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革命后的变乱|恽代英

革命与革命后的变乱

　　（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三日）

　　▲评余天休君《革命的学说》——社会学杂志二卷一号

　　从《革命的学说》篇中所引的诸家学说，和余先生自己的意见，我们可以归纳出来“革命”的定义，应当是如左：

　　社会生活是永远的继续变化的，为要打倒一个不能适应于这种变化的统治阶级，所以发生革命。

　　果然是我所说的这样呢，我以为虽然在这一篇中，他在很少地方说明这种社会生活所以永远的继续变化的由来，对于他解释的发生革命的原因，我们是大体可以同意的。

　　不过余先生在许多语句中，说了许多令人惶惑，或者容易发生误会的话，我们应当提出来加一番讨论：

　　（一）余先生说，革命是突然的崩坏，以这句话与腐败或灭亡的，“自然的颓废”一并说起，是很容易使人误会的。我以为余先生的意思，应当是说：不能适应于“已经变化的社会生活”的制度和文明，非加以改革不可。为改革的原故，我们要使旧制度和文明“突然崩坏”以重造适应于这种变化的新制度和文明，所以革命为必要的事。在这种时候，没有革命的“突然崩坏”，那便不能重新适应，那便只有陷于腐败滅亡的“自然的颓废”之境。

　　（二）余先生分社会为三种阶级，而以为革命是中等阶级嫉忌现存的统治阶级，故要取而代之；统治阶级不能适应于变化的社会，便会孤独无力，而中等阶级的权力便会逐渐增大，以至于打倒统治阶级。这所说的话，我以为是很不醒豁的。社会上实在有一种人，常徘徊于统治阶级与被治阶级二者之间，有时候亦每会真诚的，或者是另有作用的，提携被治阶级，以打倒治者阶级；然而我们必须说明的，这种人并不是自身有什么打倒治者阶级的力量，他们的力量都是从被治阶级所得来。治者阶级因为他们“贪欲和愚蠢”，不知适应变化的社会，这使被治阶级感受很大的痛苦损失，而发生革命的要求；例如在工业革命（的）影响到了中国时，因为治者阶级的疏忽，便使中国小工人小农人的生活都陷于穷窘而不安定，这是革命的思想所以容易为他们所接受的原故。倘若革命只是中等阶级嫉忌统治阶级，或者是他们私人的野心呢，这种革命与被治阶级的利害仍然风马牛不相及，那便不能得被治阶级的赞助参加，结果必然没有打倒治者阶级的力量。由这说起来，一个能有实效的革命，哪里是中等阶级与治者阶级的争斗呢？必须是治者阶级与被治阶级的短兵相接，才会完成革命的事业。

　　（三）余先生以为革命以后的变乱，是由于新的治者阶级缺乏统治的经验，并且和政治上欺骗的手段不充足，我以为这或者是一种误解了。我们既是承认因为旧的治者阶级不能适应于变化的社会，所以要革命，那便革命以后，必须有所以适应于这种变化的措施，革命的功业才会完成。自然革命政府政治经验的幼稚，是一件值得忧虑的事；然而统治经验是不能便恃以恢复秩序的，若使政治经验，乃至于政治上欺骗的手段，便可以恢复秩序，那便旧来的官僚式的统治阶级，对于这些方面都有他们的特长，何以他们会因革命而失却他们的地位呢？革命以后的变乱，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革命的党没有适应于“变化的社会”的主义策略，否亦是因为有这种主义策略的革命的党，并不曾得着统治的地位。我以为余先生的解释，是有些可以商量的地方。

　　至于余先生所引述各家的话，虽然有多数都承认革命是人类所以适应“变化的社会”的一种行为，然而亦有些人以为是由于好乱的习惯，或者是由于天才的指导，或者是由于立空的妄想。对于这些说法，我以为“好乱”与“妄想”的人，自然是任何时代都有的；在一个革命运动中能指导民众的天才的思想，前两三千年亦未尝没有人能于端居深念的时候，想得一个大致相同的意见；然而倘若不是社会的变化到了某种程度，决不会使一般民众都卷入“好乱”与“妄想”之中，他们亦不会接受这种天才的指导。所以革命究竟是因为社会的变化而产生的，别的都不能成为圆满的解说。

　　所以照上所说的看来，我们应当承认革命是必要的。要革命能成功，有两件事不能不注意：第一，我们必须唤起全[被]治者阶级加入革命，然后我们有力量打倒治者阶级；第二，我们必须有适应于改变的社会的主义与策略，以握取政权，然后革命以后不至于惹起别的变乱来。这是关于革命问题两个应注意之点，而余先生未曾特别提明的。

　　我们都承认国民党是有很好的主义与策略的一个革命党，然而可惜以前对于党的主义与策略，党员是比较疏忽的；革命的行动，又多偏于军事方面，而忽略被治阶级的人民，所以不能有实力收拾中国的局面。现在国民党已经把宣传与教育看作重要了，而且亦特别注意于农人工人的运动，照上所述的理论，国民党对于中国的革命已经握着扼要之点了。渴望革命的有心人，你若不真是余先生所说的嫉忌人家的野心家，你若真希望革命成功而变乱停止，你以为你应当对于国民党怎么样呢？

　　载《民国日报》副刊《评论之评论》第四期

　　署名：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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