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条约之研究|恽代英

不平等条约之研究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日）

　　一

　　自理论言，条约本国际信用所关，非可以单方面意思所能否认废止；因此，对于近来喧嚣的废约运动，亦有人以为不值一顾的。这样的人，亦许是以经过了多年外人强压软化的功夫，已经深中了亡国奴性根的毒罢！再不然，便是他并不知中国与外人所订的条约是怎样的不平等而影响于中国的国民，所以他还以为这是可以稍忍须臾的事。

　　条约确实是要得着两方面的同意，才可以废止修改；然所谓两方面同意，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上，差不多等于是一句滑稽话。强横的可以用武力压迫人家以获得同意，奸诈的可以用权术欺骗人家以获得同意；再不然，有同心一德的群众为后盾的亦可以用战争或革命的方法强迫人家以获得同意。现在在我们方面，只须问我们的国际条约是不是应当废止修改；倘若是应当呢，我们自可以有求得对手方的同意的法子。

　　关于我们的条约的应当废止修改，除了少数无知识的人以外，大概都是没有人敢于否认的。不过我们一般论者的大弊病，在于知道要废止修改条约，而不知急谋以自己的力量，促成条约的废止修改；他们惟一的希望，便是外人有一天要归于求万国的公平与均等，因而以与我国本互让的精神，从事于修正条约。这是望天上落下糖馍馍的痴想，这只好专门迁延时日使中国永无以脱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我们试一研究各种不平等条约的沿革，便知道这些条约都是一般资本的帝国主义者用以扶植他们的势力的方式，他们用这来侵夺我们国民的生计；所以中国的不幸正是他们的最大的利益；这如何希望他们会自愿的来与中国谋改正条约呢？要他们改正条约，最要的一着是要迫胁他们到不能不改正的田地。他们是以鸦片战争，是以英法联军，是以甲午战争，是以庚子联军，强迫我们订定下许多不平等条约的。我们亦必须用我们可以有的势力，回过来迫胁他们，才可以达到改正条约的目的。条约倘若是应当废止修改，那便我们必须趁早的预备我们的势力。

　　我们对于废止修改条约，有些人是从国家的地位与荣誉上面立言的。国家的地位与荣誉，诚然是爱国的人所应当争求的事；不过我们还应当晓得：不平等条约之为害，还不重在他的损害我们的国家的地位与荣誉，而重在他们侵夺了我国国民的生计，以造成我们今天兵匪充斥，民生穷困的局面。倘若各种条约只是损害了我们国家的地位与荣誉呢，还可以只让那些虚荣心较旺盛的国民去争求改正，而且纵然达不到改正的目的，究竟不过是面子上的损失；倘若各种条约竟是侵夺我们国民生计的工具呢，那便凡要求生存的国民都不容不参加废约运动，这种运动的成败，竟然是我们的生死问题了。

　　我们用什么势力去从事于这个生死问题的战斗呢？最重要的，便是要联合全国的民众；要联合民众，须先指示出来，他们是怎样会有了这些不平等条约，而且是怎样受了这些条约的影响，使他们为要救自己的原故参加于我们所号召的运动。我们一说及废约运动，那便研究条约是重要的，我们要研究条约的起源，而且分析条约对于民众生活的关系。我这一篇文，便是本于这个动机而做的；纵然因我不是什么专家，所以做得不好，然亦总可以引起大家做这一方的研究功夫罢！

　　二

　　中国与西洋各国发生关系，是从葡萄牙人开始的。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一四九二）以前十一年，葡萄牙人已经发现了南非洲好望角，所以到一四九八年，便已有葡萄牙人到了印度，开始经营南洋群岛，到了一五一六年开始与中国发生关系，在广东的上川，电白，澳门等处居留通商，亦常出入福建泉州，浙江宁波等处。在这时通商的目的，还是比较简单的：西洋人只是因为土耳其人灭了东罗马帝国，（一四五三）占据君士坦丁堡，横梗罣海地方的通路，阻断了他们由十字军所引起的欧亚间的商业关系，因此不能不另谋通路，所以发生航海的热心，及他们发现美洲以后，西班牙人因为从墨西哥秘鲁等地方，得着大宗的金钱搬回国内，成了欧洲一个最富的国家，亦不能不引起人家健羡之念。移殖人民还不是他们所注意的；西班牙人并不要在南美住家，他们只要求得金银回国享福，葡萄牙人把巴西做放逐犯人的地方，所以说“到巴西”差不多等于是脱离人世，这可见那时的人不愿居留异域的心理。君主的开疆拓土的野心是不可免的，西班牙人于一五一九年掠取墨西哥，于一五三一年掠取秘鲁，又先后经营西印度群岛；法兰西人于一五二四年移殖于加拿大；葡萄牙人于一五零一年占据了巴西，于一五一零年占据了卧亚，然这终是对于比较没有组织的民族才能够这样；对于中国，除了希望要求通商，是不敢另存奢望的。

