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运动中的教育问题|恽代英

革命运动中的教育问题

　　（一九二四年一月）

　　自然现今谈论教育问题的文章是很多的。那些自命为“教育家”的，他们曾经讨论过格雷学制，曾经讨论过道尔顿学制，曾经讨论过设计教学法，智力测验，乃至于其他种种很新鲜可以动人耳目的问题。于是乎得了一个结论，说现在中国的教育，比前几年大有进步了。

　　只说教学的方法，有这些种种色色的新花样，若是一个公平的人，总不能不认承我们的“教育家”这几年的努力，确实是有些成绩。不过这些成绩对于中国今天的社会有多少价值，要另外作一个问题讨论罢了。

　　若说教学的方面要改良呢，教学的材料更有改良的必要。若说教学的材料要改良呢，训育的方法与理想更有须商量的地方。比这更重大的，还有一个教育的目的问题。

　　但我们的“教育家”，不愿意讨论这些太“高远”了的问题。他们已经晓得，教育是为要养成一般好人；养成一般好人，是为要他们去改造社会。他们亦承认在他们以前办的教育，除了很少几个事例以外，并没有养成好人，并不曾改造社会。不过他们决不怀疑教育的功效，他们说，这是由于办教育的，没有得着相当的人——这样一句话，坦白的翻译出来，便是说，几千年办教育的，都没有得着“像他们”这样相当的人；他们办教育定能养成好人，改造社会，这件事他们很自信。

　　为了这样的自信，他们很乐意去办学校；他们甚至于排挤了别的人，排挤了那些他们认为“不相当”的人，以让他们好去办学校。除了那些我们所不齿的教育界流氓以外，确实有些人他们这样做，只是出于纯洁的自信心。不但新“教育家”中间有这样的人；便是有些旧“教育家”，他们亦是这样想。

　　倘若他们真的办了一个学校，他们要想种种法子，将学校办好。但是他们会遇见种种的困难，他们的理想只能打个对折或三四折的实现出来，甚至于有些时候完全不能实现。在这个时候，他们若还是一个没有“经验”的新毕业学生，他们亦会有一些不安的感觉；不过他们为生活起见——说坦白些，为位置，为饭碗起见——他们不能不退让一点。他们说，忍耐一下子罢！这些理想，不是一天能够实现的事。于是忍耐下去了。他们忍耐了一年，忍耐了两年三年，乃至七、八、十几年，他们于是成了老“教育家”，——便是说成了老于世故的“教育家”了。他们于是乎望着新毕业的“教育家”笑，有时候他们因为新毕业的“教育家”太理想了，惹起他们的气来。新毕业的“教育家”，因为这个原故，于是他们的理想，亦只好打个对折或三四折的实现出来，甚至于有些时候完全不能实现。

　　他们的理想既是不能完全实现，学生因而受不了完全的好教育，学生因而免不了有许多过错，这一定是可以原谅的罢。不过“教育家”是要养成好人，改造社会；学生有了过错，岂不显然证明他们不配担负教育的责任么？他们是自负为空前绝后的“教育家”，他们的理想纵然不能完全实现，学生亦不应当便有过错。他们恨学生的过错，便令学生的过错，他们自身亦不能免，他们还是恨学生的过错。由于这个原故，他们劝戒学生，他们责罚学生。他们的希望，是要他们再不看见学生的过错。纵然学生还是免不了有过错，至少要他们再不看见。

　　然而他们的理想并不能完全实现，学生并不曾受了完全的好教育；学生因为过错受了劝戒责罚，自然有些不很愿意。学生因为对于滥竽的教职员失了敬礼，因为对于分配得太多的功课，不能预备得很纯熟；因为对于规定得太烦苛的规则，不能遵守得很恭顺；于是乎受了劝戒责罚。“教育家”以为这是为救正玩忽或嚣张等恶弊，必要的公平的处理。不幸有什么“新思潮”来了，万恶的“新思潮”来了，有一般新“教育家”因为要排挤旧“教育家”，到处鼓吹传播那种“新思潮”，他们说，凡是无理的压迫人的恶势力都是应当推倒的。性情比较刚健的学生，比较急躁的学生，比较浮浅的学生，遇见了新思潮，像炎日下的树林遇见了野火一样，他们要为他们的利益奋斗，于是乎哄教员，打校长，这名之为“学潮”。“学潮”来了，旧“教育家”赶急筑起高的堤来，把一切可以进水的穴口都紧紧的关塞住，要使一滴水亦流不进来。于是他们要开除学生，要去“害群之马”。他们要保救那炎日下的树林，他们拔去一切已经燃了野火的树林树干，于是那些上了“新思潮”的当的学生，失了他们的学校。

　　还有希奇的事情：有些时候，旧“教育家”的堤关不住了，新“教育家”驾着如山样的潮头撞了进来，于是学校里改了一番局面。但是这样的潮流，打得倒旧“教育家”，打不倒任何教育家要遇见的种种困难；于是撞了进来的新“教育家”，又被那种种困难包围住。新“教育家”被包围了，他们仍然不能完全实现他们的理想，仍然要劝戒责罚学生，学生仍然很不愿意。于是他们放的野火又燃起来了，他们从前视为利器的“新思潮”，又成了他们恐怖的对象，他们又筑起高的堤来，把一切可以进水的穴口，都紧紧的关塞住。于是他们亦要开除学生，亦要去“害群之马”。

