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八十一期以后之《向导》|恽代英

介绍八十一期以后之《向导》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一日）

　　《向导》是一个很有权威的周刊，他散布了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的思想，于全中国革命的民众当中。他在各种实际的政治问题中，提示他的主张，每可以纠正一般流行的谬误思想。从江浙战争以来，中国真是“多事之秋”了，所以《向导》的意见，亦更值得我们注意。

　　他们是确认此次内战，完全为帝国主义间之暗斗所造成的。在八十三期，指明出日美在欧战时国势之发展，与他们在中国利益的冲突；同时亦指明英法在欧战后之互相嫉视。于是英结美抗法而取消英日同盟，日联法制美而有日太子游法缔约的事，全世界帝国主义遂分为英美与法日两派。此外又有苏俄在西欧代表进步的无产阶级，在东方代表被压迫民族，他是英美法日所共同畏憎的。这反映到中国，英美与法日各扶植一派军阀以造成战争，同时各派帝国主义与军阀又结合造成反苏俄反国民革命运动的暗斗。在八十二期，八十七期，指出各种英美帮助直系军阀，与日法帮助反直系军阀的实例。他们不承认“反直即是为国为民”，以为“军阀自身的性质与环境，在客观上无有实现他为国为民的余地”。他们预言若战争胜负不分或直系大有不利时，美国必发起干涉中国内政的和平会议，组织买办与军阀混合的政府，根本剿灭广州和全国革命的势力。到八十九期出版时，冯玉祥果然在吴佩孚不利的形式下，跑回北京，号召各势力派领袖要开什么和平会议了。他们举出各种事实，证明在北京政变中，英美仍在设法拒绝反直系势力，维持他们在中枢的绝对优势；反面，日本则故纵吴佩孚退兵天津，利用冯吴的互斗，以便拥张作霖长驱直入。他们相信英美终须逼到与日本妥协，以号召和平会议的。这个和平会议，是英美所久已预定。伦敦九月九日电，有力方面建议召集中国各派势力会议，为中国建设一“不集权的联邦政府”：所谓联邦政府，便是各派帝国主义不复存独吞中国之心，而各就所卵翼之军阀的地盘，以发展其势力。这正足证明俄国罗斯坦所宣布美国决计在华划分利益区域的话了。在八十四期，他们就外报提议干涉中国之论调，以与帝国主义共同宰割德国之道威斯计划相比拟，令人十分警惕。道威斯计划是要把国家银行的董事会归本国外国人合组，钞票准备金存于外国银行的；是要把铁路归国际公司管理，收入尽充赔款的，是要把烟酒糖专卖归于外人监督的。在这计划之下，全国经济活动完全受外人支配，而资产阶级的经济压迫，必以加工时减工资等方法转嫁于无产阶级。这样的法子在外人都想移用于中国，他们现在已经提倡在和平会议中，各国政府合派一人为主席或公断员了。买办唐绍仪的联邦政府论，洋奴何东[请]外人列席和平会议说，都大受外人的欢迎；这正是外人所要说的话啊！

　　在八十三期，他们完全反对国民党的北伐政策，以为这只是帮日本和反直系张目，从新成就西南的军阀政客与将来战胜的军阀做买卖的基础。在八十四期，他们反对所谓西南团结，说明这只能再造出七总裁军政府的局面；在这局面中，中山先生若要讲什么打倒帝国主义，拥护农工利益，即刻会被人家请他下野。他们指明中山先生的北伐，是避开与英国帝国主义之冲突，而且把广东政权交还陈炯明及买办阶级的。八十二期的通信，说明商团枪械事件是英人助陈廉伯等少数野心家，以颠覆革命政府的阴谋，而军队中的败类与他们通同作弊。他们举出了种种证据。但是因为范石生、廖行超等右派军阀暗助商团要挟只须缴纳五十万元便发还枪械，中山先生终于只有让步，于是撤换廖仲恺的省长把市长公安局交给反动军阀与商人，自己亦离开了广州了。在八十五期，他们说明广州这些耻辱的行动，都是国民党不肯停止军事行动，放弃广州，所必然产生的。专恃军事行动，自然除了乞求帝国主义者的援助，倚赖与反动军阀相勾结，是没有别的方法。国民党非决心停止军事行动，则必需与反动的滇军，反动的西南将领，反动的段系奉张妥协。革命运动要先经过宣传群众，且加以组织与训练的工夫，然后才谈得到武装群众。“现在国民党的军事运动，并不是武装群众，而是武装强盗——军阀。”这样，只是给反革命的军阀，借国民党招牌以殃民伤财，使民众对国民党失去信仰。他们希望国民党要毅然舍弃此一部分有名无实之政权，下全党动员令“到民间去”。革命恃民众宣传，而不恃军事行动，这在中山先生亦久已见到的；但只是为反革命的右派所蒙蔽，而不能决定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所以广州遂成了反革命的军队官僚商人的势力范围，而他们有许多便属于反革命的国民党右派。

