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田间等人的诗歌创作(5)

田间等人的诗歌创作(5)

　　《夜歌》一开始就向现实呼唤。写于一九三八年的《成都，让我把你摇醒》，是为了唤醒在一个应该觉醒奋起的时代的昏睡的现实，这也正反映了作者本人已从早年的梦境中醒来。很快，他到了延安，此后的诗作，有了更明显的进展。写于一九三九年的《一个泥水匠的故事》用炽热的感情、明白的口语歌颂了为民族牺牲的英雄，这是他诗歌中前所未有的，受到人们注意。

　　诗集中的绝大多数作品写于一九四〇——一九四二年。作者曾严格地指出其中有“旧我”与“新我”的矛盾，“旧的知识分子的矛盾”（注：《夜歌·初版后记》）。应该说，这种矛盾是带着未克服的旧我的思想感情奔向新的斗争生活时的矛盾，是文艺为个人的传统习惯与文艺为民族解放战争服务的良好愿望的矛盾，这种矛盾就使他的诗歌纵然在进展，有时又退让，挣扎着前进。

　　但不论《夜歌》集里的矛盾如何明显，比起《预言》来，却完全是别一个世界了。如同《快乐的人们》、《北中国在燃烧》等诗歌所反映的那样，从自我到了集体，从梦境到了现实，从厚厚的墙内到了根据地的旷野，叹息变为劳动、战斗、歌舞，星、月和云变为燃烧的烽火，这是很大的发展。只是当作者歌颂到革命的意义和理想时，往往好象失去了时代的、阶级的实感，而代之以快乐、美丽、诗意、光辉、谐和等比较抽象的向往。

　　当然，时间不同，情况也有变化，如一九四〇年的五支《夜歌》就较多地反映了这种矛盾：既“喜欢做着一点一滴的工作”，又“喜欢梦想”；既“快活地爱好我自己”，又“痛苦地想突破我自己，提高我自己”；既“要起来到工人们中去”，又是“我什么地方也不去”。而一九四二年的《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生活是多么广阔》等十首短歌，则都有明朗向上的调子，歌唱现实，歌唱群众，歌唱青春，也歌唱自己的革命变化，即使偶而写到过去的苦难，也都能在现实的鼓舞下洗去忧伤。这正反映了延安的革命环境对他的影响。

　　如果说，当时其他很多作者在描写着现实的变化，何其芳似乎更多地在细致地剖析着这变化的现实中，一个要求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内心的发展。在他的诗中，总有自我的心在跳动，虽然有时只是较小的天地中的悲喜哀乐，但他却总是真心实意地对待它。他的创作接受时代的影响也许缓慢些，但他又总是十分殷切地积累着，他的诗歌和其它文字充满了恳切的思索和自我否定。这预示着以后扎实的进展。这些诗歌虽然生活思想内容不一定很饱满，但充溢着作者的热情，爱和恨，否定和向往，又由于作者严肃的创作态度，较明显的艺术特色，因此具有一定的影响，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好的历史作用。这种情况在现代文学史上不是罕见的。

　　光未然的朗诵诗当时曾被人广为传诵，特别是他那些配曲的歌词，更得到广泛的传唱。一九三五年八月，光未然在武汉发表了歌颂抗日志士、反对卖国投降的诗篇《五月的鲜花》。作者以浓郁的抒情笔调写道：“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烈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抗战爆发后，光未然参加了火热的抗日救亡宣传，他日睹民族的灾难，敌人的凶残，人民的奋起，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在延安创作了堪称民族史诗的《黄河大合唱》组诗。

　　诗篇一开始，作者便借黄河上船夫拚着性命与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象征中华民族和日本侵略者的生死搏斗。接着，诗人歌颂“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的“伟大坚强”，用以唤起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增强战胜敌人的信心。面对奔流不息的黄河，作者深沉悲愤地“哭诉我们民族的灾难”：日寇入侵，百姓遭殃，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但是，在黄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祖国优秀儿女，决不甘心当亡国奴，在万山丛中、青纱帐里，他们“端起了洋枪土炮，挥动着大刀长矛”，为“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向敌人勇猛冲杀，讨还血债。黄河发出的怒吼，是向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黄河大合唱》全诗气魄雄伟，震撼人心。

　　诗人通过巧妙的联想，把黄河的形象与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使黄河的流水跳动着时代的脉搏，黄河的波涛响彻着时代的声音。《黄河大合唱》经著名作曲家冼星海谱曲，“音节的雄壮而多变化，使原有富于情感的辞句，就象风暴中的浪潮一样，震撼人的心魄。”（注：郭沫若：《序〈黄河大合唱〉》）一九四〇年，作者在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的低政治气压下，又在重庆写出了长篇叙事诗《屈原》，借历史故事曲折地表达了人民群众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强烈要求。在四十年代的群众民主运动中，光未然还写了一些揭露国统区社会黑暗的政治讽刺诗。抒情与叙事紧密结合，使光未然的诗歌具有一种强烈的感人力量。作者惯于为朗诵或制曲而锻句，他认为“诗歌的语言，主要地不是诉之于视觉，而是诉之于听觉的”（注：五月花·后记），因而很注重语言的简明和音响的和谐。

　　力扬（1908—1964）有诗集《枷锁与自由》、《我底竖琴》、《射虎者及其家族》。由于作者选录较严，所以连同解放后出版的《给诗人》集内新辑入的作品，总计长短诗歌仅四十余首，其中绝大多数于抗战期间。作品数量虽不多，但创作认真，极少粗糙之作。作者为抗战时期的诗歌留下了切实的成绩。

　　这些诗歌，感情深沉而并不低徊，高昂又不流于浮泛，反映了一个要求革命的知识分子对于现实斗争生活的严肃的思索、愿望和理想。艺术上注意形象的手法，语言朴实清新，富有感染力。

　　抗战开始，作者首先将自己的诗情付与动荡的战斗的祖国，歌唱人民“在风暴里勇敢地扭继锁链……呼唤着新生的太阳”（注：《枷锁与自由·风暴》），欢呼“春天终于来了”（注：《枷锁与自由·太阳照耀着中国的春天》）。在长长的战争岁月中，作者始终“用最清脆的、最美丽的声音，谱着各式各样的歌曲”，诉说着对祖国的“衷心的爱情”（注：《我底坚琴·爱恋》）。即使抒写个的眷念，也都升华为对祖国、对革命的热爱（注：《枷锁与自由·同志，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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