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状况述评|恽代英

中国财政状况述评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

　　（一）

　　去年八月十日北庭公布教令，组织财政整理会，以颜惠庆为会长；以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交通总长，审计院院长，副院长，税务处督办，总税务司；全国烟酒税务处督办，特别关税会议筹备处处长，前全国财政讨论会会长，前全国清理财政处督办，前筹备全国财政会议事宜督办，稽核所会办，北京银行公会代表等共十四人为会员。在此会成立之初，国内外颇致其属望之意。然成立以来，经六月之久，所宣布整理的结果，乃无异宣告中国已经到了濒于破产的地位。他所宣布的，计北京近年应有收入之数：

　　海关及五十里以内常关税款　　　　　　约九千四百余万元
　　五十里以外及内地边陆各常关税款　　　约六百余万元
　　盐税　　　　　　　　　　　　　　　　约八千九百余万元
　　烟酒公卖税　　　　　　　　　　　　　约一千五百余万元
　　印花税　　　　　　　　　　　　　　　约三百余万元
　　五项共计应收二万〇九百余万元

　　然而北京所实收的：

　　海关及五十里以内常关　　　　　　　　约九千四百余万元
　　五十里以外及内地边陆各常关除各省截留外　　约二百余万元
　　盐税除各省截留与盐务经费外　　　　　约四千九百余万元
　　烟酒公卖税除各省截留外　　　　　　　约一百余万元
　　印花税除各省截留外　　　　　　　　　约三十余万元
　　五项共计实收一万四千八百余万元

　　此一万四千余万元，仅抵应收之数十分之七，其余十分之三均为各省所截留了。即此一万四千余万元之数，应提约九千八百万元，为有确实担保内外债偿本付息之用，约四千三百万元为协济各省及应付特种债款库券等用，余仅七百万元，为北京军政费用。北京近年军费约七千万元，即超过收入九倍；加之政费五千八百余万元，共超过十七倍。而无确实担保债务七万万余元，每年仅付利息已须四五千万元，尚未计算在内。

　　去年十月北京召集所属各省督军省长代表开特别财政会议，于此会中王克敏以财政总长的资格报告，关税关余约九千万元，抵内外各债更无余款。盐税除指抵外债外，盐余借款内外债九千余万元，盐余以付每月应给本息七百余万元还不够用，然尚须每月以四百三十余万元指拨内债基金，各省协款。故北京收入之款，只有京师税关及烟酒税印花税每年二三百万元，而军费每月即需六百五十万元，政费每月尚须三百八十万元，而积欠军政费二万万元，尚未计算在内。王克敏又说，北京至少每月需三百万元；以一百万元为洛阳及直鲁豫等协饷，一百万元为近畿军警费；余一百万元，以五成五为教育及国会费用，四成为府院费，三成为其他政费，收支相抵尚稍不能敷用。王克敏是北京当局的人，他的报告，必定比颜惠庆等专从钩稽簿册而考得的收支之数，于事实较近真象。然如王克敏此说，则北京每年得用之款，仅二三百万元，尚不得有七百万元之数。他所认为北京最低限度的用费，较之收入，犹十余倍过之，而尚有二万万元之债务在外。于此可以想见北京之穷，确已经到山穷水尽的境地了。

　　这样穷的北京，仍然养许多冗员，拥许多军队，有时候还须有以餍足洛宁诸将无厌的要求，他从什么地方筹得这许多款项呢？

　　（一）借款　在最近期间，借外款是不可能的。此因无确实抵押的外债，本利均无着落，各国不免相视裹足，且各国互相牵制，大借款既不能成，小借款亦复无敢轻于承揽，因此北庭的借款，只好偶向国内银行团为之。国内银行团虽曾表示不借款于北庭，然每逢年节或其他紧迫关头，终不能禁北庭的威吓利诱，而不免为之垫款或承销流通券。最近报载苏锡第又与国内银行团接洽端节借款，这只是北庭的老例子，亦便是我们的国债还会无形地继长增高的原故。

　　（二）拖欠薪饷　借款既因信用丧失，不易集成巨数，北庭因此，只有以事实为转移，任意挪扯拖欠，以图敷衍一时。最近北京国立八校，欠薪已九个月，军队欠饷至十余月。据去年十月叶景莘先生所述合计政费欠六千余万元，军费欠一万三千余万元，到如今又半年有余，其为数自不免又加增了。