　　这样的结果，不是一批一批的新旧“教育家”被潮流洗刷了呢，便是一批一批的“害群之马”，累得这些“教育家”总要提心吊胆的谋对付的方法。于是学潮太多了。旧“教育家”说，现在学生嚣张得很；新“教育家”亦说，现在的学生亦实在过于嚣张了。可见“教育家”无分新旧，见解究竟总相差不远啊！

　　于是新“教育家”亦老成些了。他们觉得学生的读书与守规则，究竟比一切都要紧。他们从外国书本上，找出了许多理论，说是教育要怎样办，学生便不待勉强，自然会乐于读书与守规则。他们拿这些话列处讲演。他们用这些理论，翻过来，覆过去的，在谈教育的杂志上做了许多文章。不过他们的见解！他们纵然因为种种的困难，从来不能照着那些理论做；学生的读书与守规则，究竟比一切都要紧。他们自己以为他们现在更稳健进步多了，这种稳健进步，更显见他们已经成了“大教育家”。

　　因为他们能够不顾自己的言行不相符，他们又有十足的除“害群之马”的力量，一般驯顺的，怯弱的，虽然气质不纯然而还“可以造就”的青年学生，被他们那种气魄与权力所慑服；居然大家拒绝了“新思潮”的煽惑，居然能安心的读书与守规则了。于是这般“教育家”很自信的说，这吗，要靠教育养成好人，改造社会，然后是有把握的事了。

　　他们的学生，于是乎很恭顺，很静默，居然“看不见”一点过错。现在他们已经养成了一大批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好人”，脑筋里常常只有“分数”，“升级”，“毕业”，“教职员的喜怒”这一类的观念。这一类的观念，亦很够的使他们成为“好人”。然而不幸的事，是这样的“好人”，终究真“毕业”了，他们现在再不需要分数，亦再无升级毕业的事了，教职员的喜怒对于他们亦不发生一点关系。他们现在已经出了牢笼了。从前那些不自然的对教职员的虚伪，对于他们再没有一点必要。还有一层，他们现在有生活的问题，有虚荣的面子问题，有物质的享受问题。为了这些问题，他们必须拿从前阿谀教职员的声音笑貌，去阿谀军阀官僚，乃至于外国人。他们再要对于一切可以给恩惠的人，一律的恭顺。再要对于一切可以惹危险的事，一律的静默。到了这个时候，纵然还有是非心的“教育家”，不再评他们是“好人”了；他们对于这般“教育家”的批评，已经全然置之度外。

　　于是这般“教育家”说，现在的人心坏了，在学校还是“好人”，一出学校便变到这样子。这般“教育家”虽然发了一顿感慨，然而他们还是自负他们是空前绝后的好“教育家”，他们的教育，可以养成好人，改造社会。因此他们仍是很乐意去办学校。

　　他们的学生，还有毕业以后，居然不变坏的人。这些人无所谓好然而亦无所谓坏。他们很圆通，很和易，很能够看风色做事情。他们向来不出风头，总混在人堆子里过日子。他们亦许是抱犊崮的一个走卒，亦许是伪国会的一个猪仔；但是因为他们的名字，向来不惹人注意，所以人家亦决不指摘他们。从古以来，只有孟子会描写这一等人，我抄他的几段话罢！孟子说，“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阉然自媚于世也者，是乡愿也。”他又说“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节。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你看他这所说一种好好先生的样子，以及那种很近“人情”的口调，简直把现在许多中学，专门，大学毕业生的言语行为，描写得淋漓尽致。这都是这些大“教育家”的成绩。甚至于居然有些大“教育家”，还要以养成了几千或几百个随波逐流的学生，自诩为教育的实效。他们决不想这种“生斯世也，为斯世也”的精神，与改造社会有什么关系。这些“生斯世也，为斯世也”的人，正是眼前恶社会的奴仆卫兵，他们处处为恶势力作爪牙；但大“教育家”说，他们能够改造社会。毕竟大“教育家”有些出人意外的见解？

　　我们若是要说公平话，一定要承认这些“教育家”的学生，亦有几个真正是好人，虽然这只是很少数。我们一定要承认有毕业了的学生，硬能不随波逐流，硬能到处与恶社会奋斗；这有时被那些“教育家”引为是他们办教育的成效。不过这真是什么“教育家”的成效么？我还是怀疑！我以为老实些说罢，这种人是天生的；他们生下来便自己有他们那一副硬脊梁。他们最大的幸运，只是他们不曾在毕业以前，被“教育家”认为“害群之马”驱除了出去；“教育家”最大最大可以自矜的事，亦只有这一点。然而试看这样硬脊梁的人，他们到了社会上，处处受挫折，处处受阻抑；便是“教育家”亦只是让他们去与一切困难奋斗，什么事都不能帮助他们。他们若不是在精疲力尽的时候，同化降服于社会；亦许是逃遁到社会以外去，或者是自杀，遇见了这种事，“教育家”不是发几句“责备贤者”的高调，便只是一叹而止；他们仍然是决不怀疑于他们的教育可以改造社会，是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谈。

