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田间等人的诗歌创作(4)

田间等人的诗歌创作(4)

　　前一时期创作了《烙印》、《罪恶的黑手》等重要诗集的臧克家，抗战开始后带着充沛的热情写下大量诗歌。《从军行》、《泥淖集》、《呜咽的云烟》等集子，是较早的收获。作者当时正以文化工作者的身份，亲历着前方的战斗生活，他感受到时代的伟大精神，渴望自己的诗歌能随着战斗生活的深入，更好地表达出时代的声音。他在战时第一首诗《我们要抗战》中即曾写道：“诗人呵，请放开你们的喉咙，除了高唱战歌，你们的诗句将哑然无声”。他这时的诗歌，自然地反映着热烈兴奋的情绪，充满着战斗的希望和信心；又由于他在前方目睹了战士的牺牲，人民的痛苦，以至汉奸的无耻，所以诗作中又时而流露出悲痛和愤慨的心情。《伟大的交响》、《血的春天》等都是较感人的作品。

　　前方的实际斗争生活，还给他的诗作带来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真切地表露着对于祖国命运的责任感和战斗的抱负。在不少诗作中，他对自己，也对青年战友们，提出了热诚的勉励。他在《别潢川》中写道：“为了祖国，把生活浸在苦辛中，为了抗战，甘愿把身子供作牺牲。”其它如《换上了戒装》、《为斗争我们分手》、《匕首颂》、《祖国叫我们这样》等，都表现了这种战斗的意气。

　　这些诗集，具有作者一贯的创作特点，如比较注意诗歌的形象等，同时也如抗战初期不少诗歌那样，由于形势发展的急促，字句上一时未能从容锤炼。作者以后曾严格地、详细地谈到这些诗歌存在着深入生活和艺术琢磨两方面的不足（注：臧克家：《十年诗选·序》），但应该说，它们虽不象作者前期诗歌那样精细、凝炼，却也别有长处，大体上比较奔放流畅，富于抒唱的意味，语言也较朴素。

　　《淮上吟》包括长诗两首，纪录下作者一个时期的实际斗争生活，艺术上较为精炼。

　　作者自己比较重视的是稍后的诗集《泥土的歌》和长诗《古树的花朵》等。《泥土的歌》分三部分：《土气息》、《人型》、《大自然的风貌》，共五十二首，作者日后曾称它“是我从深心里发出来的一种最真挚的声音”（注：《泥土的歌·当中隔一段战争》）。还曾写道：“我就在这样乡村里，从农民的饥饿大队中，从大自然的景色中，长成的一个泥土的人”（注：臧克家：《十年诗选·序》）。这些诗歌不同于上述诗集，而与前期《烙印》等集诗作相似，抒写的是农村的生活，农民的命运。

　　由于作者的笔触回到他最熟悉、热爱的题材中，诗句大多具有生动的形象，感情也较真挚、沉凝。如《手的巨人》、《海》等，都倾诉了对农民深切的爱。但《泥土的歌》中又的确表现了比较古旧的感情，作者在《诗句》中虽然提到“有愁苦，有悲愤，有希望，也有新生”，然而，诗歌中的希望、新生，大多还是比较模糊的期望，对农民的歌颂，也较多停留在传统美德、甚或某些在新时代中应该变化了的东西上，如近乎无抵抗的“牺牲”，沉默被动的命运等。正象作者在《海》中写的：“我爱那红的心，黑的脸，连他们身上的疮疤，我也喜欢。”它们缺少在当时激烈斗争形势下产生的新的性格。

　　作者本人后来曾几次谈到这个局限，指出“那种忧伤的情感，和昂扬的斗争的真实，相去又多么远哪……”（注：《关于〈泥土的歌〉的自白》，见《文艺生活选集》之四《创作经验》，智源书局1949年11月版）。《古树的花朵》是作者化了很多精力创作的五千行长诗，如《序》所说，诗中的主人公范筑先是诗人“用自己的心血塑成的一个艺术上的人物”，这是在山东省坚决抗日的军人，长诗歌颂了他组织群众、团结抗日部队、坚持战斗、最后牺牲的史实。诗歌感情庄严深切，格式比较自由。

　　但长诗创作，正当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蒋介石反共高潮之中，这一重要的历史特点，未在长诗中得到必要的反映，对于蒋介石政府的认识不符时代实际，真正的抗日力量也未得到表现。这些极大地影响了作品的历史真实性。同时创作的还有《向祖国》集，收叙事长诗六首，其得失也同《古树的花朵》相似。

　　抗战期间，何其芳从事诗歌散文等多方面的创作。《夜歌》集反映了他诗歌创作的重要发展。

　　诗歌，是何其芳最早运用的文学形式。抗战以前的诗作都收在《预言》集内，其中一九三二年左右写的最有代表性，当时作者二十岁，“成天梦着一些美丽的温柔的东西”（注：《刻意集·初版序》）。这些诗歌吐露了一个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的心声。他寻找和向往着人间美好的东西，尤其是爱情。他以赤子的热忱寻找它，珍惜它，以至心都“颤抖”了，他只敢轻轻地歌唱，暗暗的试探，并且悄悄地聆听和等待这美好东西的“足音”的来临，而没有热烈的追求。纵有，也只是在怀念中或梦中。

　　作者开始创作时就注意形式的整齐，音节的和谐，韵律的严格，特别是诗的形象的描绘，以求意境的完整。所以这些诗歌大多具有细腻、缠绵而又低徊的情调。但现实毕竟敲到了他“紧闭的门前”。在作于后几年的诗歌中，连青春的向往也已很少，更多的是“成人的寂寞”（注：《预言·柏林》）了。即使还有“梦”，也已失去了幻美，作者时时从梦中惊回，向现实投下一瞥，哪怕只是身边的狭小的现实。

　　写于抗战前夕的作品，开始感染了时代的气氛，作者已经领略到人间的苦辛，诅咒战争，诅咒侵略者，写到了农村和城市的不平、痛苦。同时也开始改变自己诗歌的美学要求，“再不歌唱爱情”（注：《预言·送葬》），“不爱云，不爱月，不爱星星”，而要“叽叽喳喳发议论”（注：《预言·云》）。但明显地体现这种改变，则有待于以后出版的《夜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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