　　（三）加捐款　北京借款既不易得，纵令拖欠薪饷有时亦不敷开支，于是每想各种办法，加增捐款。例如前年邮电加价，以及去年今年谋于北京征收警捐，均是其例。惟北京政府的罪恶已经暴露殆尽，人民对于加捐款的事，常知反对，故此等计划每归于无效。

　　（四）滥发纸币　北庭尚有一种卑劣的筹款手段，即是常于人民不知觉间，滥发纸币，或挪用纸币准备金。自从北京中行停止兑现以来，人民饱受纸币之害，然而去年甚至北京铜元票亦复因准备金被北庭挪用而发生挤兑的事。最近又传有上海中国银行代财政当轴发钞票千五百万元吸收现款充军政费用之说。

　　（五）卖国　除此以外，北庭为要筹得些少现金，以救眼前之急，每不顾国家主权，人民负担，自甘外交上的失利，以谋换得若干现款。例如金佛郎案一旦承认，以法国赔款余额将四万万佛郎计之，须较久经采用的法汇（纸佛郎）多付出至少七千八百余万元（根据吴天放君估计），将来意比西倘援例要求赔款用金，损失尚不在内。然而一则因为王克敏个人利害问题极力怂恿北庭承认，一则北庭因慑于汇理银行扣留盐余，且希望早日开特别关税会议，以便增加二五附税每年可二千五百万元。故金佛郎案的承认声终不绝于耳鼓。最近喧传的德发债票案，损失在七千万元以上（根据褚辅成君等估计），然而北庭因为欲提回伦敦汇丰银行德票基金一千三百万元，且谋可以自由提用津浦路收入款项，故宁愿让步解决，宁减少德国赔款数额，此均见北庭于穷极无聊之时，倒行逆施，无不可为之事。然而让他们窃柄主权，自然国人不容高枕而卧了。

　　（六）断送国营事业　这如中国银行原有官股五百万元，因连年借款抵押，现已完全过户，故该行成为纯粹商办性质，再如汉口财政部造纸厂近亦有出卖之说。

　　如上所述，我们亦可知北庭财政如此窘竭，他的一切东挪西扯，倒行逆施，都系实逼处此不得不然的事。我们应知道北庭这样的穷窘，不只是北庭几个负责的人所应注意的，全中国国民，特别是负有革命使命的，都须特别注意研究他的根原，以及救济的方法；而且这种研究亦正可以证明中国确实有革命的必要。我这一篇文，便是根据这个意思而作的。

　　（二）

　　我们试以现在的财政与民国四五年的财政相比较，可以看出今昔情况是怎样的大不同。下面是民国五年北京所公布的预算案。

　　全国收入　四万七千余万元　内中央收入二万七千余万元（包括公债二千万元）

　　全国支出　四万七千余万元　内中央支出三万万余元（包括偿内外债一万三千余万元）

　　如上所述，民国五年的财政，只须募债二千万元便可以收支相抵，那便是说，收支不足之数，不到二千万元。就北京言，除上述二千万元外，支出尚超过收入三千余万元，此由有各省解款，除抵拨中央协款应余三千万元，未计算在内之故。民国五年北京支出除偿内外债外，军政费因约需一万七千万元，故有二千万元不足之数；若就现在军政费约一万三千万元，则应尚余二千万元左右了。然而北京何以在现在穷困至于如上所述？可供军政费用的收入，何以减至只七百万元，或者竟至只二三百万元呢？这第一件事不能不归咎于各省的任意截款。

　　据北京报告，五十里以外及内地边陆各常关，每年应有收入六百余万元；然除京师税务二百余万元以外，十一年各省所解约仅七十余万元，则是此一项北京的收入已损去三百余万元了。盐税则各省提用之数，约三千余万元，在全收入三分之一以上。烟酒税为各省提用的，超过十之九，为数约一千四百万元。印花税为各省提用的，亦将十之九，为数将三百万元，以上合计为各省截留的已在五千万元以外。

　　然各省所截留的款项还不止此。我国在前清以来，本有各省解款于中央政府之例，在民国三年仍于各省预算中收入之超过支出的，规定照解款旧例解交中央。至四年核定直隶等十二省解款额数，五年核定直隶等十三省解款额数，解款遂成中央确定的税源。历年解款之数如下

　　民国四年　各省实解一千一百余万元　拨抵中央支出七百余万元

　　民国五年　各省实解五百余万元　拨抵中央支出一千三百余万元

　　民国六年　各省实解九十余万元　拨抵中央支出一千四百余万元

　　民国七年以后，各省无实解之款，其拨抵中央支出的，七年为六百余万元，八年为五百余万元，九年为四百余万元，十年为二百余万元。由上所述，不但解款于北京已为七八年来未有的事；即扣留于各省而申明为拨抵中央支出的款额亦逐年递减。若以民国四五年的原额比例论之，可知北京在解款方面，又减少一千八百万元左右的收入了。

