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集临时会议笔记|恽代英

召集临时会议笔记

　　——关于处理育南同志南京代表一案（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二十二日）

　　十三年一月二十日

　　中局特派员代英同志召集临时会议，为解决育南同志南京大会代表资格一案。

　　以下系根据开国同志当场笔记，由代英同志整理备查。

　　并请到会各同志签名于后，以明全属当日会议真相。

　　到会人数：柯瑞三[山]、叶云卿、胡云卿、林育南、李书渠、马念一、余世颂、刘昌群、廖如愿、恽代英、刘念祖、包惠僧、冯云贵、李华金、许白昊、任开国。

　　惠僧、白昊两同志迟到，瑞三[山]、叶云卿、胡云卿、云贵、华金、惠僧、念一早退。

　　其到会退席时下方注明。

　　特派员宣布开会宗旨（主席）：

　　一、中局对于育南同志南京大会代表资格一案，因未得鄂区报告，未加过问。后接由世颂同志署名一函云，彦彬同志主张判决此案，区委会多数主张作悬案，彦彬辞职，由世颂代委长职。此函据世颂同志说并非彼写，现已电请中局将该函寄鄂清查。中局当时接此函，议决不能作为悬案。（参看证十三）不数日接书渠、彦彬两同志传单，遂决定派员来鄂彻查。我来后闻鄂区对此案已拟有办法，即白昊开除团籍，育南削去中委职，但究是否如此办理，仍请中央核定。我以来时未接此信，故拍电中央问“枢拟解决当到，仍如前议有全权否？”接复电“有全权”。故今日由我召集此案有关系诸同志质证，以便解决。

　　二、中局派遣来鄂，一由欲明悉此案真相，以求公允处决。二由希望处决以后各方面均能消弭嫌怨，不妨碍以后团务进行。

　　三、今日开会，首先，求明白是非。是非明后，再定办法。为明白是非，请到会诸同志注意下列数事：

　　a.判决只能重证据。非确有合当的反证，便因靠证据判决不免冤纵，亦属无法。

　　b．双方不可恃意气，以求必胜，至乱会场秩序。要勇于认错。

　　c．这些错误，若不能证明系有意违叛主义破坏团体，而只是因事实障碍，手续疏忽，或感情障蔽，则决不能认为与任何方面人格有损，或与团体根本关系有何关涉（指出团）。

　　四、若非确查有不忠诚于团体或主义，则是非明后所定办法，只应为友意的而非敌意的，只应为补救将来的，而非追究过去的。此非故为各方减轻惩罚，只因团体尚属幼稚，章程与手续向未严密注意，至今如不到会，不缴团费之团员，尚不能照章程惩罚；此案当事人若非确查有不忠诚于团体或主义，自不应独从严议。

　　五、此种争端若能因而使大家以后注意章程与手续，实为好事。只是中央希望不致因此使同志间发生隔阂，妨害以后团务进行。

　　区委员长简单报告此案经过：

　　此案初由C．P．移交过来，前任委员长彦彬同志曾为此到徐埠召集工人同志询问，结果请育南同志到徐埠解释。后S．Y．区委员会开会，彦彬同志根据彼在徐埠开会说育南同志实未经徐埠同志选举，要道歉。白昊同志言确经选举，且昨到徐埠亦曾询问工人，均承认上次之决定，愿作证。当时委员会以两人所说各异，而徐埠工人又均未到会，主张待徐地负责人到会时再解决（参看证十二、证十五）。彦彬同志主张事实已明，即可判决，但此议被否决。彦彬同志在议毕后，提出辞职，云即须离武昌。委员会坚留请待此案解决，彦彬同志不允。于是推举我代理委长。原定十二月二十三开会解决，次日，我母亲病没，不能召集会议。当时彦彬同志已辞职，何恐同志（委员之一）亦不在武昌，只余开国、昌群同志二人，亦不能开会，不数日，见书渠、彦彬同志传单，又不数日，接中央通知，不许作为悬案，但区委员会并无作为悬案之说。一月一日，C．P．召集大会，人数不足，改谈话会。因当日白昊、书渠、彦彬及徐埠工人同志均到，便于质证，故提及此事。由工人叶云卿同志说明初举实只光国、书渠两人。书渠等当以事实已经明了，促区委会速为判决。区委会初以书渠等已经发传单，请中央及全国裁判，区委会不能有判决之权。后经屡被催促，乃拟定办法，请中央核办。以上系此事原委。

