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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枪炸弹与革命


  (一九二四年四月五日)

  下面是黄光东君的来函:

  读了你的“矫正对于‘打倒军阀’的误解”以后,发生了许多怀疑,所以只有杂乱写来,求你指教指教!

  你说:安重根那一炸,只是买得人家记得安重根三个字罢了,我要请问:现在朝鲜所以还有一点革命的运动——复国的运动,是不是安重根的一炸所影响的呢?现在他们朝鲜人因为安重根的死,发起一个纪念会,大家都要努力从事运动,假设将来复国成功,我看他不止买得安重根三个字,还要占几页世界被压迫的革命史。你先生说话太大了。中国求一个“买三个字的安重根”都求不到,不知你意下如何?

  你又说:在他们(军阀)妨害革命行动的时候,或在他们谋作反革命运动时,当然可杀掉的。请问:他们是不是天天每秒每分钟都在作反革命的运动,假使依你的话,没有一秒钟,不是应该放炸弹的;反革命运动,不到革命成功不会停止。

  你又说:不要当真以为手枪炸弹,便可以完成中国的革命。请问:革命的初起,是不是要宣传?手枪的“一炸”,是不是宣传呢?假如没有那“一炸”的宣传,武汉革命如何能用五个子弹吓出来?我以为手枪炸弹并不是打绝败类,是要使时局紧张,人心苏醒。那么便是革命必须的一种工具,如杂志与小册子的出版品一样。

  至于冰冰的“手枪与炸弹”更把暗杀看作无用,比你还说的口气大十分。他不知道手枪炸弹就是他所说的“宣传民众”之一啦!我以为这种手段与他所说的“有组织有计划的革命”没有什么违背,并且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革命中之必须的一种手段。不知冰冰以为如何?

  我怎样答复呢?

  (第一)安重根的一炸,至少可以使朝鲜人民有一番振奋,对于现在的复国运动自然亦有些影响。不过朝鲜人的复国与否,与安重根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呢?土耳其不曾暗杀协约官吏,但土耳其现在是什么样子?朝鲜曾经暗杀了日本一个头等伟人,他有什么可以与土耳其比拟么?革命是一种有组织的积极的行动,决不是浪漫的消极的行动。倘若我们有了这种组织与积极计划呢,遇必要时,或采取暗杀手段,并不是不可以的。倘若并没有组织与计划,想专靠暗杀以成功革命,天下没有这个道理。俄国的虚无党,不是很可怕的暗杀团体么?然而虚无党只能杀人而已,真能改革俄国的,究竟还是靠劳农会直接行动的共产党。这不是很好的一个比例吗?

  (第二)黄君说,暗杀的手段,与有组织有计划的革命,是不违背的。苟能不违背,苟系在革命团体权力集中的组织,与全部革命计划之中,依着那个团体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以去进行暗杀,自是我们十分赞成的事。不过就我所能见到的,中国今天还不是进行暗杀的时候。今天革命团体的内部,还松懈没有力量,农工平民还不会归向于一个革命的旗帜下面,我们对于建设的方略,亦还不会十分有把握;现在去进行暗杀,便杀死了一个两个乃至几十个军阀,我们究竟有什么办法?我们现在最要紧是,整顿革命党,向农工平民宣传革命党的主义,把他们吸引而组织到革命的旗帜下面。所谓革命党的主义,必须是包含建设破坏两方面的;破坏不是我们的目的,他是除去我们建设的障碍。我们若并无破坏的实力,而只讲暗杀,自然只是胡闹;便令有了破坏的实力,然并无建设的主张计划,我们讲暗杀,亦都嫌太孟浪了。即以武汉革命而论,实际亦不免早熟之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不会普遍到全国国民;乃至老同盟会员,亦还不曾都能了解他。在这时候,武汉发生革命,虽然把满清推倒了,终究把持不住,仍把中国交到反动派的支配之下。孙中山还可以说是有些建设主张的,然在他宣传组织的功夫未成熟时,革了命还是只能破坏不能建设,何况现在一般人,不知宣传组织为何事,不愿言党,不愿言主义,甚至于不愿言何种国民革命,以为手枪炸弹便可以把中国挽转过来,这不是闭着眼睛说瞎话是什么?自然我看黄君来函,亦许实在是说在革命党中受命令去进行暗杀的;然而我那篇文,原是注意为那些错认了手枪炸弹有惟一绝大的力量的人所说的话。

  (第三)军阀每分钟每秒钟都在作反革命运动,这句话是不妥的。没有革命的主张,便亦说不上什么反革命运动。军阀的罪恶,一大半是经济背景造成的。国民的贫乏,使他们可以随地号召兵匪。既挟有多数兵匪,于是势力伟大,骄横无所忌惮起来。到了这种地位,便令是黄君或者是我,谁能担保不变到曹锟齐燮元孙传芳王永泉那么样子?我告诉黄君,我们所以不十分坏,那里是我们道德品行好呢?我们怕朋友的讥骂,怕法律的制裁罢了。黄君试想假使你在没有人的房间里,看见有一堆银元,你能不动手,至少你能不动心吗?或者黄君可以咬着牙齿说可以不动手不动心,我相信我决没有这样的修养。我自问时时刻刻须要人家的监督;人家监督越严,我的操行越好。然则军阀曾经有谁能监督他呢?人民监督他罢,不但说人民力量薄弱,而且涣散而不问公家事务。军阀好比是一个没有约束的学生;黄君试想学生在没有约束的时候,堕落是怎样容易?做好事是怎样困难?在这种时候有些堕落的状况,那里说得上是什么反动?我的意思,最要紧是须有一种能纳军阀于受约束的范围内的革命主张,靠这来消灭军阀的罪恶。只有军阀不愿受这种约束的才可以说是反革命。至于本无约束他的方法,或者有些方法亦只是国民经济不容许我们得到的一些空论,拿这来怪军阀是反革命,时时刻刻要判他们的死刑,都觉冤枉了一点。

  (第四)拿手枪炸弹作宣传的手段,这亦是可以的。不过要宣传,须先有可以合用于宣传的革命主张。倘若不然,手枪炸弹至多只能引起一些浮嚣的精神。中国终不是一味浮嚣所能办得好的。我们有可以合用于宣传的革命主张了么?我们不先了解中国经济情形,不先研究中国与各国的关系,只说拿手枪炸弹来作宣传,当真只是宣传“杀人主义”么?

  (第五)中国求一个“买三个字的安重根”都求不到,这是一句实情话。然而这怪我么?无政府主义者,嚷着手枪炸弹,至少十余年了,然而他们的手枪炸弹,总不会碰到军阀身上。现在又有不少的青年,像这样的干叫,(最令我感觉的,便是学生杂志通信栏中,不知多少人作这种主张。)然而亦不过干叫罢了。我以为这只由于一般青年浪漫成性,不愿加入任何集权的革命党,在任何积极的革命主张之下活动,于是借手枪炸弹等话以自掩其游惰的痕迹。他们本只是一种借口而已;他们中间所以求一个“买三个字的安重根”都求不到。然则这种鼓吹有什么用呢?

  载《中国青年》第二十五期

  署名: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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