　　除此以外，北京在民国四年以后，曾规定有中央专款，由各省认定额数按月报解。民国四年以验契税，印花税，酒税，酒牌照税，牙税五项为专款；五年增加屠宰税，牲畜税，田赋附加，厘金增加等项；六年改定酒税，酒增加税，酒牌照税，契税，牙税，矿税为专款。此项专款历年报解之数如下：

　　恽代英文集6

　　民国十一年以后无解款，十二年仅有十三省区报告抵拨中央军饷，抵拨之数约五百余万元。其报告抵拨之道，甚为可怪。他们或全数抵拨充军饷，或甚至告拨之时，本只须用该款之一部分，而余额亦一并截留，以备临时指拨：如河南截留应解之一百余万元，而所需抵拨的只五营兵饷三十八万余元；安徽截留应解之一百一十余万元，而所需抵拨的只怡大债款四十三万元；皆是其例。此外尚有直隶，山西，浙江，京兆，察哈尔五省区共应解款九十余万元，则既不照解，亦并不报告抵拨作何用途。北京既完全减少此项中央专款的收入，若以民国五年比例之，又损失一千七百余万元。

　　就以上所说，我们已显然可见北京的收入、若以民国五年比例之，为各省所截留的约九千余万元；此九千万元既被各省截留、于是民国五年可以有二万五千万余元（除去公债二千万元计算）收入的，现降到不满一万五千万元。而偿付内外债方面，以历年债累所积，其所需之数比从前更大，尽北京所得关税盐税以作此用款还不敷分配，则北京可供军政费用的不过七百万元，或者仅只二三百万元。实为意中事无足怪异的。

　　各省为什么截留了北京这么多的款项呢？自然像广州正站在与北京反抗的地位，根本不承认北京为中国的中央政府，而且正要以北伐讨贼，扫除北庭诸误国奸佞的，凡地方一切收入断无拱手以交北京政府，资盗粮寇兵，使他们能用以图谋反噬的道理。此外依违两可之徒，假独立之名，行割据之实，于是截留款项，自由支配的，却不能与革命政府相提并论。至于名为在北方军阀之下的人，口口说是要服从中央，而且假口西南不服从中央，肆意讨伐的，亦复截留款项，不能自居于例外，这更是无理可说了。我们试看曹锟自己盘据的直隶，对于中央专款即为不解而亦不告拨的省区之一，所谓模范省行孔子之道的山西，亦复是其中的一个。至于吴佩孚统治的河南，则藉辞三十八万元之军饷，截留将近三倍之款，而含糊其辞为以备临时指拨。从这样看起来，可以知道北方所谓拥护中央，所谓统一，都只是欺骗一般不睁眼睛的国民的鬼话罢了！北庭自己所统驭的诸省区自由的不肯解款，他自己亦无力制御；而且曹锟之辈，正是始作俑的截留公款的人；然则北庭之穷，只好怪他们自己，与他们自己的狐群狗党而已。

　　既然照我上面所说的，各省截留北京的解款，每年九千余万元；这样说起来，各省不是应当很富裕了么？然而我们试一回头考察各省的财政情形：

　　就民国十一年各省区原报国家收支出入列表如下：

　　恽代英文集6

　　如上所述，凡有完全报告的十三省区，无一不是支出超过收入，少的如山东不敷一万余元，江西不敷三十余万元，江苏，浙江，热河，绥远，察哈尔，各不敷六七十万元；多的如河南，直隶，甘肃，黑龙江，各不敷一二百万元，湖北至不敷四百余万元，新疆至不敷八百余万元。北京之穷既如前述，各省乃又无一不亏累如此，骤然看起来，简直是一件不可解的事。

　　至于他们地方收支的状况呢，江西十二年度的预算，收入一百二十余万元，支出一百八十余万元，江苏十二年度预算，收入一千八百余万元，支出二千一百余万元；则地方经费亦不敷于用。安徽名为地方有三百八十余万元之收入，而实际可靠的只一百六十万元，支出方面，仅教育实业两项已超过二百万元，故亦为不敷的一省。山西则以阎锡山对于税务招商包办，每年易人，故地方税由一百一十万元增收至二百八十万元，然一方规定了在乡军人由村经费供给，以减少省库负担，收支乃仅足自给。省债则江西十二年度应偿付本息的三十余万元，江苏十三年度各银行借款利息八十万元，善后公债本利二百余万元。此外各省积欠薪饷均为极不罕见的事。

