惑|恽代英_虚阁网

惑

　　（一九二四年十月五日）

　　读十月三日商报畏垒君“解惑篇”，论军人革命与国民革命之关系。畏垒君为此文时以解惑之责自任，我读竟此篇，不能无言。不知此由畏垒君自身已有所惑呢？还是像我这样钝根，尚有待畏垒君解惑之处？

　　畏垒君在未讨论此问题前，先确立三大前提：一谓国民革命系改革中国必由之大道；二谓国民革命以外之间道虽捷，然实包含危险；三谓国民革命所需牺牲或较其他方法为少。此三大前提，可以证明畏垒君能灼知国民革命之意义，与其对于解决中国时局之为必要。然而畏垒君虽能灼知此理，“一念及国民革命工作之巨大，预备之必需长时间，……”这一念即刻便足以使畏垒君“踌躇却顾不敢遽下断语”自有此一念，在吾人则觉畏垒君已有所惑，而畏垒君的“解惑篇”就从此出发了。

　　畏垒君虽然认定要改革中国，“必走大道，毋抄捷径”；然而一论到目前之事，则又主张在曹吴支配之政治下面，必不能走大道，而必须抄捷径。绎其理论，一则以为国民革命要国民认识恶政治，故须假途教育演讲出版结社等方法，然非先推倒曹吴，则此等工作无从进行；一则以为国民革命必须人人不顾小己，不竞实利不求短期享乐，不忘人生本义，然非先推倒曹吴，则彼等恶政治之影响，只有薰染国民日趋于堕落之境。因此两种理由，畏垒君于是说“在曹吴政治下，希望国民革命非但旷日持久，盖几乎绝对不可能也。”

　　如畏垒君所言，则曹吴政治之下，国民革命为绝对不可能之事，必须先推倒曹吴乃有国民革命之可言。此种理论，换言之，则成为“在曹吴统治之下，绝对不能以国民革命推倒曹吴；但在曹吴以后之统治者之下，便可以用国民革命推倒此等统治者。”如畏垒所言，一方信卢张诸君，在推倒曹吴以后，必较曹吴能扶植国民革命之势力，一方又主张养成此等势力后，再推倒彼等这样立论，未免失检！

　　革命是对于统治阶级的一种谋叛的行为。统治阶级要尽力压迫革命势力之发展，乃系题中应有之义。只有畏怯偷安的人才会梦想有一天能在一种不压迫革命势力之发展的统治阶级下面，谋革命势力之发展。至于我们则不敢存此痴望。我们知道一天不能完成国民革命的事业，一天便总不能令我们免于受统治阶级的压迫。曹吴政治未发生以前便已是这样，曹吴政治已推倒之后，亦仍不会不是这样。畏垒君以此次无讨曹之役的军人为能以“清道夫”自任者，惜乎畏垒君似乎忘记了吴佩孚曾经两次以此等“清道夫”自任，而现在乃徒成其为“当道犲狼”。今日又欲因人成事，欢迎此等倘来的“清道夫”希望以后可有比较的活动之自由，实无把握？

　　我们是因为要争出版结社等自由与改革恶浊环境，所以主张需要一个国民革命。畏垒君则以为必须已获得自由，已改造环境，方可以希望国民革命。然则如畏垒君之言，天下革命事业，在最反动政治之下皆为绝对不可能之事，而反在良善的政治之下，可以希望成功。换言之，在需要革命的局面下，必不会发生革党；反是不需要革命的时候，革命才可以成功了。

　　畏垒君倘若真欲以健全之舆论指导国人，我以为反是畏垒君自身之惑，有急待解释者。畏垒君所已见及之事；然而畏垒君以为此等教育宣传，必须求于政治上能保障其自由公开，那便未免错了。革命的宣传，虽亦有时可利用公开的机会以树之风声，然此等工作，一大半只是利用各种可以避免统治阶级侦缉的机会，或半公开，或完全不公开的以从事进行。对于政府之没收出版物，逮捕政治活动之公人，只有自己巧与周旋，使我们的活动不受其妨害而已；天下没有在悬擬的仇敌的统治之下，进行革命运动，能完全要求自由公开之保障的。然亦只有不知牺牲奋斗为何事的人们，乃会先要求自由公开之保障，才进行那种“万无一失”所谓的革命运动！

　　至于畏垒君以为必须国民如何高尚健全，乃可以言什么革命，亦未必尽然。我辈言国民革命，意在欲国民认清他们自身的利益，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奋斗。所以我们并不怕人人顾小己，竞实利求享乐。国民革命是靠全体国民，特别是靠那些穷苦被压迫的民众；并不是靠那些少数所谓国民领袖的士绅。畏垒君或者是要靠少数士绅，所以需要那些士绅有高尚健全的性行，以求不至于孤负国民。他这种诉之于少数人的利他心的办法，往往是失败的。仁义道德，无论说得怎样响嘴，然而对于社会的进化没有关系。孔孟的治国平天下的梦想，便是诉之于圣君贤相的利他心的；两千余年的历史，只足以证明他们确是梦想而已！现在畏垒君仍然继续着他们的梦想，冀有高尚健全的人来收拾中国，因此而至于先冀有能产生此等人的善良环境，至于我们则不然，我们是把社会的改革，诉之于一般人的利己心的。人人都要顾小己，竞实利，求享乐；越是穷苦被压迫的民多，越是要顾小己，竞实利，求享乐。所以凡是想牺牲多数人之小己，实利与享乐的人，无论是今日之军阀，无论是将来之士绅，都在将被多数人打倒之列。如此，我们正不必需要少数人有什么高尚健全的人格，然而亦没有人敢逞其卑陋贪婪的性行了。（便是我们所谓改造环境，亦只是指这样民众监督力强，无人敢于作恶的社会；我们相信苟非民众监督力强，人人都可以作恶。绝没有打倒了曹吴政治，便可以改造环境的事。）

　　因此，我们认定国民革命，是无论什么恶劣政治之下，都可以进行的，而且亦只有国民革命可以打倒一切恶劣政治。此次讨曹一役，畏垒君以为系“对于麻痹中毒之国民一种振奋剂，”然而我们却深虑一般偷惰而浅见的人们，反因为喜讨曹之可以急功近利，而麻痹中毒，一舍其向来的国民革命的决心，此所以我们在讨曹军事之中，更不能不申论国民革命之重要。畏垒君，是“卓越之论者”，当能考虑到此吧！

　　载《民国日报》副刊《评论之评论》第二十九期

　　署名：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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