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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


  那天的晚饭我又被停止,我很早就熄灯就寝,但不能入睡。我担忧,焦虑,不安,感到寂寞空虚与我明天生命的渺茫,但天外月光清绝,一瞬间从窗棂泻入,慢慢铺满了我的床上,像是抚慰我创伤一样,我心灵感到滋润,我觉得我应当在祈祷与感谢中接受命运,于是我轻抚着肩伤安详地入睡。

  清晨五点钟的时候,我被叫醒量热吃药,又通了大便,七点钟,我抱一颗跳跃的心,又被抬到手术室了。

  不知隔了多少时候,我在床上从蒙迷药中醒来,我发觉我在高热与痛苦的状态中,一切都是灰色。我已经没有能力去注意我的周围,有长枕垫住我左面的身子,看护叮咛不要使左肩有一点负担,我同残废一般躺在床上。

  这痛苦的继续象是无限,睡梦中时时疼醒,右边的身子也睡成瘫痪了。一天悠长如一生,我挨过白天又挨夜,从窗口看太阳进来,看太阳出去,看星星在黑暗的天空中闪烁,隐没;看月儿消瘦下去,夜夜在树丛中发着淡淡的哀愁。有时风声飒飒,雨雪霏霏,伴我的零乱的思绪等天际的白色。

  但是日子终于打发过去,我有比较清快的精神来注意我的世界。房中几乎天天有鲜花送来,梅瀛子总是红玫瑰,白苹总是浅色或玛瑙色的茶花,其他有红心紫瓣的莲菊,有黄花棕干的腊梅,有红点绿叶的天竹,有翠白交缀的水仙,我开始想到世界竟还未将我忘去。

  本来医生倒允许我较早可以起来静坐,但因为睡下起身之间非常困难,而头脑昏沉,坐得不久又想睡下,所以后来就不想再起。现在我作第二次的试验,看护帮我下床,为我披上晨衣,那就是梅瀛子的圣诞节礼物,是伴我中过枪弹染过血渍的那件晨衣,现在血渍虽已洗去,但弹孔尚在。我只穿上右手,左手搭着,坐在沙发上,心中浮起说不出的感觉,这感觉是混杂着我心绪的紊乱与一时的安详,未解的隐痛与久苦初解的愉快。

  今天我的精神较好,我相信我的热度已将退尽,在椅上我吃了医院供给我的午餐,吃了一块不知是谁送来的巧克力,都觉得很有味道。

  长窗外阳光正好,秃树下长凳上,有下班的看护们坐着看书,黄紫色草地上有人来去,走廊的那面有人在粉刷墙壁,这是多么和平清静的世界?房中的陈列很简单,病床床几以外是小橱小桌与沙发,橱上桌上几上,与四周的窗沿都放着花束。就在这些花束之中,我偶然看到一束纯白色的玫瑰,我直觉地感到一种无名的兴奋,我悟到一定是海伦已经从青岛回来了。

  在刚刚进院的时候,我有万种的迫切想会到梅瀛子与白苹,但经过沉痛的痛苦与悠长的时日,我一面虽还是想会她们,另一面则实在有点怕见她们,这好象是紊乱的工作搁浅后怕重新拿起一样,与她们概念相连的是一串串无尽头无止境的问题,提及一角就牵动了全局,为愉快与苟安,数日来我时时想到她们,总不想再想下去,而现在,我有万种的渴念想会见海伦。

  她如果不去青岛旅行,竟参加了那天的晚会,据我现在的想象,那文件也许就会落到梅瀛子手里,而我就无需向白苹行窃,也许我这次的受伤似也就可免去。那么一切的变幻似乎就决定在海伦一转念之顷,人生的神秘也许就在那里!

  但是我现在想会海伦,并不想对她申诉一切因果的系列,也不想同她讨论这人生的神秘。我所感到的现在只有她可坐在我对面而不谈到我面前的问题与我肩上的现实,可以让我们的谈话转到纯粹音乐与哲学的世界,这在我现在竟是这样的需要。

  看护进来了,我问:“你知道这花是谁送我的么?”