　　一五三五年葡萄牙人贿买华官，以每年二万金租得澳门，这是中国境内有租借地之始。在这时葡人只好把他当做一种恩惠，对于中国是不敢争什么分庭抗礼的。在一五四五年宁波因葡商诱掠妇儒焚葡船三十七艘，后四年泉州亦逐葡人，葡人并不曾有什么反抗。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利用澳门的地位，以妨碍他国人与中国的通商，使对华贸易成为他们的专利而已。所以西班牙于一五六五年占据斐利宾，一五八〇年遣使到中国请求通商，为葡人所间不得要领。英人助荷兰脱离西班牙而独立，又大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荷英均继起为东洋贸易的经营，荷夺葡苏门答腊爪哇等地，然以中国兵助葡，不能摇撼葡人澳门的地位，荷人欲在广东通商，亦为葡所阻碍，仅得允许四艘商船八岁一至北京而已。英人经营印度，颇得势，然与广东交涉，亦为葡人谗媾其间，至与虎门守者激战，攻陷炮台，以战利品还付中国，乃得允许通商。而未几以明清间战争又被阻滞中辍，清代康熙年间，英人始渐得在广州厦门从事贸易，并于广州得建商馆。然当时英人仍受种种束缚，中国始终认其仅为朝贡国家之一，不肯承认其有平等的国际资格。

　　在北方与俄罗斯的交涉，始于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条约，此为中外有约章之始。至一七二七年因喀尔喀三汗（土谢图汗，车臣汗，三音诺颜汗，）内附，俄人旧与土谢图汗有贸易关系，故又与俄定恰克图条约，许仍以恰克图为两国通商之地，又俄商以二百人为限得三年一至北京，为八十日以内之贸易。一七九二年更定恰克图互市条约。此等条约，均只以理藩部名义缔定之，不肯以元首名义平行。尼布楚条约第六条云，“俄民贸易中国而加人民以重大损失者，当立即拘执，送俄国地方官处以死刑，中国商人在俄犯罪者，亦照样办理。”这为领事裁判权的先道：恰克图商约第五条云，“两边民人交涉事件，如盗贼人命各就近查验缉获罪犯，会同边界官员审讯明确后，本处属下人由本处治罪，尔处属下人由尔处治罪，”这又为会审制度之初见于约章。然此所谓领事裁判权与会审制度，一则只是古时法律取属人主义，而不取属土主义，故居留于所在国地段内的外籍人民，通例仍须归其本国处理；中俄间此等办法；亦不过是这样的一回事；而且我们再看，彼时的规定，均是两方平等的，决非鸦片战争以后，全世界公认法律属土主义之时，所缔定的单方面义务的条约所可比拟。又恰克图条约，许俄人在北京设商馆，立教堂，然此教堂只是规定着听俄国教徒居住，使其得依本国例规，于堂内读经礼拜，故此时的教堂，只是为俄侨礼拜的方便，亦与英法联军后规定外人自由宗教的条约，精神是完全两样的。

　　三

　　然而这都不过是鸦片战争以前的事罢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外人因为工业革命的结果，市场与原料采买地的要求，更助长了政治家的野心。资本阶级在欧洲既渐代贵族而掌握政权，他们为要达到他们的目的，不惜一面从经济上资助政府经营海军，一面亦收买报纸议员以造成拥护他们利益的舆论。

　　所以无论是任何个人，无论他是以任何原因，到外国游历通商；只要一天他受了外国政府或人民的虐待，即刻可以成为资本家攫取市场与原料采买地的理由。鸦片战争亦正是这样一个例字。