　　亦许有他们的学生，不肯同化降服于社会，亦不肯遁世或自杀，他们竟真个要“改造社会”。他们要打倒恶势力，特别是要打倒一切恶势力根源的恶势力，他们要与最有权威的恶魔作战——他们要革命。但是说到革命，便过于骇人了，“教育家”做梦都不曾想到他们的学生会要变成一个革命党——变成一个叛徒。他们怕听革命两个字，以为这若不是吹牛的大话，便是代表一件极可怕的事情；便拿革命二字作吹牛的大话，对于这些“教育家”，已经可怕得很了。他们想任随怎样改造社会都是可以的事；只是万不可以革命。因为任随怎样改造社会，总可以受那些最有权威的恶魔的妨害，总可以使他们的努力归于无效；所以那些学生觉得了，知道非与这种恶魔拼命，非根本将这种恶魔打倒，不能真个完成改造社会的事业。然而“教育家”无论如何不赞成这种“过激”的办法。他们若无法禁阻他们的学生这样做，他们至少亦要设法以免受了他们学生的株累；因为他们仍旧要保持他们的“教育”，以养成好人，改造社会。

　　我想我没有说一句过火的话罢！我们中国的教育，比前几年大于进步了；我们中国的政局亦比前几年更黑暗了，国民的意志亦比前几年更薄弱了，国家的情势亦比前几年更危险了！但是革命是太危险了的事情，还是讨论改良教学方法要紧！

　　哼！天下亦竟有这等怯懦胡[糊]涂的人，他们居然自命为“教育家”。

　　一件事是大家承认的，我们必须改造社会。

　　这样的社会，总不配称为黄金世界，亦不配比三代之治；因此，我们必须改造社会。

　　姑且不管我们所谓改造社会，是要改造到过去的理想时代的社会呢，还是改造到未来的共产自由的社会。我们只请问究竟要怎样才能有把握的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中国现在的时局，已经使我们到了救死不赡的田地。我们没有什么大的希望；我们所谓改造社会，只希望能从这种穷窘战乱中间，把我们超拔出来。但是我们似乎都找不出超拔自己的法子。

　　“教育家”说，中国的所以到今天这个样子，都只怪教育不普及。因为教育不普及，所以不识字的人太多了，所以没有科学常识的人太多了，所以没有生活技能的人太多了，所以没有道德的人太多了，所以陷落于恶劣风俗的人太多了，此外还有许多弊病。

　　硬有人说，“我国百人中有八十人不识字”是“实业颓废谋生无术”的原因。（见新闻报一月四日长沙平民教育促进会主席报告）所以识字运动，居然成了平民教育的全部事业，而且被许多人认是救国的根本。自然识字的人越多，对于社会越好，没有人可以发生疑问。不过识字的人多了，便实业发达，谋生有术了么？中欧自经分割以来，产业甚为凋弊，想必疆土的分割，陡然增加了许多不识字的人罢！英国于一九二三年七月调查，失业者十二万八千余人，想必这恰是英国不识字的人罢！中国识字的人，只知道读“先王之道”，只知道读Subject Prelicate，再不然便是会讲一点哪一家的学说，会哼两句滥诗。他们从来不知道关税的被人束缚，怎样使本国产业不能发达；他们从来不知道对外贸易的入超，怎样夺了本国农工的生路。他们以为若是全国人都像他们有学问，都会做几篇“注一”“注二”的文章，写几首“伊的他”“他的伊”的诗，中国实业便发达了，谋生便有术了。他们说，至少亦要认得字。认得字的人便谋生有术么？成千成万的毕业生，结成“北大系”“南高系”“东洋系”“西洋系”的，到处发生排挤倾轧的风潮，这便是谋生之术么？国会里做猪仔，为伪政府供外变使令，到洛阳求荐函，这便是谋生之术么？甚至于还要说识字便实业可以发达，然则上海大中华纱厂、恒丰纱厂的停工，汉冶萍公司的全靠日本借款维持，都是怪中国百人中有八十人不识字的原故，我们这些识字的人，可以全无责任了。这真是闻所未闻的高论。

　　没有科学常识，怕是中国危急到今天这样的原故罢！因为没有科学常识，所以中国人不卫生，中国人有许多迷信。再则谈到各种的发明，中国人更是不能望外国人的项背，这样，中国自然应当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不错，这都是高论。倘若一个人受了教育，他便可以学习科学常识；学了科学常识，他便可以卫生，不迷信，做一个发明家，中国便会比今天有希望。不过卫生是受了教育便做得好的事吗？新鲜的空气，阳光，清美观的布置，是那些闭塞而狭小的家庭可以希望得到手的东西吗？滋养的食物，寒暖合度的衣服，是从卫生学文字里面可以求得的吗？八小时的睡眠，八小时的休息，愉快活泼的心性，是那些终日奔波而免不了啼饥号寒的“下等人”做得到的事吗？有洋房子住，室内温度空气都很合宜，食物都经过研究，每年还要到牯岭莫于[干]山避暑的学者著作家，听说还是免不了肺结核，心悸症；现在希望科学常识普遍了，中国人便都能够卫生，要靠这救中国，岂非很有趣味的话？论到破除迷信，自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人类为了迷信不知消耗了多少冤枉时力，然而迷信与国家的强弱有什么关系？日本人不是仍然盛行社祭么？欧美人不是仍然有许多无理由的忌讳么？“神”固然使人消耗些冤枉时力；然而人只要能有用，“神”还是不能妨害他的强盛光大。中国的人太没有用了，望着国家的危急想不出法子，却来怪那些泥雕木塑的菩萨，说是非取消他们的烟火，不能救中国。这真是善于推诿的国民了。科学的发明，是一件荣耀的事情；但这更非穷措大可以梦想的事。外国许多科学家，经了几十年研究，有了心得，然而若是得不着巨款的资助，当然不能有何发明。至于中国的政府，他从来管不到这些事；留学的学生，从外国设备很完善的实验室里，回到荒凉的本国来，像龙游浅水，虎落平原一样，眼巴巴的望着，无可用武之地方。现在居然说，科学常识普及了，便可以讲到发明，说得真容易！

