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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


  但我有清明的意识,使我觉得我必须先寻个扶手才能起来,于是我以右手作舵,把我的身体迟缓地驶向窗板,我在靠近窗棂的时候,我试作第三次的挣扎。我用我右手攀住窗板,让我右脚支住墙壁,我屏住呼吸,不让左面身子有一点震摇,一瞬间我觉得人类的肉体在地上竟同生根的大树没有两样,而我们还只能在泥土里沉没,而不能在泥土里生长。

  最后我终于起来了,我象爬虫一般,贴在壁上,一步步向写字台去。

  就在这当儿,有脚步声从旁房穿进浴室,我惊疑间,有人已经从浴室出来。

  个子很高,上唇蓄着胡子,眼睛灼灼有光,大衣搭在臂上,把手上的皮包掩去一半。后面跟着一个年青而壮健的人。

  他们庄严而沉着地走过来,我这才认出是费利普医师。他没有说一句话,指挥那位年青的助手帮他脱去我的衣裳,扶我到沙发上坐下。

  房中本有水汀,但并不够暖,费利普亲自把浴室中的电炉移来放在我的面前,我说。

  “是白苹找你来的吗?”

  他没有理我,指挥助手收拾地上的血迹。他自己又回到浴室,我听见洗手的声音,于是他光穿着衬衫,卷高袖子,出来打开皮包,用火酒揩他的手。我臂上的血这时候也略已凝结,但血浆大块的涌在创口,上面还涌着鲜红的血球,左肩的创口我自己看不到,但也有鲜红的血球挂在臂下,不用说胸前手背都染着许多血迹,一瞬间我神经已经支不住这些血痕,我颓然沉默着,望着费利普的眼睛,我说:“要紧么?”

  他没有回答,微微摇头。从皮包里拿出针药,叫助手压起我右臂的静脉,他开始为我打针,接着他给我一杯开水同两片药片,叫我吞服,最后他看看创口,迅速地拿出纱布绷带为我包扎。

  “子弹?”我问。

  他没有理我,只是紧紧地包扎我的创口。最后他叫助手拿我的裤子,皮鞋,衬衫,帮我穿起来。于是他亲自把大衣套在我的身上,帽子戴在我的头上,他又叫助手把手枪和我带血的衣裳,塞在他的皮包里。

  这手续的敏捷是惊人的,我想从他进来到现在不过抽两三支烟的工夫。在许多动作进行中,我虽有点痛苦,但现在我创口已扎得麻木,在助手把手枪与我衣裳放入皮包时,他又回到浴室去了。我从他助手的手表上看到时间已经是十二点一刻。

  费利普医师穿了衣裳安详而文雅地出来时,我说:“梅瀛子,你……?”

  他点点头,略略透一点微笑,阻止我谈话,拿出烟盒,自己含上一支,又拿一支放在我嘴里。于是打开火机,为我点着了,又为自己点。他忽然看见了围巾,望望助手,助手会意地拿来围在我颈上。

  于是他就在右面挟着我起来,亲切而用力地支持我,他助手提着他的皮包,挽着他的大衣,已在为我开前面的门了。

  走出门外,他助手就走在我的左面,费利普似故意的不断地把纸烟喷在我们前面,在会见佣人时,他笑着大声说:“我说你昨天喝醉了你还不承认。”

  “我自然比你喝的多。”我勉强支持着笑容说。

  门口停着他的汽车,不到半点钟,我已到高叶路高朗医院了。

  梅瀛子在十二号病房门口等我。

  十二号,我猛然想到了史蒂芬,他的铁青的面颊,他的深紫的嘴唇,他的紧咬的牙齿,他的微开的眼睛……

  我就躺在这张曾经送史蒂芬生命消逝的床上。

  【三十八】

  翻高山,越崇岭,登险峻,奔泻坡,我们生活上的艰难与疲惫并不发现于我们劳作之时,而发现于我们劳作以后的休息。我的创伤也是这样,当我象崩溃地躺在病床以后,我对于刚才的支持才感到一种不可信的奇迹。

  梅瀛子坐下,慰问我几句,接着,费利普就同一个医生进来,他招呼梅瀛子出去,此后就有五个星期没有见她了。这因为我的手术于下午举行,而手术后的许多时期,我总是在昏迷之中,医生不许别人来扰乱我,更不许我勉强自己作太多的谈话。这样我在六十钟头之中,完全听凭医生的支配。

  第三天早晨,我神志较清,阳光从窗口进来,房中灿烂如春,鲜花数丛,散置各处,红玫瑰是梅瀛子的,茶花是白苹的,雏菊想是……?还有……我也不想去猜。我开始想到白苹,想到梅瀛子,想到我进医院前后的许多问题。

  譬如,白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梅瀛子已经断定她是敌人的间谍,为何她又要枪杀在她认为是叛国的人?譬如,费利普来救我,是从白苹地方得的消息,还是因为梅瀛子已早在侦察我的行动?又譬如那文件,白苹发现遗失以后,梅瀛子把它作如何处置?又譬如我的家人是否知道了……总之,我被那些无法解决而紊乱不堪的思绪之困扰,我很希望她们中有人来看我。我询问看护,看护告诉我,现在医生绝对禁止外人访晤,那么我的创伤难道是这样严重了么?我问她,她不再回答,左肩隐隐作痛,偶一蠕动,剧痛许久,我相信那里的创口已经在发炎了。

  九点钟的时候,医生来为我诊察。十点钟费利普医师进来,告诉我下午还要举行手术,上次在蒙药中,我以为我两个创伤的子弹都已取出,现在我方才知道那天的手术只是左臂,而今天将为左肩举行。

  费利普没有同我多谈,他叫我一切放心就出去了。中午我没有午餐,还通了大便,两点钟的时候,我先被抬到X光室,由X光察看后又被抬到手术室去,我视线里过遍了白色的房,白色的人,医生们都在洗手,器械箱在酒精灯上响沸。我被抬进了内屋,许多白色的看护围在手术床上,招呼我躺在上面,不久我就在蒙药之下,失去了知觉。

  醒来时我已经躺在病床上,我感觉到左肩的沉痛,比刚才更剧烈。头上似乎有很高的热度,看护过来量热,但并不回答我的询问。她给我牛奶、桔水、鸡蛋,土司,我很饿,可是吃不了多少,此后我又沉沉睡去。

  第二天我的剧痛未减,第三天第四天依然;第五天换药后,费利普医师来同我商量,谓左肩的创伤必须要再动手术,这真是使我吃惊了,第二次的手术已经使我感到说不出的重负,现在还要第三次,我真不知道怎么样好?

  “我已经够受了。”我说。

  “但这是经过我们仔细考虑与商量的。”

  “假如不动手术呢?”

  “我们医生不能回答这个。”

  “再动手术一定可以不再有问题么?”

  “这也只有上帝才能回答你。”

  “那么是不是这是最后一次的手术呢?”

  “我们这样想。”

  “科学以为对的,”最后我说:“我听凭你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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