　　英国自从一五八五年大败西班牙无敌艘队以后，渐亦进行海外之拓殖；然在十七世纪中，加拿大之经营既困于法；南洋群岛又为荷人所排斥，惟印度方面略有成效。十八世纪大败法人，夺得加拿大，在印度亦驱逐了法人的势力，而成为独占之局。至法国革命期间，英人虽受了美利坚独立的损失，已渐成供给全世界工业品的场所。需要的增加，引起了生产工具改良的欲望；加以英国是一个富于河川及煤炭的地方，所以利用水力汽力的机器都很容易的在英国首先发明出来。正与法国革命相当的时间，英国纺织业的工具便屡经发明家的改进，完成了我们所谓工业革命的事业。工业革命，本求是因为市场加增而商品的需要加增所以引起来的；然而工业革命的结果，商品的加增乃至于非原有市场所能容纳，于是又发生了新市场的需求。十九世纪初，英人号令渐行于印度北半部，且与缅甸交战，得其割地赔款，筑新嘉破商港，于是印缅略定，而于一八四〇至一八四二年遂发生对于中国的鸦片战争。

　　英人在中国自得在广州建商馆以后，欲谋于宁波新辟商港，为中国加税政策所阻碍，至于宁波一带无立足之处。英商有诉广东贸易上困难的，语侵粤海关监督，中国下之澳门附近狱中，两年半始得赦归国。黄浦英船放祝炮误杀一华人，中国捕炮手处死罪。一七九二年英人派使要求各事无结果，一八一四年中国以英舰擅自出入虎门，更定种种箝束英人之策；禁民人私往夷馆，及私为夷人服役。一八一六年英派使陈诉，又以违例据傲之罪斥逐回国。英人自占据印度以后，孟加（拉）掠的鸦片输入中国日多，中国屡禁而秘密买卖愈甚，一八一六年输入三千余箱，一八三〇年增至一万八千余箱，一八三二年增至二万三千余箱，一八三六年增至二万七千余箱。中国禁鸦片益严，英人又必欲维持此利益，英领事虽调停其间终无效果。中国又限制洋人言事必由中国行商转达，虽英领事不得直接具牒言事。林则徐到粤更焚毁英商鸦片二万余箱，强迫外人具结有夹带鸦片者船货没官，人即正法，葡美等国均具结，英请削人即正法一语未允，遂停止英国通商。英船有二三十艘因是不得进口，遣使调解亦无效，于是英人向议会要求宣战，讨论三日之久，赞成者仅多九票，然战争之议遂决。

　　英人以勒卖鸦片之故，与中国构衅，即英人稍明事理者，亦均知其可耻。故战胜以后，所订条约，不曾涉及鸦片贸易一语，（惟索鸦片价六百万元）但趁战胜之威，解决向来通商间各种阻难，且要求中国与以各种便利而已。中英江宁条约十三条，实为不平等条约之开端，然细绎原文，除割香港一岛，赔军费一千二百万元以外，在英人初意似仍不过只求一平等之国交，尚未敢显然以各种不利益之条文加诸中国。其所谓五口通商，均南方沿海之地，未敢涉及内河内地，亦未有租界及领事裁判权等条文。五口各设领事，定明专理商贾事宜，则其不应问中英人民间民刑诉讼可知。关于税课，则于第十条规定“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此所谓秉公议定，原意或系指中国自议，故下文说由部颁发。英人最初不过苦于我国无一定税则，官吏需索陃规，种种有碍商务，故要求议定则例，并非定约时便有希冀协定税则之心。又第十条说“英国货物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照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某分”。这一条干涉到内地税务，然此亦只由英人虑中国内地滥定税则，故规定只可照议定税则抽附税若干，至于应抽税若干，中国政府仍尽有伸缩余地，且并无子口半税，完纳一次即可运行任何地方，不再纳税之规定。总之英人在订江宁条约时代，还只在求与中国有相当的平等国交，即派领事，定税则，亦只是要求中国与以平等国国际惯例之待遇。此一由英人尚未十分知我虚实，一亦因此次师出无名，本国反对者尚多，故只求得商务上若干之便利，不敢有什么奢望。

　　然而这项条约的影响，亦有未可忽视的：英人既得自由贸易，不由行商承办，有香港为他屯积转输商货之地，复得沿海五口以为商场，税则方面亦加以条文之干涉，他的用兵以推广商务之目的，已显然达到了。外国商务的推广，在产业发达的国家，本不是什么可怕的事；但以我国手工业的经济社会，与工业革命后之英国相遇，税则方面本有时尚可用为防御经济侵略之政策的，又开始受了他的限制，这使英国的工业品，渐次压倒我国的小手工业，正像他们的都市压倒他们的乡村一样。近来对外贸易的入超，小工人小农人生计的可怜，与夫失业之工人农人流为兵匪者的众多，自然还受了后来各种条约的影响；然江宁条约，已经是所受的第一次打击了。