  “白玫瑰吗?”她说:“是曼斐儿太太。”

  “她是第一次送白玫瑰来吗?”

  “是的。”她说:“怎么?你觉得……”

  “我想……啊?你可知道她小姐么?”

  “知道。”她说:“曼斐儿太太告诉我那封信是她小姐给你的。”

  “信?”

  “我替你放在那里。”她说着走到床边,在床几的抽屉里把信递给我。

  是白纸蓝衬的信封,没有贴邮票,那么这显然是海伦已回到上海了,知道了她去青岛是我受伤的缘因,又听说我还未能会客,所以先写这封信给我的。

  我拆开信,正预备读的时候,突然进来了费利普医师,我把信纳入晨衣袋中,这是我第一次用到这衣袋。

  费利普手里拿着我的病历,同一听Philip Morris,神采弈弈的走到我身边。

  “恭贺你,”他说:“你恢复得有我意料以外的迅速。”

  “真的么?”

  “几天没有来看你,你竟好了。”他说着把那听纸烟递给我:“我想你现在需要这个了。”

  “谢谢你。”我接了他的礼物说:“有工夫坐一会么?”

  他在我旁边坐下,四周看一看说:“刚才我打电话给高朗医师,知道你这几天恢复得非常好。所以带这听纸烟给你。早知道这样,前两天我应当通知她们,叫她们来看你了。”

  他看我右手拿着烟听,就接过去为我打开,抽出一支给我,于是他自己拿出烟斗,与打火机,我们对坐着吸起烟来,他又说:“明天起,我每天可以允许一个人同你作两个钟头的谈话。”

  “还是这样的严重么?”

  “你流血过多,应当作好好的休养。”他说:“现在你吃的药也都是补剂。”

  “谢谢你。”我说。

  “这次真是幸运,”他说:“我在十天以前还担心你的左臂要成残废。”

  “现在呢?”

  “完全放心,好了。”他说:“但也许会不能太用力。”

  “梅瀛子呢?她好么?”

  “明天我准许她来看你。”

  “史蒂芬太太呢?”

  “她每天打电话问你。”他说:“你没有看到她天天送你的鲜花么?”

  “请你先代我谢谢她。”我说:“你听到曼斐儿小姐回来了么?”

  “这倒没有听说。”

  这时候我想到了很久就搁在心头的问题,我问:“我到现在还不知道,那天我受伤以后,究竟是谁告诉你叫你来救我的?是白苹么?”

  “她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你被一个日本军官击伤。叫我马上来看你。我又不知道你的地址。后来我打电话给梅瀛子才问到的。”

  “我被一个日本军官击伤?是的,我被一个日本军官击伤的。”

  “是在汽车中么?”

  “我真是醉得糊涂了。”我说:“我想白苹一定比较知道详细。”

  “她已经详细告诉了我。”他说:“你们从梅武地方出来,又到酒排里喝酒,后来她就走了。第二天早晨去看你,那个日本军官就在你那里,不知怎么,你们吵起来,他就开枪了。”

  “是的。我想是的。”我说:“但是我现在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后来大概那个军官见我伤了,抛下枪就跑了。”

  “于是白苹就打电话给我。”

  我不再说什么。白苹的谎话也许说得不错。但是在我可引起了更多的疑问。那么是不是白苹的一切还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可是梅瀛子呢?她手里还有白苹的文件。我不知道白苹的谎话是为一时的蒙蔽,还是为永久的隐瞒?难道她预先知道我到医院不把实情说出来么?要是今天不是费利普先说,我不是很容易把一切都说出来么?在我以为白苹既然不是梅瀛子所料的是日方雇用的人,那么一切从实的倾诉,才可以解除所有的症结与误会。而现在,这误会究竟怎么样才能解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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