　　教育可以使人有生活技能，在书本上确实有这种话，不过怕只是书本上的话罢！现在的教育，国文英文数学是主要科学。国文呢，不是古文、辞类纂亦不过是国语文范。学了这种国文，做一些言之无物的游记论说，或者是可以的；再不然可以做几句似乎有些外国文气味的诗，至于另外有什么用呢？他们是不是能发表一切自己的意思？是不是有什么意思可以发表？他们是不是可以用那种国文，很正确很精密的叙述出很复杂的事情？我怕这都很难说罢！至于英文数学，全国不知已经造成了几千几万半通不通的这种学生了。为这糟蹋了青年的不知多少时力，然而这真配得上说是什么生活技能么？现在的学校，一方养成了学生许多不合于职业家的习性，一方给他们许多洋八股的知识，“教育家”从来不觉得这些问题会值得研究，尤其是以为洋八股的知识，是必须学习毫无疑义的。他们说，教育普及，便人人有生活技能了；他们虽然明明看见他们的毕业生，没有事做，亦不能做事，他们丝毫不发生疑问。

　　其实便令他们的学生，真有了生活技能；那亦并不能断定他们的学生便可以有事做。中国现在在外国经济剥削之下，国内衣食日用之所需，许多都靠廉价的外国货物的输入。中国农工既失了他原有的生路，国家因求挽救金钱的恐慌，一层层的债台筑了起来。由于外人勒索赔款，与藉借款以施其盘剥的原故，国民担负越重，生活越困难，都失了他们那安居乐业的常态，奸人因得利用，以肆其割据纷扰的野心。因此国内的战事永远的绵延下来，各种职业界亦都陷于不安定的状况，一切新事业均无从发展。在这个时间，纵然真有一般有生活技能的人；但是无事可做，亦仍然无从谋他的施展，这一件事，“教育家”从来不肯注意；因为他们说这都是社会运动家或者革命党的谣言；他们是“教育家”，他们只知办他们的“教育”。——现在外国资本经营的铁路、矿山、公司、银行，在中国境内一天天多了。有了生活技能，大概总可以希望请求洋东家赏一碗饭吃罢！全国工业生服役于外国工厂，商业生服役于外国银行，亦不少了。用国家的款子，为侵略我们的外国资本家养成雇员，这怕便是中国的职业教育罢！“教育家”只知办“教育”，这样办下去，真值得外国人表同情啊！

　　用教育来提高国民道德，这更是冠冕堂皇的话。一般人说，国民道德不进步，中国总没有翻身的希望。中国人的道德不好，谁能为他辩护呢？不过国家的强弱，与道德有什么关系？德国在一九一八年打败了仗，所以失了他第一等强国的资格；是因为德国人道德陡然堕落，所以打败了仗的么？一九二二年，土耳其赶走了希腊兵，成了一个复兴的强国；是因为土耳其人道德陡然增进，所以复兴的么？从历史上说，秦政灭了六国，是六国的道德不如虎狼之秦吗？刘邦灭了项羽，是项羽的道德不如流氓的刘邦么！究竟说必须中国人道德进步了，中国才会有翻身的日子。是从什么地方得着的高见？何以见得现在的外国人，道德都要比中国人好？何以见得从道德一方面说，外国人居然有凌辱中国人的资格？说这种话的人，他自己以为是受了教育，所以道德很高尚；其实他们的道德亦便值不得估量，他们的邪说又损坏了国民的自信心。

　　若是靠教育来提高国民道德，中国才可以翻身，这无异对中国宣布了死刑。教育如何能提高国民的道德？从历史上说，自“契为司徒”，教育亦办了四千多年了；然而越办而人心越“不古”，就眼面前的事说，北京流氓组织的公民团，亦许是未受教育者做的事；但是为袁世凯上劝进书，为曹锟运动大选，为伪政府军阀供奔走服劳之役，为相公与娼妓作起居注，这都不是受过教育的人吗？没有一般受过教育的人，参赞戎机，军阀不至于像今天这样猖獗。没有一般受过教育的人，宣传威德，英美势力不至于像今天这样强大。中国受“教育”的恩惠已经太多了；还说靠教育可以提高国民道德，可以救中国么？