　　订定江宁条约之翌年（一八四三），复于虎门订补遗条约十七条，此次条约，损失较江宁条约反巨。第一始有领事裁判权的规定，使外人得不受中国法律的支配。第二始与外人协定关税每价百两征税五两，开协定税率之先例，且税率始固定而混一，不能因时因货以抑扬税率，以便于就自己的利害，对外货加以迎拒。第三始有允许英人于五口携眷居住且得租赁地方房屋或基地之条文（第七条），但须中国地方官与英领事各就地方情形议定租赁地点，且每年须将租建房屋数报告于地方官。第四始有最惠国之规定，其第八条云：“大皇帝恩准西洋各外国商人一体赴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港口贸易，英国毫无靳惜；但各国既与英人无异，设大皇帝将来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

　　虎门条约以后，外人复进一步，在通商口岸得专管租界之权。江宁条约只说许外人通商，虎门条约亦只说及许外人租赁房屋及基地，此等条文，并无专划一地段为外人居留地，且以市政警察权畀之外人的意思。然当时中国官吏既冗阘，外人又复狡展，常谋相机扩张利权，于是有上海英租界之设置。其后中美结望厦条约，中法结黄浦条约，法援例亦于上海要求租界。又因美法条约，均允于五口建礼拜堂，英人遂以利益均沾之理由，均在广州租地建筑礼拜堂。

　　四

　　自鸦片战争以后，仅十六年，又有英法联军之役（一八五八），于是外人更藉其武力对中国为种种损失主权的要求。鸦片战争既以败衂之故许外人五口通商，人民心不能平，广州在和议初定，即有三元里万余人之平英团，环攻撤退之英军，及南京条约成，广州人民有与英劳动夫斗殴负伤，于是又有万余人云集英国商馆肆意焚掠。虎门条约既定，广东人民仍拒英人入城，官吏以条约关系不敢助，绅民乃传檄大起团练，不受官厅供给约束，渐且仇视官吏。英人亦慑于众怒难犯，允更定约，以英人严禁入城之语载入约中。但英人不能甘，会以太平天国之乱，东南骚然，广东亦有东莞会党，粤督叶名琛许吏民凡入党者格杀无论，大启仇杀之风，党人畏罪或投英藉[籍]，说英领事攻广东，英领事于是借华官搜索挂英旗船只，且拔毁英国旗之故，攻黄浦炮台，请入城面议，欲藉以毁前约；叶不许；又请于城外会议，仍不许。于是英兵陷广州，但以非有本国开战命令，故只为恫吓计，不敢占领，不久英兵即退归兵舰。广州人民趁英军退，争起焚洋楼，并法美商馆均加烧毁，英政府主战，议会不可，遂解散召集新议会，迫中国改订条约，要求俄法美联合攻中国，俄美不肯允。惟法因广西杀法教师，拿破仑三世正欲结英以从事远略，遂藉此与英联合，陷广州占据三年，虏[掳]叶名琛至印度，与俄美均请改订条约，于是有天津条约。天津草约定后，大沽口设防，使外舰由北塘口进换约，英兵不从，遂大败英军；英国趁中国北塘口不设备驶入，英法联军进至京津，焚毁圆明园。时正太平天国军破江南营，苏常均相继被占据；清政府不易调援，乃又与英法增订条约，俄人亦乘机订爱珲条约，大改尼布楚条约疆界之旧。复援英法例订天津条约；藉调停英法之功，又订北京条约，于是举旧疆东西二十余经度，南北十余纬度，均割让于俄国了。

　　中英天津条约五十六条，其损害主权的，可胪述下列数端：第一，第八条始以条约保护传教，此虽无碍信教自由之旨，然基督教藉外人武力的扶植，基督教徒与良民渐成仇视，酿成以后种种民教争端。第二，第九条许外人持照往内地游历通商，有不法情事就近送交领事官惩办；如通商各口有出外游玩者，地在百里期在三五日内，毋庸请照；此等条文，使外人可于口岸以外，自由来往内地，而领事裁判权亦遂随外人足迹所至而推广。第三，第三十一条于沿海更辟牛庄等五口通商以外，第十条更许于长江开三口，且许长江各口外国船只俱可通商。这使外国经济势力侵入长江一带，又开外国船只航行内河之恶例。第四，第二十六条因货价渐减，许将税饷定额旧则重修，即派大员赴上海会同英员商夺，第二十七条，订明再欲重修税则以十年为限，须于六个月之前预行知照；若未知照则须复俟十年再行修改，这使修改税则，明又规定须与外人协商，且以十年为限，遂令以后各国：得藉口延拒不修改税则，税则自此次以后四十二年之辛丑和约，乃得因各国要求赔款之担保，而议定修改一次。第五，第二十八条定子口税综算货价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在海口一次完纳给票，他子口即毫不另征；此更将各子口应纳税项，以值百抽二五，包括干净，于是洋货完税有固定税率，较之中国土货在中国境内，逢关过税，遇卡抽厘，反得便益不少，这更助长了外货压迫土货的凶焰了。

