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田间等人的诗歌创作(3)

田间等人的诗歌创作(3)

　　在《中国牧歌》、《中国农村的故事》中，作者已开始在诗歌形式上作出新的探索，到《给战斗者》，表现得更为成熟，即所谓“鼓点”式的诗行。作者善于以精短有力的诗句来表现战斗的激情，又以连续反复的出现来渲染雄壮的声势，这精短和反复，自然地在节奏上形成一种急促感，增强了鼓动性，有力地激起读者感情的共鸣。诗歌形式与风格上的这种特点，与抗战前期的时代精神正相契合，因此产生很大的作用。

　　同一时期，田间还创作了《呈在大风沙里奔走的岗卫们》和《她也要杀人》两部诗集。前者写于一九三八年三——五月，共二十五首，大多描写作者参加的党所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斗争，战友们的活动等，充溢着深厚的感情，唯有明确认识这些革命工作的意义、对工作满怀激情者，才能写出。如《播音》形象地描写了歌咏队广播的政治意义，《你们到国境上去》为战友的远离抒情：“我祝福你们底呼声，灌进沙漠……而且把睡眠的土地，从大风沙里唤醒。——让它看见我们呵，为什么，要和仇敌战争。”优秀的朗诵诗《儿童节》正说明了作者当时在服务团工作的实绩。

　　长诗《她也要杀人》写一位中国北方农村妇女的悲苦命运，从中反映了中国农民在民族压迫下日益觉醒的历史真实。善良的白娘身受日寇侮辱，儿子遭害，房屋被烧，她克服了死的欲念，拿起刀来，呼叫着“我要杀人”，奔走在旷野上。从求死到斗争，从善良怯弱到刚强，正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这种觉醒。作者充满强烈的爱和憎，向侵略者作了愤怒的抗议，并且在广大受害人民身上寄托着信任的希望：“群众的火陷正在这边扩大着”，“在她底前面，中国的森林、大河、高山和人民底田野道路……已经披起了战斗的武装”。

　　但可能受掣于作者难以抑止的情感，长诗中较多激动的呼唤、急促的跳跃，而叙事诗要求的实感则嫌不足，人物形象不够明晰，缺少发展。她奔跑呼号，但不明方向；她有仇恨，但孤独；她从极度痛苦中产生的略带疯狂的性格，未能提高到投身民族解放斗争的高度，这就使本是产生于现实生活的“斗争的纪录”（注：《写在〈给战斗者〉末页》），却受到了损害。作者于一九五四年曾对此作了很大的修改，基本上克服了这个缺点，增强了作品的斗争产感，人物的心理、性格也都可信、健康得多。

　　抗战后期，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作者的诗歌创作，在风格上、内容上都出现新的发展，它们体现于后面要谈到的《抗战诗抄》、《戎冠秀》、《短歌》、《赶车传（第一部）》等作品中。

　　在大革命时期就开始诗歌创作的柯仲平，抗战后进入他创作的最重要阶段。他不仅保持着早期固有的热烈的情绪，更主要的是在作品的思想内容、描写的人物题材等方面，都有了全新的开拓，抗战开始后作者较早去到延安，在认真创作的同时，从事着其它的战斗活动、文艺工作。这种深入实际斗争的努力，使他的作品始终发扬着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长处，较少流露非无产阶级感情，这在当时比较知名的作者中，是颇为少见的。

　　作于一九三八年的《边区自卫军》和《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两首叙事长诗，不仅是作者的代表作品，也是当时诗歌创作短诗、抒情诗居多的情况下值得注意的收获。作者在《边区自卫军》的前面写到：“我们的文艺方向是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这方向统一着我们文艺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我们正往这方面前进。”两首长诗体现出作者正是自觉地遵循着这个方向的。《边区自卫军》描写边区人民武装捕捉汉奸的故事，歌颂李排长、韩娃等人机智、勇猛和纯朴的性格，也歌颂他们在战斗中的成长，全诗洋溢着对于子弟兵的亲切感情，较好地反映了欢快的边区斗争生活和人民战争必胜的信心。《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第一章）虽然只写了大队的产生，未及描绘他们正面的斗争，但作者通过共产党员李阿根按照党的政策，团结和教育工人，组成坚强的队伍等描写，突出宣传了坚持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一思想，具有较大的教育意义。

　　作者写这两首长诗，都起因于听来的故事，但他并未拘泥于真人真事。如《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中的人物，就是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典型”来写的（注：《边区自卫军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改版序》）。作者虽非亲历其事，但他在根据地这段斗争生活的实践，以及以前“有一时很接近工人”（注：《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自序》）的经历，有助于补足这个局限，因此，所写战士和工人比较生动，有鲜明的个性，具有一定的感染力。《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更是正面描写工人集体行动的最早出现的长诗。

　　柯仲平还十分注意诗歌形式的大众化，努力采用和吸收民间歌谣、群众语言和日常口语的长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长诗中不乏形象的语言、比兴的手法，节奏也较明快整齐，易于诵唱。虽然长诗的不同章节在风格、水平上还未能保持均衡、一致，成为较明显的缺点，但这种粗糙正和新鲜、活跃的特色一起，反映了较早尝试中的得失。

　　作者还力求将创作与朗诵结合起来。早年写作《风火山》时期就曾尝试这样做，抗战开始后作者更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这两首长诗写成后，都经过朗诵的实践。这个特点既反映了作者努力实现诗歌大众化的愿望，也说明了他对创作精益求精的严肃态度。

　　在这一时期，柯仲平还写了一些短诗，后收在《从延安到北京》集内。数量不多，但很有特色，艺术上比较完整。这些诗歌和两首长诗一样，情绪昂扬，斗志饱满，革命精神充沛，具有鼓动的力量。如《告同志》等在当时有很大影响，《民主剧团歌》、《“打肩”》等写出了作者对边区的爱和深入民间的热情，《延安与中国青年》中感情深沉的歌唱，不仅为了广大的青年，也正是作者自己在延安的生活和创作心情的抒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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