫别人带。”“修表。”“有人去的时候，捎去修。”“进城看看。”“怎么？不安心改造？！”我只要提出任何一种因由，都会被驳得哑口无言，甚至还会说我想去进行“反动串连”。

　　退一万步，准我进城一趟，也要派一个“表现”良好的同学陪同，这无异于跟上一个“KGB”，他会毫不留情地记下我的一言一行，包括细微的表情都点滴不漏，然后联系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形势，进行上纲上线的分析汇报，完了！以后的日子就更加“好”过了。一丁点浪漫主义色彩的幻想都得排除，必须进行实打实的科学实验。请病假！我选中了农场医务室为进攻目标。虽然我知道这是一个极难攻陷的堡垒。

　　两位医生，一男一女。男医生是个老于世故的中医，姓余名寿臣，历史上曾是一个乡村土医，以偏方草药行医餬口，后来曾由于掌握了一种闺中秘方，被一大官僚收为门下客。解放后一直在区级医院门诊室担任中医。“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经过多次批斗，本来不多的头发被揪光，自己把自己骂得猪狗不如，才得以“在原岗位上改造，以观后效”的天恩宽赦。每每感激涕零，鸣谢不已，如果说，过去他曾经由于饥寒异化为狗的话，现在又由于恐惧异化为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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