　　中法天津条约四十二条，大略与中英条约相仿佛。惟法国既藉口于杀教士而启衅，故于遗补六条中，将教案地方西林县知事革职，并言明嗣后永不得莅任，且将革职事由备载京报。此为中国因教案而罢黜官吏之始。又于条约第十条订明，倘有中国人触犯毁坏法国礼拜堂坟地，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此均大增长外人与教士之威势，渐养成中国人媚外，与假藉外力之教徒鱼肉良民的风气。又中英条约第五十二条云，“英国师船别无他意，或因捕盗驶入中国无论何口，一切买取食物甜水，修理船只，地方官妥为照料，‘此已启外国军舰驶入口岸之端，然此尚说明只系偶然遇必要时驶入中国；至中法条约二十九条，更讧明’大法国皇上任凭派拨兵船，在通商各口岸停泊，弹压商民水手，俾领事得有威权，”于是更明白承认外国兵舰可以航行沿海及长江各口岸，堂奥防备完全无可言的了。又法约第三十一条，将来中国遇有与别国用兵，法国船由中国口驶往敌国口，所有进口出口各例货物，并无妨碍如常贸易无异。此种条文，对于法国接济敌国粮食货物，纵权力所及亦不得禁制；甚至细绎条文，纵即法船在中国采办出口货物，以输运于敌国，亦无禁制之权，此更为条文中最荒谬的了。

　　同年中国对英法美均订商约十条，其第五条言向来洋药铜钱，米谷，豆，石，硝，磺，白铅等物，例皆不准通商，现定稍宽其禁，听商遵行纳税贸易，洋药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此为鸦片战争以后，公然允许鸦片入口之始，以前虽不敢禁阻洋商之私运，然禁令迄未解除，至此而鸦片之吸用，诚为条约之所许，而外人反以吸食鸦片为我国的诟病了。又第十条允请外人帮办税务此为外人干预税务之始。

　　越二年中英订续增条约九条，其第四条允以天津郡城海口作为通商之埠；第五条许下谕华民情甘单身或携眷出口承工，赴通商各口下英国船只毫无禁阻：第六条割让九龙司一区。中法订续约十条，其第六条更许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两项续约，始将通商口岸推广至北方内港，内藉武力迫中国许其招雇华工出洋；法约更于内地任何地方许外人有租建教堂之权，不复限于通商各地始有此权了。

　　英法联军后所勒定的各种条约，固然损失主权已甚；然比之今日所受种种束缚，尚有不可同日语者。第一外船虽许在各口岸间行驶通商，然尚限于通商口岸；英约第四十七条，“英商船只独在约内准开通商各口贸易，如到别处沿海地方私做买卖，即将船货一并入官”。法约第七条，“若有盖印执照，任听在议定通商各口周游往来，惟明禁不得在沿海沿江各埠私买私卖，如有犯此例者，船只货物听凭入官”。美约第十四条，除立约准开各口外，“船只不得驶赴沿海口岸及未开各港，私行违法贸易，如有犯此禁令者，应将船只货物充公，归中国入官”。观此种种条文，可知外船虽得到通商各口，而未通商口岸以及内港，尚严禁外船自由贸易。第二外人虽得在通商各口自由租建，并依中法续约，得在内地租建教堂，然尚未许外人在非口岸各地租地建屋作他项费用，后乃因外人私租庐山鸡公山等地，建屋避暑，不能据约以争，遂至在内地建屋避暑，几默认为外人应有的权利了。第三外人虽有领事裁判权与会审之权，然领事裁判权之应用，只限于外人为被告的方面，或外人与外人间的诉讼，故英约第十六条，中国人欺凌扰害英民，皆由中国地方官自行惩办。一八七六年中英烟台条约，更叙明，“两国法律既有不同，只能视被告为何国之人，即赴何国官员处控告，原告为何国之人，其本国官员只可赴承审官员处观审：各依本国法律审断”。