　　恶劣的风俗，诚然非改不可；婚丧的繁缛礼节，糟蹋了许多金钱；裹足与梳头的无益事件，损害了女子的人生福利；俗不可耐的戏剧娱乐，显然看见国民的程度太卑下；不自然的家庭与婚姻，惹出许多悲惨的事情。这些事都必须改革，没有人能反对的。不过教育可以改革这些风俗么？非改革了这些风俗，中国无翻身的希望么？中国现在有致命之伤在身上，必须从速的对症下药；这些风俗的不良，不过譬如病人衣履的颠倒，纽扣的失落罢了，这岂是今天所应注意的事么；现在欧化的人，反对中国的礼节，但他们为了西餐跳舞会的费用并不是能糟蹋较少的金钱。女子把脚放了，头发剪了，为学西洋风俗的原故，腰必渐渐的要细了。戏剧娱乐，诚然贩运了许多舶来品，但这只少数智识阶级或资产家可以领略其中的趣味。家庭婚姻的改革，有许多人牺牲了一切以求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为了“爱的人”忘记了一切对于社会的责任，他们为博取“爱的人”的欢心，什么事都愿意做。有人说，顾维钧为他的夫人，所以为曹锟供奔走；又有人说，伪国会中有许多议员，因为他们的夫人先受了运动，所以他们甘心做猪仔：家庭与婚姻，能改革到夫妻情爱浓厚如此，亦便“至矣尽矣”了。但是这便可以救中国了吗？

　　现在所谓用教育改革恶劣风俗，至多不过靠受过城市教育的学生，回乡村或到民众中间去，宣传这些道理。然而这是极不容易有功效的事情。人民的惰性，习惯于旧来的风俗，他们一向是无理由的相信——只有无理由的相信，信力最坚挚。他们以为这些风俗是无始无终的天经地义，没有可以怀疑的地方。他们怕听一切怀疑的议论，他们恨那些破坏他们风俗的人。他们拥护风俗，比拥护什么人的利益都更有力量，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为他们的真理必须努力的事情。我们要打倒政治界的恶势力，他们固然亦反对；但还不如他们反对我们打破他们对风俗的信仰。可惜这种理由我们不知道，我们中间有许多真正热心为社会服务的人，他们专向这一点用力；他们的结果，恰似屯兵于坚城之下，旷日持久，而不见效力。他们说，他们这是“点滴”的功夫，这亦不过是聊以解嘲而已。

　　然则照我这所说的，教育便应当让他不普及，国民的知识技能道德风习，便应当让他不改良么？不的。教育是必要求他普及的，国民的知识技能道德风习是必要求他改良的。不过怎样能达到这种目的呢？

　　第一，我们所谓教育，不一定限于请那般“教育家”办学校，环境是一个好教育者。譬如说，国民道德的堕落，我们可以推出三种原因，而这三种原因，都必须改造环境才可以挽救过来。（一）是由于法纪的废弛，有强力的人犯了法纪，无从制裁。人到没有制裁的时候，能不做坏事的人是很少的。去年澳洲警察罢工，店家被劫损失逾五万磅，这种因为无警察而劫掠，与吾国官僚军阀无制裁而为恶，实际是一样的事。（二）是由于民生的穷蹙，普通所谓饥寒起盗心，孟子所谓凶岁子弟多暴，到了人民嚣然丧其乐生之意的时候，要想靠法纪禁人为恶，都有些时候是做不到的，去年桕[柏]林因为面包恐慌，繁盛之区坐汽车的亦被抢劫，这可见困乏的人民，不可以恒理论；正如我国失了生路流为兵匪，是一样的事情。（三）是由于自暴自弃心理的蔓延。人到了不顾面子的时候，什么倒行逆施的事，都做得出来，中国今天有许多人，正是这种情况。中国因为受了国际强力反覆的挫折，愤世嫉俗的人又每说了许多过分自轻的话，一般欧美留学的学生，又专为人家宣传威德，说得外国简直像一个华美的天堂。因此，中国人已经自分无所谓国家体面；中国人纵然有什么野蛮污辱的行为，亦不足更加重国内外人的骇笑；所以遂致有许多稍知自爱的国民所不为的事，亦恬不为怪的做了出来。这所述的三种原因，岂是学校教育所能挽救？这须使中国法纪整饬，民生顺遂，国势兴盛，便可以自然挽救过来。“教育家”却说，这不是他们应当过问的事。

　　再就改良风俗来说罢！风俗的形成，他有他的经济的背景。譬如说重男轻女的风俗，因为女子的生活，失了她的独立的地位；宗法家庭的社会，因为农民不迁徙而利于有多人共同耕作。在这种经济背景仍然存在的时候，要想打坏这种风俗，虽有大力不易做到；然而在这种经济背景已经消失的时候，要想保持这种风俗，亦只是梦想。知道这种道理，便可知道现在一般人，不谋改变经济背景，而专说什么改良风俗，是如何不经济而错误的事情。我们但能发展交通，自然可以一扫人民闭塞的思想；但能发达机器生产，自然可以打破宗法社会的权威；但能使女子可以在政治上经济上与男子站在平等的地位，自然可以改变女子生活的方式，“教育家”不知道这个道理，专门去钻烟囱。他们相信钻烟囱是他们惟一无二的职务。