　　为什么各省会这样闹穷的呢？

　　第一件事，便是他们的加增军队。各省的军队，就去年外人调查有五十二师，一百〇二旅，十四团，二百二十六营，兵卒数目共一百二十八万人。蒋百里裁兵计划书之调查，则言全国有五十四师，一百五十旅，二百营，人数约八十五万九千人。历年陆军经费在清宣统四年预算为一万万余元，民二预算为一万六千余万元，民三预算为一万三千余万元，民五为一万五千余万元，然至今日则每年仅军饷一项已超过一万八千万元了，而其他军费尚不在内。试以八年军费与十一年军费相比较，便知道军费加增之可骇。

　　恽代英文集6

　　如上所云，四年之间，如江西，浙江，甘肃，热河，绥远诸省区，军费均加增数十万元，直隶，河南；湖北，则各加二百余万元，新疆，黑龙江，则各加增三百余万元。其他各省加增军费要可以此例推。财政整理会曾就民国八年预算之岁出款项分析之，彼时中国军费占岁出百分之五十。并世列强之军费，日本占岁出百分之四十四，美国占百分之二十七，法国占百分之二十一，英国占百分之十五。以视我国均未能相比。至最近发表整理结果，则全国军费进至占岁出十分之七。如此，固不怪北京与各省都要叫穷了。

　　再便是军阀的中饱国帑，亦是各省叫穷的原故。各省截留国家税之风盛行以后，国家税既不受省议会的监督，而北京财政部又不敢过问，于是各省军阀得以自由私饱。例如江苏截留一百万元，而财政厅长说只收到五十二万元，竟有四十八万元化为乌有，其情弊可知。湖北军饷，财厅方面有五月未经发给；然军署却欠饷八月，这又由于军署扣留二百万元为放账之用。其他各省，如山西则浮报旱荒赈款，安徽则侵蚀造币赢余，此等牟利之法，莫不直接或间接的损害国家财政；于是北京既穷，各省亦复陷于不能自给之境了。

　　（三）

　　然而如上所说，各省所扣北京之款不过九千余万元；此似亦未能即致中国于死地。就财政整理会最近所公布，北京尚应有收入一万四千八百余万元；若就民国五年中央预算案，除偿付内外债外，军政费本只共须一万七千万元：则北京只应有二千余万元之不敷。其至于可以供北京军政费用只数百万元的，则又不能不痛心疾首于来路不明的内外债了。

　　吾国之债务，财政部方面约十八万万元，交通部方面约七万万元。其中无确实抵押的，据最近财政整理会报告，财政部方面五万三千余万元，交通部方面一万八千余万元。上述之债务，外债约二十一万万元，内债四万万余元。其中无确实抵押的，据财政部报告，外债约二万六千余万元，内债约二万二千余万元（截至十一年九月止），交通部所欠尚不在内。

　　如上所述，我们负有内外债二十五万万余元。关税收入，每年偿付外债本息须六千万元以上，而偿付内债不足三千万元，去年关税偿还内债尚短少七百七十二万两。盐税方面，北京所能净得之数既仅四千余万元，以此偿付到期债务本息往往互相争执，顾此失彼，所以名为北京净得一万四千八百余万元，其不能得用的却有一万四千一百余万元之多。

　　我们何以有这多债务的呢？

　　第一便是因为外人勒索我们的赔款。由甲午赔款所起的俄法债款，英德债款，英德续债款，截至十一年底止尚欠将二万万元；庚子赔款除俄德奥不计，尚欠约四万万元。民国元二年为偿付上述债款而起的五国善后借款又将近五万万元。此数项债务占全部外债之一半。而此数项债务，除善后借款有一部分供袁氏滥用以外，余皆只是供外人剥削，中国并未曾得一文之实惠，而无端加重负担如此。