　　此与上海会审公堂主权被外人攘取以后，凡外人为原告，乃至于无关外人的华人间相互诉讼，亦滥用领事裁判权横加干涉，尚为绝不相涉的。第四法约虽许兵船停泊及往来游弋通商各口，美约亦许美国官厅在通商海口游弋巡查，然不许其随意停泊未通商各地。第五各国商约虽均有允请各该国人员帮办税务之权，然关税大权仍操之中国关道之手，外人只居于雇员地位；及太平天国军扰及上海以后，各国领事因关道逃逸，乃乘机代为收税，及事平税权虽仍归之中国，然洋员权力遂扩大了。

　　五

　　自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后，中国当局者既失其虚骄自大之气，又因不谙欧美情形，遂至畏葸又过其当，以致凡有国家来请订约通商，无论其为瑞典、丹麦，乃至秘鲁、巴西，一体均以最惠国相待，凡有优待他国利益之处，均许同沾优待之利益：（惟对秘巴等国有互相酬报之规定）于是凡对于一国外交上的损失，竟成了对于各国的损失了。那时正值欧洲柏林会议以后，聪明的俾士马克为要消弭德国对奥对法战胜后的危机，一方要引法国向外发展，以使渐忘普法战争之仇；一方又要引俄国移转他对巴尔干的野心，以避免俄奥在巴尔干的冲突，使奥人感恩而与德联合以防法；因此，各国一律被引诱到极力为非洲亚洲的发展，而欧洲居然得了一时的和平。单说亚洲，法国对安南的侵略是很急的，俄国在中亚及西伯利亚亦有很大的发展，英国则使缅甸与马来半岛诸小邦入于其囊括之中。

　　中国素来是以天朝自己矜许的，亚洲附近的一些小国，多半是臣属或朝贡的国家，虽然中国并不曾把殖民地看待这些国家，但有了他们，亦可以缓冲中国与欧洲帝国主义国家间之关系。然而在此时欧人以其排山倒海之势东来，中国已是自顾不暇，更无力为周围弱小民族主持公道，结果一八八三年安南降为法之保护国，一八八五年英人灭缅甸，他们的势力一天天更侵入西藏与云南广西等地方；俄国则于三十余年间，收土耳其斯坦地，使布哈汗为保护国，灭浩罕汗国，建海参崴港，筑西伯利亚铁路，而且侵占到伊犂方面。中国为了被强迫的放弃了缅甸安南的宗主权，与收回伊犂的原故，与英法俄定约，于是对英又开西藏之亚东，云南之腾越，对法又开云南之蒙自，广西之龙州通商，而经济侵略之势力，遂及于中国之西南部，至于俄人则关外与新疆多处均许其通商。于一八七六年又因英人入南被害，中英订烟台条约，许英人于领事外，添派按察司组织正式法庭，此为领事裁判权之更进一步。又许添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轮船抵重庆后，亦许英人前往居住通商，又允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可以起卸货物，洋货运入内地的半税单不分华洋商人均可请领，这更助长了外国的经济势力，而且使各处非通商口岸，洋商均得自由来往了。（后又对英辟梧州三水为商埠，江门，甘竹滩，肇庆，德庆为英轮停泊口岸）

　　然而到甲午战争失败以后，缔结了中日马关条约，而中国的地位更退步了。在甲午以前，中日间所定条约还是交互平等的，例如领事裁判权，在日本便不曾享有。然而甲午败后，日人以威力胁迫，除割地赔款以外，亦毁弃了以前平等的条约了。在马关条约中，又允许了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轮船驶进吴淞江及运河以至苏州杭州，于是外国船只更驶入长江以外之河流了。（一八九八年，更定内港行轮章程，通商省分所有内河，华商洋商均准行驶小轮）又许日人在通商口岸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装运进口，于是外国资本家可以在中国设厂制造，外国的经济势力，更非入口关税所能防御的了。至于日本应优待华人，与日人在中国设厂制造之货尚须征收厘税两点，中国外交当局力争无效，惟订明外人在华用机器制造货物，纳税不得比中国人加多或有殊异，而为此种条文之报酬，中国允日本在上海，天津，厦门，汉口等处设专管租界。

　　甲午以后，中国之衰弱更暴露于全世界，于是威廉二世之野心，要为德国觅取一个太平洋方面发展的根据地，在实现他的海上德意志的幻想，这使他藉了山东曹州府的教案，出乎意外的把胶州湾占据了。中国因此与德国订了一个敷衍了事的条约，于是开了长期租借海军港之端，而且又允准德国在山东盖造两道铁路，与开挖铁路附近三十里内煤斤，在山东省内如有雇聘洋员，借用外资，采购外料，均许德人有优先权。这样的恶例一开，于是俄国租借了旅顺大连，要求于前许修筑东清铁路以外，更修南满铁路，辽东半岛以南各岛，永不让与别国或开设通商口岸。英国亦租借九龙与威海卫，法国亦租借广州湾。这时不但优良之海港为外人所攫取，而且他们各据一方，要求承认其特殊势力，俨然成分割之势了。

