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园城记·葛天民_师陀

葛天民()

　　——果园城记之三

　　“葛天民在家吗？”

　　我站在大门里面过道上这样喊着，几只麻雀在庭院里叫着，里面没有应声。

　　我在过道里等了许久。一只黄狗从大门外面经过，向里头望望，接着又走过去。我预备再喊一遍，凑巧这时有人从外面走进来。

　　“葛天民老兄！”

　　“哦！马叔敖！”

　　葛天民非常惊讶。我们前面说过：葛天民懂一点医术，他跟他父亲老葛医生学的。现在他夹着出诊包，就是说他不单会给病人吃甘草和麦门冬，面且会打针了。他当然想不到我来看他，笑着说：

　　“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呀？”

　　于是我们穿过过道，再走进角门，我们在一个空院子里了。院子里有三间平房，坐北朝南，这就是葛天民的诊所。房门前有个葡萄棚。葡萄棚下面放着矮小的小桌，右边有一把旧式的圈椅，另一边是一只小凳。桌子上展开着一本书。在我们对面，靠左边墙角上有一棵合欢树，院子中间放着鱼缸，沿墙是美人蕉、剪秋罗和各种还没有开的菊花，只有园艺家可能说得出它们的名目。那些肥大的葡萄在空中吊着，已经烂熟，变成紫色的了。

　　一种乡村的空气马上包围了我们。

　　“你大概没有想到是我？”

　　“怎么会想得到！说真的，你想想有多少年……”

　　葛大民把出诊包送到屋里。接着走出来，对着空中向隔壁大声叫喊：

　　“李嫂！李嫂，拿茶来！”

　　直到这时我们才有工夫坐下。葛天民七年来几乎可以说没有变化，正相反，葛天民反而胖了。一个自得其乐的人总是要胖的。他们量大心宽，将近四十岁便胖起来，用这里的说法是“发福”了。

　　“你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在哪里吗？”我问这个果园城的农场场长。

　　葛天民用手抹着他的发亮的额头，想了一下。

　　“我想，是在打船的地方吧？”

　　“我想不是。”

　　“那么是在果园里？”

　　这个没有嗜好的场长，这个过着闲适生活、为人淡泊而又与世无争的人，他大概是忘记了。我最后看见葛天民先生是在七年前，那时候他没有现在胖，胡子没有现在浓，他正在农场上指挥工人工作。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件事责备他记性不好，人是生活在小城里，一种自然面然的规则，一种散漫的单调生活使人慢慢的变成懒散，人也渐渐习惯于成规。因此许多小事情也正像某年曾到河上洗澡某日曾到城外散步，这种类似的事件人们很容易的就忘记了。在这里也和乡下一样，大部分人是不愿意将金钱和时间耗费在享乐上面的，人记得最清楚的是宣统元年曾经买过火钵，民国十四年在某地买过雨伞，民国十二年又因某事曾在某家店铺裁过一件长衫，尽管这些店铺早已不存在，早就倒闭了。

　　我们并没有重要事情要谈。我于是提醒他：

　　“我记得我们是搭伴过河去的。”

　　“搭伴过河去的吗？”葛天民先生满意的笑着，好像无意间从大海里钩起一件久已遗失的东西，现在他想起来了。远在七年以前，那一天他因为买一双鞋，特地陪我到火车站。

　　这时候葛天民先生的女仆送来茶和茶杯。她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粗壮得像水浒传里的顾大嫂，有点憨里憨气；可是为了活下去，这个女英雄只得雇给人家当佣人。她把茶壶和红花茶杯放到桌子上，顺便告诉葛天民，刚才巡官派人来请过他，然后走出诊所，走出葛天民先生的花园。

　　当我们批评一个人，譬如葛天民先生，我们怎能说他是好或是不好或是坏的呢？你知道我们是生活在老中国，我们的人生哲学是——一个有才能的年轻人，在十年之后他已经自以为老了，说话总喜欢用“我们那时候”开始；一个热心改革的好人，他将被蛆虫们踩在脚底下蹂躏，直到他改变了样子，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为止；反过来，假使在最初的十年中，他刚走进社会就做下累累的，每一件都够得上枪毙或二十年徒刑的大事，人家也许在背后骂他，但是直到现在，被尊敬着被颂扬着的岂不正是他们吗？

　　葛天民先生不属于这一类，他是另外一种人。他曾在本省农业学校毕业，学得不十分好，这不能怪他，因为人根本不想教他学好。那时候地皮比现在宽，当人家推荐他或是说委派他的时候，他选定自己家乡。他回到果园城，在一片荒地上创立了农林试验场。

　　我曾经说过，葛天民毫无嗜好，每天吃过早饭，他替老葛医生看病人，按脉，看舌头，开方子；下午葛天民出城去了，葛天民到农场上去了。他在那里并没有什么重大事情；他的工作照例是检查各种苗区，看工作进行的情形，看工人有没有按照他的规定去做。他在那里留到五点钟，有时候稍微迟些，他留到六点。这中间他发见玫瑰花的枝条长得太长，波斯菊的种子该保存下来，或是供接菊花用的篙艾生了蚜虫。

　　“老朱，老朱！”

　　葛天民先生在蔬菜区里喊着。

　　“场长先生说苞菜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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