　　第二便是因为北庭的浪用，这说起来亦是与外人勒索一样可以痛心的事。在民国三四年北京既有各省解款，且多辟税源，收入丰裕，然北京利用人民的盲信，两年募内债将五千万元，在此时袁氏正骄盈无度，添设骈枝机关，预谋帝制自为；人民以苟安之浅见，遂甘于受他们的欺蔽，对于此等不急要的内债，踊跃输将，民三至购买溢额九十余万元。民四溢额百八十余万元。至七八年，因对德奥宣战，德奥债务均暂停支付，而八国又允延缓赔款五年，此时北京每年腾出可供应用之款在四五千万元以上，然彼时又因北庭甘于以卖国之借款供其穷兵黩武之浪费，于是大借日债，如所谓西原借款四项七千万元，在无抵押债务中首屈一指。（日本占无抵押债务中百分之六十五）此等债务，日人只在求能成立借款合同，以谋逞其侵略野心，故如吉会，高徐，顺济，满蒙各铁路借款，皆无指定偿还期限，惟每半年换付国库券预扣利息而已。北庭既从日本举借此等暧昧不明之债，还以为未足，仍多进行各项小债。关于内外债弊端，去年清理财政处曾经指摘出来，读之令人发指。以下节录其论外债数点！

　　（一）用途不明　如民国八年借美商太平洋拓业公司美金五十万元，遍查不能得其用途，英商马可尼公司军用无线电信借款，所交三十万镑，库司所指用途，亦不甚明确。

　　（二）移作他用　如中英公司沪枫铁路借款三十七万余镑，中法实业银行钦渝铁路垫款三千余万佛郎，投作军政各费；浦口商埠工程借款，汉口建筑商场垫款，亦多移作与工程无关之他项费用。——就交通部开财政部欠交通部账款，我们更可知高徐，顺济，满蒙四路，同成，钦渝等垫款六千余万元，陇海，四洮，及电信电话借款将三千万元，均为财政部所挪用。

　　（三）无理移转债务　如日商兴业株式会社借款日金三百万元，本为陕省所借，因陕省议会否决，财政部乃徇情将此债转移中央，陕省已用之一百万元，即以虚额库券债票作抵。

　　（四）无理代负责任　如日本太平公司第一次订购军械欠款一千七百余万元，内二百三十余万元为安徽购械之款。安徽既无请求代订军械之文件，财部亦未曾与该省交涉付款之法，而竟照发库券，垫付现款。

　　除上述外，尚有借款存而不用的，如中法实业银行浦口借款之一部分。又有借款本由购货而起而货迄今未到的，如英国阿模土庄厂炮弹行火等项欠款，陆路炮至今未交，炮价与欠数略可以相抵。意国安些度厂鱼雷猎舰价款，已付八千五百镑，至今舰亦未运交。至于无抵押债款中更有重利盘剥之弊，法国借款年利有至一分乃至一分四厘四的，日本则更有年利一分八厘以至一分九厘二的。

　　关于内债的弊端，清理财政处亦曾有很详细的指摘：

　　（一）并无借款需要　如民国八九年之间，正值借入日本巨债一万数千万元，八年冬间尚有巨额外债借入，然而举借内债，仍复细大不捐。

　　（二）期限短　内债为期均短，最短的有不及一月或仅十日或七日。借债本以济穷，期短如此，所济几何？

　　（三）存而不动　内债有借后即存于借贷的银行，始终支用未罄的；借而不用，何以必须借债？

　　（四）债权杂滥　内债贷借银行，北京之外，遍及于津，沪，苏，杭，赣，鄂，各地，已觉泛滥之各异；而一银行之内，又别为某某记，真正债主不知究属何人。这种现象，显系各谋私利，而使国家负此等暧昧债累。

　　（五）重利盘剥　内债如金城盐业两银行，贷款利息在二分上下，此系少有的事；其余在十分以内的很普通，最多有至二十分以外的。

　　（六）用外币折算　本国银行，借款于本国政府，乃每以外国货币为贷借，而实际仍以国币折算。借款的银行假拟一外币虚名，以借入时价与还款时价相较，就中渔取利益。

　　（七）保价　历来借款最大损失即是京钞外币的保价，订明原借之币，还款时高出保价之外，仍以原币还，致有十分二十分以外之利益；但如还款时不及所保之价，则须照保价还款。

　　（八）回扣汇水　内债月息虽明订在二分以下，加入回扣汇水手续费等项，每每息率增出倍蓰。回扣汇水手续费之名，沿自外债。在外债期限较长，以折扣之数摊算利息，影响甚微。若短期内债亦入此项折扣，甚至转期又复再加，则损失太大了。又有借款并非调自外埠，亦开列汇水，更为无理。

　　（九）少交款　如苏州储蓄银行十万元借款，合同所载并无折扣，然少交七千元。

　　我们就上文所述，可知所谓外债只是北庭与外人勾结，筹款以供浪费，否则只是北庭与疆吏或外商私地通融，遂使国民债累日益深重。至于所谓内债，则更北庭奸人与银行劣商假借款为名，盘剥国家以图私饱。国人多不问此等事实，偶谈及国债二十五万万元，只知动色相戒，以为无以逃破产之命；而终不悟所谓内外债只是一般寇贼奸宄定下圈套，以为他们瓜分国民血汗的口实。此等暧昧不明的，或者显然以侵蚀国帑为目的的借款，不但当然无偿还的义务，且须重惩受与两方当事的奸人。

