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啊，人！(99)_戴厚英

九九

　　【后记】

　　二十年前，我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提前毕业，踏上了多风多浪、多灾多难的文坛。盲从和无知，给了我自信和力量。我自以为已经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地理解了社会、理解了人。我站在讲台上，大声地宣读根据领导意图写成的讲稿，批判我的老师所宣传的人道主义。我说：“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满堂的掌声使我陶醉，我为自己成为这样的“战士”而感到自豪。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写起小说来了。我要在小说中宣扬的正是我以前所批判过的某些东西；我想在小说中倾吐的，正是我以前要努力克制和改造的“人情味”。这对于我来说真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

　　哲学家只要用一句话就能说明我的这个变化：经历了一次否定之否定。我不是哲学家，而只是一个有着正常的感觉器官的普通人。所以，我看到的是命运。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我的亲人和我自己的命运。充满血泪的、叫人心碎的命运啊！还有，我看到的是一代知识分子所走过的曲折的历程。漫长的、苦难的历程啊！

　　我曾经是一个热诚而又单纯的青年，头脑里除了热爱党，热爱新中国，努力学习，为人民服务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我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感情是十分真诚的。这是因为，祖国的解放给我提供了一条我家祖祖辈辈不曾有人走过的道路，我成了我的家族中第一个读书的女孩子，第一个受完高等教育的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又是那样吸引着、鼓动着我的年青的心灵。我坚定地相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道路是平坦的。我无忧无虑，无私无畏，心里充满了温暖和友爱。

　　一九五七年，我的头脑里多了一根弦：阶级斗争。一九六六年，我的头脑里又多了一根弦：路线斗争。

　　我曾经努力理解并且在头脑里“绷紧”这两根弦。我做过“大批判”的“小钢炮”，当过“红司令”的“造反兵”。我曾经虔诚地相信：人世间的一切都是阶级斗争。年年、月月、天天，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

　　然而，我毕竟是人，我的感觉还没有麻木，因而能够感到道路的坎坷，看见人们身上的血迹，脸上的泪痕。这“人们”包括我自己和我的亲人。虽然，我不敢也不愿意去怀疑那一条极左路线，但是，我感觉到良心的蠕动，听得见灵魂的呻吟。我常常在心底里对自己发问：我们的斗争会不会过头？我们有没有冤枉好人？有没有必要在中国的国土上无时无刻、无休无止地挑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两根弦？

　　随着揭发“四人帮”斗争的深入，我知道了许多原来不知道也不能想象的事情。猛然间，我感到心中的神圣在摇晃，精神上的支柱在倒塌。我什么也看不清了。我常常一个人发呆发愣，痛哭，叫喊。我多么想抓住我曾经信奉的神祗和那些努力在我心里塑起神像的人们来问一问：以往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吗？为什么在当时你们是另一种说法？是有意隐瞒，还是有一个“认识的过程”？

　　我的灵魂在一段时期内处在黑暗中。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把我从黑暗引向光明。我明白了，不论是人、是鬼，还是神，都被历史的巨手紧紧地抓住，要他们接受实践的检验。都得交出自己的帐本，捧出自己的灵魂。都得把双手伸在阳光下，看看那上面沾染的是血迹还是灰尘。我微如芥末。但在历史面前，所有的人一律平等。帐本要我自己去结算。灵魂要我自己去审判。双手要我自己去清洗。上帝的交给上帝。魔鬼的还给魔鬼。自己的，就勇敢地把它扛在肩上，甚至刻在脸上！

　　于是，我开始思索。一面包扎身上滴血的伤口，一面剖析自己的灵魂。一页一页地翻阅自己写下的历史，一个一个地检点自己踩下的脚印。

　　终于，我认识到，我一直在以喜剧的形式扮演一个悲剧的角色：一个已经被剥夺了思想自由却又自以为是最自由的人；一个把精神的枷锁当作美丽的项圈去炫耀的人；一个活了大半辈子还没有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人。

　　我走出角色，发现了自己。原来，我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憎，有七情六欲和思维能力的人。我应该有自己的人的价值，而不应该被贬抑为或自甘堕落为“驯服的工具”。

　　一个大写的文字迅速地推移到我的眼前：“人”！一支久已被唾弃、被遗忘的歌曲冲出了我的喉咙：人性、人情、人道主义！

　　我如梦初醒。虽然是冷汗未干，惊魄未定，但总是醒了。我要向同类宣告我的清醒，于是写小说。前年，我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诗人之死》，今年写了这部《人啊，人！》，这两部小说的共同主题是“人”。我写人的血迹和泪痕，写被扭曲了的灵魂的痛苦的呻吟，写在黑暗中爆出的心灵的火花。我大声疾呼“魂兮归来”，无限欣喜地记录人性的复苏。

　　我没有读完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著作，更没有专门研究过马列主义。但就我读过不多的几本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看，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相通的，或一致的。即使从经典中找不到理论根据，我也不愿意压抑自己心灵的呼声了。该批判就批判吧，它总是我自己的思想感情，又是自觉自愿的自我表现。咎由自取，罚而无怨。

　　也是物极必反吧，现在我对“自我表现”这顶帽子一点也不害怕了。我不怕人们从我的作品中揪出一个“我”来，更不怕对这个“我”负责。我想，一个人所以拿起笔来创作，总是因为心里有些什么特殊的感受要表现吧？文艺创作要与“自我表现”绝缘或划清界限，怕也只能是一种幻想，或者是对文艺的无知。全部问题在于，作家要表现的这个“自我”与自己的时代和人民有着怎样的关系。我认为，在生活和斗争中，作家应该力求忘记自己，把自己融合到人民群众的共同事业中去。他应该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的喜怒哀乐、抑扬褒贬也应与人民息息相通。这样，他要表现的“自我”也就是人民群众的“自我”的具体的、个性化的表现。

　　然而，在创作的时候，作家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自己。他应该尽可能地去发现自己，表现自己独特的感受和见解。他要用自己的喉咙去歌唱，用自己的语言去说话。作家站在人民面前，就像一个刚刚落地的孩子在母亲面前：赤身露体，不怕带有血污和羊水；张大嘴巴哭叫，不怕本来皱巴巴的小脸现出苦相。没有什么可以难为情的，喜悦和痛苦，美和丑，本来就是相互依存、与生俱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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