　　他们对于国民党右派，是丝毫不容情的加以攻击的。在八十二期，他们指出组织国民党的各阶级，有工人，手工业者，农民，小商人，智识阶级，大商人，地主，工业家与银行家，此外还有军人，政客，洋行买办。从工人到智识阶级，在经济上差不多是被剥削者，从智识阶级到银行家，全是剥削人的。军人政客买办则附属于封建军阀帝国主义以剥削人。所以国民党可分左右中三派。左派代表工人，手工业者，农民，一部分小商人与智识阶级，这是真革命派。中派代表工商业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这是妥协派。右派则代表一部分与帝国主义有关系的大商人——如华侨，地主，军人，政客，买办等，这完全是反革命派。八十二期的通信，他们指出军械事件中国民党右派勾结买办与帝国主义，藉此排斥异己攘夺权利，八十五期的通信更指出幻想维持政权而又不敢接受平民群众赞助之中派诸要人——胡汉民、廖仲恺等，利用商团中比较接近的人李朗如等，以获取政权；他们说，这终是要失败的，而且是不荣誉的失败。到了八十七期出版，果然已遇商团在双十节与工团军冲突的事，而且闹出剜心去势等惨酷行为了。此时中派诸要人只有向反动军阀请求保释被拘捕之工人，而且仍对工人加以“勿听人挑拨”的威胁，以禁止其复仇举动。然而商团已经更进一步，沿街布防，请孙下野了，胡汉民等越要妥协，商团越无妥协的余地，终只有逼到出于解散商团之一途。第八十八期，他们提出到发还枪械以后才知道必须解散商团，以致使广州大受战祸，反动报纸得利用以败坏国民党的名誉，这仍是中派诸要人应负责任的。他们献议广州今日应停止北伐与东江军事，对陈炯明等只取守势，应解散广州一切反动军队，废除苛捐，以断绝此等军队之饷源；应宣传帝国主义之罪恶与国民革命的真义，应颁布解放农民之法令，使地主不能利用农民以反抗革命政府。在八十九期，他们亦警告国民党不可参加军阀所号召的和平会议，仿佛认军阀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有解决中国国事之权，蒙混了自己革命的面目，而成就了帝国主义共管中国的预定阴谋。在八十九期介绍了国民党所已通过之整顿纪律案原文，历述右派种种违反纪律的言行，在八十三期亦曾把那般攻击“共产党破坏国民党”的右派所主张，与他们所称为共产派的主张对比起来，以证明没有一件是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之争，实在只是国民党内革命派与不革命派之争，代表民众利益的左派与代表私人官僚利益的右派之争。他们对于《民国日报》楚伧君的捧卢永祥，浙江国民党的只知攻击一部分军阀，上海少数国民党员与南洋烟草公司资本家相勾结以破坏罢工，广州兵工厂长马超俊的压迫工人，派往奉天的孙科宣言暂不收回治外法权等错误都是口诛笔伐不遗余力的。尤其是八十二期有几句令人警惕的话，说“这种不幸的政策（过早的设立革命政府），不仅可使革命完全破产，而且危及中山先生个人之生命与人格。军阀的工作是拥兵敲钱，右派的工作是争权夺位，而老头子的工作却是打前敌当炮火！军阀是利用革命做买卖，反革命的右派是利用政权做生意，而老头子遂常常的被强迫而成为他们的商品！”这是如何沉痛的话，真爱国民党，真爱中山先生的人，应当怎样注意于这样的忠告啊！

　　八十一期是九七特刊，他们解释义和团是中国民族革命史的悲壮的序幕，他们说，这是中国农民，手工业者，和失业游民，对于帝国主义之反抗。只是为那时经济条件所限制，只有靠神拳符咒去抵抗外人，而且又为反动的封建阶级——满清王公所利用，所以不能成功。他们揭示义和团不是少数人所做的事情。他的反抗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的，正如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一样。说义和团是少数人的罪恶，说列强不应该惩罚到义和团以外的人，不啻是向列强跪着说，我们是文明人，我们不曾反抗你们，惩罚少数的义和团，不应该皂白不分连累到我们大多数安分屈服的良民。他们说，辛亥革命完全抹煞了排外的精神，反再三向国际帝国主义宣言革命政府将怎样加倍的尊重“友邦”及个人权利，怎样革除（满清时代）通商与实业之障碍以待外资之开发，这种非革命性的精神与期望，不但得不到结果，反使革命濒于危险与破产了。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最要是打倒帝国主义，与从前欧美资产阶级改革内政的目的不同。“陈旧的方法和资产阶级的精神，是于中国革命无益，而且可以杀死中国革命的；要挽救这危机，只有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联合而受其感化之法。”

　　八十六期是双十特刊，他们说，辛亥革命仍是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侵掠，中国经济基础的根本崩坏；但是可惜那时的革命党，不知注意各种商业资产阶级之铁路商办矿山商办，和农民群众之反抗加捐等伟大运动，专政力于军队会匪，所以在辛亥革命时及其以后，在国民党面前总是几个土匪头子，军阀滚来滚去，现在还是一样。他们亦指出当时右派首领黄兴等，本不知什么三民主义，只抱定了排满的简单思想，左派中山先生等对于他们过于妥协，亦与他们一样专从事于感情的排满运动。排满以后，民众遂自然有革命运动应即停止之心理，再加以彼时缺乏民众宣传与党的训练，遂把中国的革命运动，完全葬送了。

　　我介绍了《向导》，我感觉我的血液都沸腾了！《向导》是革命血钟啊！他将要唤起我们四万万人潜伏的民族精神，为我们自己经济的利益，协力一致的打倒帝国主义。

　　我们预备常常介绍《向导》的意见于读者，亦希望一切青年出版物预备一点篇幅介绍《向导》的意见，这是革命的青年最有力的导师啊！这周刊可以上海小北门上海书店订阅，国内一元寄四十期，国外二十五期。

　　载《中国青年》第五十一期

　　署名：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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