　　交通部负债截至去年一月底止，共七万万余元，其中路政借款共六万万余元，即占其全额十分之八。然路政借款既每不系确供路政之用，因军阀之阻滞路工，提用路款，又使交通部竟至无偿债的能力。交通部惟邮政收入，除开支及改良费用外，每年可净余约二百万元，铁路可净余三千四百万元，然应付债务本息约须一万万元，故不敷之款甚巨。至去年五月底止，交通部已有逾期未付之短期债款五百五十余万元，赎路债款一千八百余万元，路政债款二千五百余万元，电政外债四千一百余万元，合计逾期未付之债款已九千万元。长此以往，必有全部交通事业受债权者自由支配的一日，这正是一般债权的野心国梦想的事。

　　交通部所以亦穷窘到此田地，固由以前借款太滥，而且所谓交通系只知以交通事业营殖一派的利益；除此以外，则军阀应负最大的责任。

　　去年十一月北京交通部曾召集路电会议，吴毓麟拟有整顿路电办法，其中述路政腐败之处分为下五项：

　　（一）陆军部制定军用两种运货执照；一缴半费，一照半费记账，本为利便军用，兼济公款之不足。嗣因各省军队欠饷过多，军官遂有托名军用品，代商包运，收其现款，以自补助，而派出人乘机多揽，从中渔利的。更有下级军人结成团体，在京汉，津浦，京奉各路兜运货物，按值百抽三办法，包商家揽载，一切关税运费包括在内，为之包运包送；商人贪利趋之若鹜。此等冒运商品，每年损失二三百万元之运费。

　　（二）军人乘车既有半价票，复有军人优待票，然无票乘车的每日都有；据各路局调查，京汉每月有四万七千余人，京绥有三万六千余人，津浦有二万余人，京奉只关内一段，已有一万六千余人；全年合计在一百五十万人以上。加之军人携带亲友，或冒充军人，包庇旅客，强占客位，携带货物，使客货均因之减少，此项损失每年三四百万元。

　　（三）各机关官吏挂车专开，本有定例。近来各公署顾问谘议和中级人员，率皆迫请挂车，站上无车则硬摘票车加挂，送到后因留作回乘之用又不即放回。有携眷盘踞车上的，并有长年扣留不转入厂修理的，以致各站商货壅积，营业大亏，车辆失修，损耗尤巨。

　　（四）军用乘车运输执照发出既多，辗转售借，复有伪造此项执照的。

　　（五）各行政机关军警官署及各师旅所请长期免票，去年总数将及千张；各路客车免票的占多数，其持票乘车的不尽系各机关人员，滥发之数既多，辗转请托借用甚易。

　　其述电政腐败之处分为下三项：

　　（一）电报收费本无记账办法。后因政治军情电报，军阀借口避免手续繁多，不愿按次付费，始改用印单分别记账，每月结算一次，然行之既久，各机关竟认为免费性质，于是滥发印单任意拍电，个人私事亦假用印单拍发，电费永无拨付之期，线路大受拥挤之患。官电军电欠费至一千七八百万元之多。

　　（二）电报电话本属营业性质，一料一工关系成本。近来各省驻军动辄请安设电报电话，或占用原有报线，积压商电，不能营业。商民受此激刺，改用快邮，其有水线地方皆由水线拍发，坐使利权外溢。更有驻军藉用电报，串通商人，代为传递消息，酌收费用，藉图私利，至建设工程材料，亦复无从取偿。

　　（三）电政支出，全恃收入报费，此外并无补助资金。近年西南各省及东三省扣留电款不令解部以外，其他各省亦复往往提用电局存款，或因军事借款令其担负利息，总计每年不下数十万元。现电政自身结欠外债五千一百余万元，历来欠付料价七百余万元。各债权者因本息无着，要求处分抵押品；各行要求先付料价，然后交料，至于电政须叟难离之纸条，亦非现款不能采办。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交通事业受军阀蹂躏，是使交通部负债累累的重要原因。他所未说的，还有诸军阀提取路款。现京汉路已在洛吴掌握之中，粤汉路，株萍路，胶济路局长亦渐尽易其私人。前报载洛吴令京汉路在郑州设事务所，以便接洽提款调车；又胶济路因以路款担保向外挪债，至日本提出抗议。津浦路债务无法清还，然伪总统府及直鲁豫等协饷，尚须寅吃卯粮，预期支借。京绥路去年收入一千五百万元，然除军用等欠费外，只余五百余万元，亦无力偿付自身债务。从这些消息，可知一切路政，都全在军阀自由蹂躏之下，而所谓盈千累万的债务，都只是浪费无度的武人政治所赐的。