　　第二，环境不但本身是一个教育者，而且环境可以给被教育者许多好刺激，使学校的教育容易收好成效。譬如说知识与技能，在好的环境中，可以引起人的要求；人有了知识与技能，亦便可以即刻得着用处。我们教那些不懂卫生的人许多卫生的知识，我们教那些无事可做的人一些生活的技能，在我们是出于好心，然而学习的人不感这种需要他们决不肯很热诚的去学习他。现在许多学校的内容不好，一般人以为因了学校内容不好，故学生找不着生活；他们不知学生找不着生活，毕竟还是学校内容不好的原故。我们试想工业学生毕业后或者只有去当教员，做官僚，你如何能希望他们专心研究工业？农业学生毕业后或者只有去当记者，做商人，你如何希望他们专心研究农业？同样的道理，我们非先加增为国民谋生的机会，提高他们人生的权利，何不能希望你的教育能收实效。

　　第三，环境不但可以帮助学校教育的成效，学校教育若不能得着好环境，他永不能办到理想的田地。关于这一层差不多可以不待我解释，我们的“教育家”已经饱尝了不良环境的苦滋味。譬如公立学校的随政潮为转移，私立学校的困于经费，学校设备的太不完全，学生购买书物的能力太薄弱了，学校的受恶社会嫉视摧残，良好教职员的不易聘请，这都使一般“教育家”束手无法。我们试想倘若养兵养官的租税，能用几分之一来办教育，有什么困难不能解决？倘若有了真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政府，教育的发展是应当什么样子？现在的“教育家”不知道这样想——或者是不敢这样想，他们只希望军阀稍能分其余沥，他们只希望至少可以维持现状。他们反对用强硬的手段与军阀搏斗，因为他们说，那不是“教育家”的身份所应做的。他们虽然因为种种困难，使学生忍受不良教育的痛苦；但他们相信自己已经竭尽心力，学生对于这种不良的教育，不应当还有一点不满意的思想。

　　“教育家”亦并不曾完全忘记环境。他们亦知道在不良的环境下面，永不能有完满的教育，但是他们怎样想呢？他们说，这须开学生家属恳亲会，这须办学生成绩展览会，这须办通俗讲演，这须教师访问学生家庭，这须教育界与政商工农各界都有些接洽。于是他们照这样办了。一般家属很喜欢学校预备的茶点，亦有时很高兴看那些学生像卖武一般的运动，还有些人以与学校的教师拜访谈话为荣；但对于教师向他们所谈的，不是有些不甚了然，便是觉得“好是好的，只是做不到”的空话。有些“教育家”居然四处奔走，各界中都有些往来；但是各界受了“教育家”的同化吗？不会的。若不是这个“教育家”十分的圆滑，若不是他们能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他们接洽的结果必不易圆满。再不然，“教育家”的德行真令人感动了；然而感动是一件事，各界受他们的同化又是一件事。我敢说，若不是环境先变了，教育家永不能同化各界的人；教育家要与各界接近。只有自己屈尊一点，同化于各界。

　　有个基督教徒曾经告诉我，基督教并非不注意改造环境，他们造教堂，办青年会，办各种社会事业，都是改造环境的意思。我知道有些“教育家”亦是这般的想。他们造了优美的校舍，在学校以外亦帮助社会办了一些事情。不过可惜所谓好环境，便只限于教堂青年会校舍等地方。这样的地方，已经不是能开放给人人自由使用的，便令使用他们的，亦有一定的时限。这所谓好环境，只能由少数人专利；这少数人，大概是资产家的子弟。然而便是他们，一天放了假毕了业，仍是要从那种好环境中退出来。“教育家”若只是资产家的雇佣，学校若只是少爷小姐们的别墅，我觉得到没有什么异议。然而“教育家”说，他们是为全人类的将来而奋斗的人！

　　倘若“教育家”看了我上面的许多话，良心上能感觉得很痛苦；倘若“教育家”能自己承认，他们实在没有为人类做任何真的事情；那么，让我告诉你——我们不是专做那些不痛不痒的事情，便能有改造环境的功效。不是教育了一切的人，才可以改造环境；是改造了环境，才可以有好教育。我们说的改造环境，是说要整顿政治，发展产业，抵御外侮。非做到这些事，教育总不能有实在的用处。

　　有的人说，要整顿政治，发展产业，抵御外侮，这不要好人吗？这不要国民有些觉悟吗？这不要各种技术人才吗？要这样些人，我们能不注重教育吗？是的。我们要好人；我们最急要的是要好革命家。我们要国民觉悟，我们最急要的是要使国民觉悟必须要革命。我们要各种技术人才，我们最急要的是要有能掌握政治经济局面的人才。所以我们应当注重教育，然而不是注重你们这些“教育家”的所谓教育，是要注重能得到上述三种成绩的教育。