　　六

　　更进一步，给中国以一个重大打击的，便是庚子联军后的辛丑条约。庚子联军，是由于对外力压迫的反动而发生，那是很显然的：向来像义和团一类的秘密组织，是抱一种反清复明的主义的；然而自从胶州湾被德国强占以后，因为德人的横占人民的矿山田亩，以及倚外人为重的教徒们任意的鱼肉良民，于是激动了山东人民很强烈的反感，义和团反揭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而他的势力很快的蔓延了起来。义和团的用心，是很可怜的，他们亦知道中国没有什么可以与外国的枪炮等武器相争抗，他们于是幻想着他们的符咒可以抵御枪炮；正逢那时满清老悖的母后，与童騃的贵族，亦都是与他们一样的知识心理，于是遂惹到有些地方都闹起排外的风潮来，结果引到八国联军打进北京，订了辛丑和约方才退兵。在辛丑和约中，许多亲王及高等官吏或杀或贬，惟外人之旨意是从，而且赔款海关银四万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加年利四厘。这样的赔款，超过外国实在的损失约七倍，而利息五万三千余万两，更是无因而至的担负；所以这样的赔款，现在遂成了外人施行文化侵略政策的基本金了。又为了担保此项巨额的赔款，除海关税款外，在各通商口岸之常关均归海关管理，扩大了海关洋员的权力。又在为担保赔款而修改税则时，一方说是要“增至切实值百抽五”，一方却又说“改税一层，如后为估算货价之基，应以一千八百九十七八九三年卸货的各货牵算价值，乃开除进口税及杂费总数之市价”。此约订于一九〇〇年，言切实值百抽五，不以一九〇〇年实在物价估算，而硬以前三年之物价牵算，于是所谓切实值百抽五，亦永无此事了。又于第六条允许改善北河黄浦水路，此发生于外人谋航行便利，而居然内河的修浚亦成了条约上的义务事。又于第十一条允许各国修改通商行船条约，为外人预留地步，使他们可以相机更进一步。

　　于是一九〇二年中英间有所谓马凯条约十六条，在这中间，虽然说了中国有一律的国币时，英人应当遵用以完税付款；中国除销场税外尽裁货厘货捐时，英商应于照税则纳正税外，加纳正税一倍半之添加税，以抵厘金子口税及洋货税捐；中国律例情形及审断办法皆臻妥善时，英国即允放弃其治外法权；然而在这中间，英人藉条约以干涉中国税务，束缚中国使永不能借税制以抵御外国的侵略，其为计亦至毒惨。在第三条说，“中国允许凡民船载货由香港往来广东省内各通商口岸，所纳之税连厘金算，不得少于海关征收轮船所载相同货物之税数”。又于第八条第三节说，“凡民帆各船出入通商口岸装载之货，所纳税项，不得少于轮船装载同样之货所纳进口正税以及加税之总数。土货在于内地，由此处运彼处，自产地起运到内地第一常关，应照海关税则征收……出口加税。……土货若运至通商口岸租界收外之处销售，即应纳第八节所载之销场税”。其第八节云，“中国既裁撤厘捐以及向有内地征抽洋货及出洋土货别项货捐，实于进款大有所失……彼此订明中国可任便向不出洋土货征抽一销场税……中国政府承认征抽此项销场税之办法，不得稍于运来之洋货或运往外洋之土货有所妨碍。凡货物既属洋货，一经海关验放之后，即许免一切税课及留难阻滞之事”。“此项销场税……不得在租界内征收”。其第九节云，“凡洋商在中国通商口岸或华商在中国各处，用机器纺成之棉纱，及制成之棉布，须完一出厂税，其数系倍于……进口正税。惟各该机器厂所用之棉花，若系外洋运来者，应将已完进口正税全数及进口加税三分之二发还；所用者若系土产棉花，须将已征之各税及销场税，全数一并发还。……既完出厂税后，所有出口正税，出口加税，复进口半税，以及销场税概行豁免”。这些条文，反复限制民帆各船运货之纳税不得轻于轮船，土货在内地亦须照海关加税率完税，无非杜绝中国灭轻土货与常关税率，以使中国无法特别优待本国产业而已。销场税之设，更可特别加增不出洋土货之税务负担，此等自杀政策，在外人自乐于赞成；而一方土货运至通商口岸租界以外之处，既规定其应纳销场税，一方又规定销场税不得在租界内征收，更显然以租界乱我税务之统一，使我以销场税自驱本国商人于租界保护之中。机器厂出厂税名为值百抽十（倍于进口正税），然一方则须退还棉花已完之税，一方又须豁免出厂以后一切税项，则其比之其他进出口货物及土货之须纳销场税的，轻微已甚，此等助长纱厂工业以谋扫灭全国手工纺织业的办法，在人民生计方面本便极为可怕；何况定约之时，中国纱厂仅在萌芽时代，而英日工厂竞设于上海等地，在英人资本雄厚，经验丰富，固知新兴之中国工业绝非其敌手；他又预计便令中国纱厂兴盛起来，有此条文亦必须与外商在中国开厂的完纳一律的出厂税，不能有特别的优待办法，他们所以自为谋的可为至周且密了，然而中国居然与他鉴定了这种条约！