　　然则应当怎样补救这种状况呢？

　　（四）

　　有的人说，中国以四五万万人民，负二十五万万元债务，平均每人担负不过五六元；一年中偿还本息，每人担负不及二角；此以比之英国每人平均担负国债一千四百四十元，法国担负一千三百一十元，美国担负四百四十三元，日本担负五十元，则中国不过抵英法二百分之一，美国八十分之一，日本十分之一而已。举世强国，未有一国之国债，不超过我国十百倍以上，则我国此戋戋债务何足为虑？抑就租税而言，英国平均每人担负一百七十元，美国一百二十元，法国九十元，意比等国亦二三十元；中国每人不过平均担负一元二角左右。由此观之，中国若能稍增国民租税之负担，自不难清偿此等小数之国债，即其他国用亦不至虑缺乏。

　　然租税与国债的担负数量，须视国民担负能力而定，不能以贫瘠的中国，与情形迥然不同的国家相比拟。如以美国论，一九二〇年美国银行存款总额分配全国人民，平均每人约七百元，中国则竭所有银行存款与窖银，分配全国人民，平均每人不过一二元而已，一九二三年美国销耗烟草雪茄卷烟等费将八十万万元，销耗载客汽车费五十余万万元，销耗于奢侈品费二十四五万万元。以我们贫乏窘困的国民，欲强与他们这般豪客比较担负的轻重，可谓不知事务之谈。

　　中国财政的困难，既不能以加增国民租税的担负为解决的方法，于是财政整理会想出了五种救济方法，我们试逐一审核他们所说的究竟有多少道理。

　　（一）他们希望设法使各省有充分的谅解，对于应解北京之各项收入，勿再截留提用，必须涓滴报解以符定制。这简直是一篇呓语；姑无论那种割据自雄的军阀决不会有涓滴报解的事情，即北庭亦不知有什么资格可以求各省谅解。

　　（二）他们希望开辟税源，剔除积弊，使有利于国，无病于民。这又是骗自己的话了。数年来北京掊克聚敛之徒，筹款之法已极尽其能事，岂有可开辟的税源留待今日尚未开辟之理。至于积弊，则自曹锟以降，莫不恃此以便自肥，但观前此所述各种举债之真情，便知希望北庭剔除积弊，正所谓与虎谋皮之事。至于他们所谓有利于国，无病于民之筹款法，至多不过他们与有力绅商相勾结，而横加一般农工平民的担负，农工平民既微弱无所控诉，于是他们得以从容敲吸其骨髓以自饱其私囊而已，他们何曾把所谓国所谓民放在心上？

　　（三）他们说，普通政费要痛加削减，整理军费尤应从长计议。总期兵敷分配，款不虚糜，为求收支之保平衡，须采用量入为出主义。这些话又止是纸上文章罢了。军费在军阀一天不曾打倒之前，决没有节缩的希望，这是稍知事实的人都能明白的。至于政费，则收买猪仔议员的国会经费不可削减，畜养私人冗员的府院经费不可削减，此外稍为装饰门面的教育经费与其他政费，亦似乎不至于仍会无忌惮的削减下去；如此，则知所谓量入为出，只是说说罢了。

　　（四）他们希望交通事业，以后能不受政局影响，划清界限，以便交通部能筹还自负之债，且能腾出余资以补充岁计。这只须看为北庭撑腰的洛吴，正竭力进行囊括各铁路款项，欲设银行统一五路财政，以便他自由取携，便可知他们这所说又只是痴人说梦而已。

　　（五）他们希望设法促进关税会议，使附加二五税得以早日实行，每年约可得二千五百万元，便可以之整理债务。然而关税会议在外人本无开议诚心。华会时姑妄言之的条约，在事后本只是用以箝制中国，至于那有利于中国的一方面，不难借口于一国未曾签字而因之拖延不与实行。故望关税会议以谋整理债务，只是缘木求鱼的痴想。且即令关税会议可以实现，附加税每年不过二千五百余万元；即就财政整理会之报告，现负无确实担保之债务七万二千余万元，如果按照折扣发行债票，利率假定为五六厘，每年仅付利息即须四五千万元，摊还本金，尚不在内。今以二千五百万元之收入，欲整理利息已须四五千万元之债务，杯水车薪，亦复何济于事？何况近来外国人索性要求附加二五税的收入，要用以整理无确实担保之外债；日英此项债务最多，故持此议亦最有力呢？果真此款用以担保之外债，则将来告哀乞怜所得的关税会议，结果只是为那些暧昧不正当的外债，觅得确实的担保品，中国仍无一文实惠可言了。