　　一般“教育家”不能知道这些事。他们忘记了历史的教训，一切的变易，只有政治经济的力量最大；特别是根据于经济变迁，或者能引起经济变迁的政治行动，为有大力量。他们亦不注意从来所谓用教育转移风俗，教育若不能影响到政治经济上面，那只是一句空话。还有些人他说秦始皇便再横暴，他对后世的影响，远赶不上孔子。他们不注意孔子的有一点影响，仍是由于君主虚伪的出来奉他，孔子在后世其实亦并无什么大的影响，一般自命为孔子之徒的，实际都是“德之贼也”的乡愿所冒替。至于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历二千年究竟没有人能够改变他。我们总说只靠学说便能影响全世界，实际这不过白面书生招谣[摇]撞骗的鬼话。达尔文的学说，不过是因为有资本制度的背景，所以他似乎有力量。马克思的学说，亦不过因为有劳工新兴的势力，所以人家才注意他。若不然，孔子亦会说大同之世，柏拉图亦有他的共和国的理想都博得一般人的敬意；然而人家总不过觉得有这一说罢了，没有人去理会他们。——所以我们再不要说靠学说，可以不靠政治经济的势力，去转移天下。我们是靠政治经济的势力转移天下，学说至多只是告诉我们怎样用政治经济的力量罢了。

　　“教育家”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对今天的中国有些真贡献，那便是说，看他们所用的力量，怎样能影响到政治经济上面来。中国的问题，决不是几句空学说，或者什么零碎的努力所能解决的。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根本澄清政治，组织人民的政府，以发展产业，振兴国势。这非对一切割据的军阀革命不可。“教育家”能帮助这种革命，才真于社会有价值；若认承这是与他不相干的，甚至于对于这，要作种种的反对，我真不知“教育家”在社会上，与一切专帮助恶势力的吏胥奴役，有什么两样？

　　“教育家”若能认定了他们对社会的任务，若能决定用他们的教育，专帮助中国革命的发展，那便他们须改正他们一向对于教育的错误观念，变易他们一向所取的错误态度。有谁不甘于自安为专帮助恶势力的吏胥奴役的么？全中国教育界中，总应该有几个真配得上称为“教育家”的人罢！

　　若为帮助革命而从事于教育，那便对教育的态度，我以为应当如下所云：

　　第一，情意的教育应当重于知识的教育。现在的学生，是感情冷漠，意志薄弱的。“教育家”把他们一个个隔离开，把他们的精神，一齐关在书本子里，而且只是关在最枯燥论理的书本子里。“教育家”要学生不轻浮，所以要学生最好是没有喜怒。他们要学生不躁悍，所以要学生最好是没有一点自尊心，自信力。一句话关总，他们的教育，便恰合乎“以顺为正”的妾妇道理。然而我们要晓得，人类的行为感情才是大动力。对于似乎不可抵抗的恶势力，进行革命的奋斗，尤其非感情的鼓荡不可。青年必须有强烈的感情，且必须辅以一往无前的自信力，然后可以视死如归。知识本可以指导人们更正确的趋向；但是对于情意疏薄的人，知识恰足以引起他们的计较心，恰足以教他们许多趋避之术，所以知识越多的人，每每越不利于革命。然而现今的“教育家”，几乎把知识看成了教育的全部事业，他们看见学生感情的表现，便要说许多闲言语；意志强固的学生，更容易被他们指为顽劣无可救药。他们专教育一般妾妇性的学生。所以他们是革命的大障碍。

　　第二，才能的教育应当重于理论的教育。所谓才能的教育，是指的要靠教育，使学生会处人，会处事，这都是现在学校的缺点。现在的学校，只是养成几个善谈理论的装饰品，但他们只能搬弄那些很抽象的观念，他们做不了什么实际事情。现在有许多书呆子，他们已经认不清他们自己所处的世界，而希望别人亦都莫认清他们所处的世界。他们说，人应当为读书而读书；只认得书，才算是真学者。善于对付人的是滑头，善于对付事的是政客；学者的笨拙懵懂，正是学者的韵事。倘若真依从他们的话呢，好人都做学者，都自甘于笨拙懵懂；天下的事情只好尽交由滑头政客办好了。学者真要都是这样，我希望中国不要有一个学者。我们亦不必贪慕提高学术的虚荣，中国永远不出一个世界的学者，实际有什么干系？我们第一要紧是把我们的人民，从贫困纷扰中拔救出来。我们要看见有大能力大手腕的领袖，我们要希望学生有这一种成就。学生要对付人，对付事，不免要损失他们一部分纯洁严正的品性。但这并不是品性的损失，这是品性的经过切实的陶冶。太好了的品性，不适合于实际的应用，所以非在实际活动上陶冶过的人，没有用处。至于说因这番陶冶，使学生堕落到滑头政客的田地，这是疏忽的“教育家”的罪过。

　　第三，社会科学的教育应当重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教育。要学生成为好的革命家，他们必须明了社会进化的律例，与他们所处社会的实况。他们自然最好是能有丰富的自然常识与日用技术，但关系最密切的，还是莫过于社会科学的知识。他们应当注意近代的历史；因为中国已经卷入世界潮流的旋涡中，他们应当把西洋工业革命以后的历史，与中国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看作一样的重要。他们应当注意本国与世界政治经济的实在状况，以及政治经济上各种大变化的原因结果。他们要研究怎样运用政治经济。现在的“教育家”不然。他们只教学生一些除了为考试全无别用的功课，他们要学生用全力去读ab经，用全力去计算那些只有专门数学家才有用的数学问题。他们虽然教了博物理化，学生只认得书本上干燥无味的几个名词。他们虽然教了国文算术，学生仍然对于日用技术一点把握亦没有。他们排了政治经济的功课，请了他们所最不肯相信的法政生教授。他们想得近代历史，没有教授的价值，每每忽略过去。他们说，国文英文数学是主要的功课，这样一句极普遍的“谣言”，不知是从什么地方产生出来的，居然盘踞在全国“教育家”的脑中，若这种“谣言”，不经打破，“教育”只是一种愚民政策，说什么用教育改造社会呢？

