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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枪炸弹与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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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四年四月五日） 下面是黄光东君的来函： 读了你的“矫正对于‘打倒军阀’的误解”以后，发生了许多怀疑，所以只有杂乱写来，求你指教指教！ 你说：安重根那一炸，只是买得人家记得安重根三个字罢了，我要请问：现在朝鲜所以还有一点革命的运动——复国的运动，是不是安重根的一炸所影响的呢？现在他们朝鲜人因为安重根的死，发起一个纪念会，大家都要努力从事运动，假设将来复国成功，我看他不止买得安重根三个字，还要占几页世界被压迫的革命史。你先生说话太大了。中国求一个“买三个字的安重根”都求不到，不知你意下如何？ 你又说：在他们（军阀）妨害革命行动的时候，或在他们谋作反革命运动时，当然可杀掉的。请问：他们是不是天天每秒每分钟都在作反革命的运动，假使依你的话，没有一秒钟，不是应该放炸弹的；反革命运动，不到革命成功不会停止。 你又说：不要当真以为手枪炸弹，便可以完成中国的革命。请问：革命的初起，是不是要宣传？手枪的“一炸”，是不是宣传呢？假如没有那“一炸”的宣传，武汉革命如何能用五个子弹吓出来？我以为手枪炸弹并不是打绝败类，是要使时局紧张，人心苏醒。那么便是革命必须的一种工具，如杂志与小册子的出版品一样。 至于冰冰的“手枪与炸弹”更把暗杀看作无用，比你还说的口气大十分。他不知道手枪炸弹就是他所说的“宣传民众”之一啦！我以为这种手段与他所说的“有组织有计划的革命”没有什么违背，并且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革命中之必须的一种手段。不知冰冰以为如何？ 我怎样答复呢？ （第一）安重根的一炸，至少可以使朝鲜人民有一番振奋，对于现在的复国运动自然亦有些影响。不过朝鲜人的复国与否，与安重根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呢？土耳其不曾暗杀协约官吏，但土耳其现在是什么样子？朝鲜曾经暗杀了日本一个头等伟人，他有什么可以与土耳其比拟么？革命是一种有组织的积极的行动，决不是浪漫的消极的行动。倘若我们有了这种组织与积极计划呢，遇必要时，或采取暗杀手段，并不是不可以的。倘若并没有组织与计划，想专靠暗杀以成功革命，天下没有这个道理。俄国的虚无党，不是很可怕的暗杀团体么？然而虚无党只能杀人而已，真能改革俄国的，究竟还是靠劳农会直接行动的共产党。这不是很好的一个比例吗？ （第二）黄君说，暗杀的手段，与有组织有计划的革命，是不违背的。苟能不违背，苟系在革命团体权力集中的组织，与全部革命计划之中，依着那个团体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以去进行暗杀，自是我们十分赞成的事。不过就我所能见到的，中国今天还不是进行暗杀的时候。今天革命团体的内部，还松懈没有力量，农工平民还不会归向于一个革命的旗帜下面，我们对于建设的方略，亦还不会十分有把握；现在去进行暗杀，便杀死了一个两个乃至几十个军阀，我们究竟有什么办法？我们现在最要紧是，整顿革命党，向农工平民宣传革命党的主义，把他们吸引而组织到革命的旗帜下面。所谓革命党的主义，必须是包含建设破坏两方面的；破坏不是我们的目的，他是除去我们建设的障碍。我们若并无破坏的实力，而只讲暗杀，自然只是胡闹；便令有了破坏的实力，然并无建设的主张计划，我们讲暗杀，亦都嫌太孟浪了。即以武汉革命而论，实际亦不免早熟之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不会普遍到全国国民；乃至老同盟会员，亦还不曾都能了解他。在这时候，武汉发生革命，虽然把满清推倒了，终究把持不住，仍把中国交到反动派的支配之下。孙中山还可以说是有些建设主张的，然在他宣传组织的功夫未成熟时，革了命还是只能破坏不能建设，何况现在一般人，不知宣传组织为何事，不愿言党，不愿言主义，甚至于不愿言何种国民革命，以为手枪炸弹便可以把中国挽转过来，这不是闭着眼睛说瞎话是什么？自然我看黄君来函，亦许实在是说在革命党中受命令去进行暗杀的；然而我那篇文，原是注意为那些错认了手枪炸弹有惟一绝大的力量的人所说的话。 （第三）军阀每分钟每秒钟都在作反革命运动，这句话是不妥的。没有革命的主张，便亦说不上什么反革命运动。军阀的罪恶，一大半是经济背景造成的。国民的贫乏，使他们可以随地号召兵匪。既挟有多数兵匪，于是势力伟大，骄横无所忌惮起来。到了这种地位，便令是黄君或者是我，谁能担保不变到曹锟齐燮元孙传芳王永泉那么样子？我告诉黄君，我们所以不十分坏，那里是我们道德品行好呢？我们怕朋友的讥骂，怕法律的制裁罢了。黄君试想假使你在没有人的房间里，看见有一堆银元，你能不动手，至少你能不动心吗？或者黄君可以咬着牙齿说可以不动手不动心，我相信我决没有这样的修养。我自问时时刻刻须要人家的监督；人家监督越严，我的操行越好。然则军阀曾经有谁能监督他呢？人民监督他罢，不但说人民力量薄弱，而且涣散而不问公家事务。军阀好比是一个没有约束的学生；黄君试想学生在没有约束的时候，堕落是怎样容易？做好事是怎样困难？在这种时候有些堕落的状况，那里说得上是什么反动？我的意思，最要紧是须有一种能纳军阀于受约束的范围内的革命主张，靠这来消灭军阀的罪恶。只有军阀不愿受这种约束的才可以说是反革命。至于本无约束他的方法，或者有些方法亦只是国民经济不容许我们得到的一些空论，拿这来怪军阀是反革命，时时刻刻要判他们的死刑，都觉冤枉了一点。 （第四）拿手枪炸弹作宣传的手段，这亦是可以的。不过要宣传，须先有可以合用于宣传的革命主张。倘若不然，手枪炸弹至多只能引起一些浮嚣的精神。中国终不是一味浮嚣所能办得好的。我们有可以合用于宣传的革命主张了么？我们不先了解中国经济情形，不先研究中国与各国的关系，只说拿手枪炸弹来作宣传，当真只是宣传“杀人主义”么？ （第五）中国求一个“买三个字的安重根”都求不到，这是一句实情话。然而这怪我么？无政府主义者，嚷着手枪炸弹，至少十余年了，然而他们的手枪炸弹，总不会碰到军阀身上。现在又有不少的青年，像这样的干叫，（最令我感觉的，便是学生杂志通信栏中，不知多少人作这种主张。）然而亦不过干叫罢了。我以为这只由于一般青年浪漫成性，不愿加入任何集权的革命党，在任何积极的革命主张之下活动，于是借手枪炸弹等话以自掩其游惰的痕迹。他们本只是一种借口而已；他们中间所以求一个“买三个字的安重根”都求不到。然则这种鼓吹有什么用呢？ 载《中国青年》第二十五期 署名：代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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