　　我们看上面所说，可知中国财政决无如财政整理会所言的那样容易整理的道理。中国现在已似乎走到绝路上来了。再这样下去，便令附加二五税实行，中国仍是有许多无力担负的债务，这种债务的本利，只好便这样拖欠下去，一直到债权者借口不能忍耐而自由起来支配我们的各项财源为止。他们说，债权是神圣的；所以中国人将来要任听他们尽力剥削。百政可以不举，教育可以不办，中国人将来只有竭全国之力，以供一般债权者的敲求，至于精血涸渴，相率倒毙于此等恶魔之前。这决不是故为危言以动众听的。看了上文便会知道，这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将要发生的事情。

　　然则中国人将要怎样才可以自救呢？

　　第一，是要打倒绝对不可信任的北京政府。北京政府几年来烂污的行为，从上文已经可以完全看清了。一天让这种人盗窃政府的名器，他们穷极无聊，永远只有倒行逆施，以加增国民的负担。

　　第二，是要扫除那些贪婪割据的军阀。军阀为保持且扩大他们的权威，是不会缩减军队名额的；而且他们只要永远是像这样的擅作威福，他们自然不肯将应解款项照数交出，亦自然不肯受什么中央政府的审核与支配。

　　第三，是要籍没这些军阀与官僚不正当的财产。这些人近年来混水摸鱼，假借各种机会，渔取了很多的利益。如军阀的自由拖欠军饷，鬻卖官缺，财政当局的自由操纵公债，侵蚀国帑，他们因此起家，资产动辄数千万。（李纯死后资产二百万，犹称为廉节罕见，）这种资产，定须全体籍没，以补国用之不足，亦稍减抵他们的罪戾。如有外国银行敢于袒庇此等人，代为保持此等款项，则此等银行亦当受我们的搜查或籍没。

　　第四，是要审查取消不正当的债款。这些债款，或只是无理的勒索，如庚子赔款；或只是有意的欺骗，如日本西园借款，此外或只是私人互相勾结，专以敲削国家的财源，因缘以为私利。这样的债款，决非吾国民所应承认。我们一切的债款，必须经一番审查。然而有些债款，完全只是一场骗局，只好硬赖在不睁眼睛而亦丝毫无抵抗力的国民身上；倘若经一番审查，纵然只经过一番极粗疏的审查，亦要取消其中的一大部分。

　　我们要整理我们的财政，必须同时对付三种仇敌：第一是掌握我们政治权的军阀官僚，第二是与军阀官僚因缘为奸的银行奸商，第三是利用我们软弱贪婪的政治当局以敲吸勒索我们的外国人。我们要救自己，必须首先除去三害。我们必须根本铲除所以使我们这样穷困的原因，必须惩罚那些有意陷害我们到这样困穷的人。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从困穷中挣扎出来的希望。

　　这不是太难的事么？是的。这是一件太难的事，我们要为这预备着许多艰苦的奋斗。然而除了这，有什么办法么？现在只有两条路为我们：上前去是很艰苦的。然而是我们的生路；不上前去，那便债累只有一天天更重的。国用只有一天天更窘的，一切债权国已经预备根据他们所谓神圣的债权，要自由宰割我们四五万万中国国民的生命。还是上前呢？还是忍耐着以死于那些债权国宰割之下呢？

　　以民国五年为例，我们全国有四万七千余万元的收入。中国租税制度极为不良，租税之负担每尽转嫁于农工平民身上，那便是每年在农工平民身上有四万七千万元的负担。农工平民既然负了四万七千万元负担了，然而中国乃会赤贫如此，推其原因，便是由于军阀截留了，官吏侵吞了，国内外的债权者瓜分了。这是可以忍受的事么？农工平民的气力亦疲了，精华亦竭了，再下去便是死路。兵法说，置之死地而后生。假使全国的人都知道我们是濒于死地了，或者大家会知道上前去，以一当十，以十当百的，与我所说的三种仇敌相搏斗罢！

　　载《新建设》第一卷第六期

　　署名：恽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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