　　第四，天才的教育应当重于普通的教育。我所谓天才，不是指那些天生耽于幻想的名士诗家，我是专指的感情热烈，气质厚重的人。我的意思，现在的教育，必须特别注意少数的学生注意少数能反抗恶势力，能真正改造社会的人。在革命的时期，能转移时局的，总是靠少数人的倡导。凡能不顾一切，坚忍决斗的，从古以来，总是占少数。至于多数的人，无论是明白，无论是胡涂，他们气性总是薄弱，没有一点反抗的力量。他们因为没有反抗的力量，在恶势力下面，你便再给他们一些教育，他们仍是屈服于恶势力。但是，你若能打倒恶势力，把他们纳于善良社会里，纵然不加一点教育，他们亦自然向善。他们永远是受环境的支配。我们只有改正环境，便自然可以救拔他们。我们不要在改正环境以前，对他们用了太多的冤枉的气力，只有少数人——少数可以坚忍决斗，可以帮助我们改造环境的人，值得我们特别注意。我们自然要谨慎的不教学生知道，我们的精神有所侧重，但我们为社会起见，必须侧重那些可以改造环境的人。这种人在两三百人中或者只能看见两三个，但这两三个人的完成，比两三百个人势力雄伟一万倍。现在的教师，他们不知道自己住的什么世界，他们假想现在已经没有改造环境的问题，他们以为个个学生都可以有一样的造就。于是他们的精神，分散在每个学生身上。他们死板的跟着教育学上面的理论，特别更注意于那些气质薄弱，智能低下的学生，以为必须如此，才是尽了他们“教育家”的天职。他们在石田里播种子。他们为改造社会而办教育，及办了教育而不能改造社会，他们反轻的把罪过卸在“社会”身上，他们说，“教育亦并不是万能”，但是他们“教育家”每月几百几十元的薪金，却进了荷包了。还有一种“教育家”，他们却注意少数的学生，但是他们是宠爱这些学生，使他们受特别宽大的待遇。再不然他们是忌憎这些学生，使他们受严格的监督。这种“敦育家”，不是摧损了这些学生生长的天机，便是使学生的生长得不着合当的陶育。他们更不配称为知道“教育家”的职务，他们戕贼了社会上有希望的人。

　　第五，成年人的教育应重于儿童的教育。许多人都说，应注重小学教育儿童教育，不知道至少在今天，这是一句昏话。现在只有改造环境比一切都要紧，改造环境，必须得成年人，得农工商贾等的帮助。专在小孩子们身上卖气力，这与救中国乃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有人说，成年人沾染了社会上许多恶习，没有小孩子那样纯洁可造就。但是小孩子长大了，不还是要一样的沾染社会恶习么？总之，若说为倡导革命呢，成人有这种造就的希望的人少，儿童有这种造就的希望的人一样少。至于赞助革命呢，小孩子便赞助的人稍多，还不及成人赞助的人稍少的为有力量。说老实些罢！一些人喜欢办小学，什么蒙养为圣之基，那都是鬼话。最大的原因，是小孩子俊秀，活泼，坦白，驯顺，譬如庭前植芝兰玉树，或者要饲养几只小猫小兔，一样的可以供欣赏罢了。若要为社会，专在小孩子身上用力，便令有成效，亦不知几十年以后的事了；何况小孩子一旦长成了人，还是十个有八九个要坏呢？我们应注意成人，注意一般年纪大些的国民。我们办教育，不是为我们自己的欣赏，是要引起环境的改变。成人虽不能像儿童垣[坦]白驯顺，这只是加入社会生活后，或者自信力发达后，一定应有的现象。我们要在成人中间，找出少数气质厚重的人，要给成人以情意的，才能的，社会科学的教育，使他们知道而且愿意为改造环境的原故，坚忍决斗。我们赞成最近各地发生的平民教育运动。但是可惜他们只做了很小很小的事情，他们应当注意教一般平民社会科学的知识，注意教一般平民，做各种实际的社会活动，但这或者不是那些只以为识字是最大的事的平民教育运动家所能表同意的事罢！

　　以上五件事，是我贡献给有志的“教育家”的一点意见，我以为这是今天的中国，办理教育应当拿定的方针。这所说或者有合或者有不合于教育学上所说的理论，但我所认定的，我们是为今天的中国办教育，不是为教育学办教育。著教育学的人最大的错误，是他们假设他们所住的是理想的圆满的世界，他们是为那种世界办教育。但我们所处的，明明是贫乏纷扰的世界，而且是危急存亡的像今天的中国。我们要睁开眼睛，要看什么是今天最急最要的事情以决定教育的方针。教育确实是改造社会的有力的工具，但是被盲目的“教育家”拿在手里，全然看不出一点有价值的用处。

　　载《新建设》第一卷第三期

　　署名：恽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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