　　在这次条约中又允许了整顿广州口岸停泊处，及宜昌至重庆一带水道，在宜昌以上水道未整顿前，轮船业主可以自行出资安设拖拉过滩之件。又允设立牌号注册局归海关管理。又允开长沙，万县，安庆，惠州，江门为通商口岸，得华官允准可自设工部局及巡捕，在口岸居住之华民须遵守该处工部局及巡捕章程，又于西江辟四处停泊上下客货，十处为上下搭客之所。美国日本等亦相继订约，日本要求北京，奉天，大东沟，由中国自辟为商埠，美国则重申“教会准在中国各处租赁及永租房屋地基，作为教会公产，以备传教之用”等语，于是英法联军以来法人所要求教会可以自由租建，此语不见于法文约正本的，自此又为教会置产增加了一重保障。

　　自此而列强宰制中国之大势已经确定了，此后则外国一方责中国以遵守已定的条约，一方更因借款修筑铁路，或作其他军政费用而要求各种特殊权利。民国创造之初，他们更因中国无暇顾外，且一般人均不免畏外人乃至求媚外人的心理，于是截留关税使归洋员保管，攘取上海公廨，使归外人主持，又为关款数绌不敷支付外债，使中国借善后借款，而因得稽核中国鉴款之权。民国四年，日本复以二十一条交涉强中国承认在山东东部内蒙古开辟商埠，南满洲可由日人自由居住来往，虽服从中国警察法令及课税，仍享有领事裁判与会审之权。此外又允许烟潍铁路借款，南满聘用顾问，汉冶萍公司借款，日人均有优先权。又约山东及沿海岛屿不租让外国，福建沿岸地方不由外国或借外资作军事设备，旅大及南满安奉铁路交还期均展为九十九年，南满九处煤铁等矿许由日人开采，胶州湾于归还后应设日本专管租界。此次交涉，藉其欧战时列强无力东顾，以肆其横蛮之毒，被中国人视为世界子孙永矢不忘之国耻，诚不足怪；然而此条约除南满开中日人民杂居之例以外，其余开商埠，设租界，延长租借年限，订定优先权利，此皆各国所屡加于中国的事，而英国对于此等不平等条约，尤每每乐为各国的前驱；然而中国人竟受英美之播弄，把这看得比几次城下之盟格外郑重，甚至甘于与英美遇事妥协，以求集中国民视听于所谓对日政策，真所谓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之浅人了。

　　华盛顿会议亦被这些浅见之流认为是英美给予我国最好的机会，他们迷惑于外人的宣传，或者竟是有意帮外人宣传以谋迷惑国人，所以他们竟能决不张目一望华盛顿会议究竟曾给予了中国什么，而相信发起华盛顿会议的哈丁实在是中国的恩人。华盛顿会议究竟能给予中国什么呢？关税虽说可以附加二·五，而始终延挨不肯开特别关税会议；领事裁判权虽说可以取消，而始终延推不派司法委员来华考察司法状况，撤退外国驻军则不惟无效，而且反转发生组织外舰联队的呼声了。他所为我们做的事情，除了撤退外邮以外，便是把中国放到九国条约保护之下，更为英美等国已得权利加一番保障，而且令中国全境开放，以便国际资本主义的掠夺而已。精神疲敝的国民，竟会把这样的条约错认做他们的救星，真是可耻而亦是可怜的事。

　　（未完）[1]

　　载《新建设》第二卷第二期

　　署名：恽代英

　　注释

　　[1]《新建设》杂志在出版第二卷第二期后因经费欠缺等原因停刊，故没有查到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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