　　（惠僧同志在此时间到会）

　　特派员提出白昊同志责任问题：

　　一、白昊同志对于书渠同志被选，是否未经通知？

　　书渠同志发言——实未经接得通知。

　　昌群同志发言——此事白昊同志曾对我说，并令我通知。但当日我虽应允通知，仍嘱白昊可自去会书渠一谈。白昊亦允诺。不知何以未去。我则在非正式的，亦曾告诉过书渠同志。

　　决定此事俟白昊到会后再问。

　　二、白昊同志是否未经工人选举，自派育南同志出席南京大会？

　　叶云卿同志发言——育南同志代表实经我们选举的。我们第一次选书渠、光国两同志；隔了大约三、五天，因白昊说他们两位不能去，提出育南同志去，亦经大家举手承认的。

　　胡云卿同志发言——头一次二人去，但第二次开会我没有到。育南同志去了，我才知道。然还不知系代表我们去的。育南同志回时，我问他这次大会情形；育南同志说，待把记录编制好了，再行通知我们。

　　书渠同志发言——我最初是从陈学渭同志得着徐埠举我作代表的消息。我曾表示亦许去，亦许不去。后闻胡云卿同志说，举育南作代表他们不知道。

　　柯瑞三[山]同志发言——头一次开会，只举光国、书渠两同志。第二次由白昊同志提出育南同志来，我们亦没有说赞成，亦没有说反对，没有举手——向来徐埠会议很随便的，我们没有举手过。

　　叶云卿同志发言——我是举了手的，并记得他们都举手。那一天到会的是我、柯瑞三[山]、李华金、杜尧卿、武邦杰五人。

　　李华金同志发言——举光国、书渠两同志后，不久又开一次会，是不错的。我亦曾经到会，只是不记得其中情形了。

　　马念一同志发言——叶云卿同志此次所言，与C．P．开会时报告的不同，且五个人开的会亦不能有效。

　　包惠僧同志发言——以前有许多证据，他们都说未举育南同志，C．P．谈话会时，叶云卿同志亦说育南同志到南京去，只他一人知道。今日所言，效力应与以前证据不能相等。

　　叶云卿同志发言——这是C．P．开会以后，我们回去才记起来的。实在举过育南同志作代表。我还可回去找杜尧卿写字证明——当时徐埠共有S．Y．团员四十人——所说我一个人知道是说的“二七”以后徐埠的一些事务，因彼时官厅压迫甚严，故不能公开接洽。我们亦不知道S．Y．内部办法。

　　主席发言——据以上所说，开会时五人，尚与白昊同志在S．Y．区委会所言相符（参观证十二）。胡云卿同志既末到会，不知情由，亦不为怪。至于团员四十人而五人开会，是否有效，此是徐埠事实上的困难，尚可作另一问题。不过叶云卿同志等所云，是举光国、书渠两同志以后，第二次开会才举育南同志；与白昊同志屡次所述光国、书渠、育南三同志同时选举出来（证六、证七、证十五）究有未符。此须俟白昊同志到会时质讯。再则既经有五人开会，叶云卿同志在C．P．会中何以说与他一人商量的，这亦须负一点责任。

　　三、白昊同志是否在徐埠召集不合法会议？

　　书渠同志发言——白昊同志既未受C．P．或S．Y．命令，到徐擅自开会，应负其责任。照S．Y．记录，明言“昨即赴徐招会，到会者八、九人。”自不能认为同志个人谈话之比。

　　C．P．与S．Y．负责人证明——未命令白昊到徐开会。

　　主席根据白昊致中央信，言系白昊受彦彬约到徐开会，究是否有其事？

　　书渠同志发言——此事彦彬同志在C．P．会中已经否认，C．P．记录中只记“彦彬同志又辩驳白昊同志前面的解释内的一点”，便是说的此事。

　　决定此事亦待白昊同志到会再询。

　　（此时白昊同志出席，因将前三点加以复询。）

　　一、白昊同志发言——关于通知书渠同志一事，曾经托过昌群同志。至昌群同志应允以后，曾嘱我仍自己通知，亦系属实。但我因住汉口，来往不便，以为昌群同志总当通知了。彼时书渠同志正在病中，故亦以为不能去。

　　主席判决：此事昌群同志彼时虽非委员长，但实际属负责之人，既经白昊同志告知，而未正式通知书渠同志，则昌群同志应负一部分责任。至白昊同志既经昌群同志嘱自去通知，亦未通知，则白昊同志亦应负责。

　　二、举育南同志作代表时胡云卿同志未到会，育南、书渠、光国三人是一次会举出。至于谁提出育南，则已忘记。但非我所提出——白昊同志发言。

　　主席判决：现有两方面证据：一是胡云卿、李书渠同志等所言，则不知曾举育南同志充代表。一是叶云卿、柯瑞三[山]同志等所言，则又非光国、书渠、育南三同志同时举出。且他们说举育南同志，系白昊同志所提出，又均与白昊同志所言不符。照证据判断，白昊同志应负责任。

　　三、白昊同志发言——白昊往徐埠，是先与彦彬同志约过，临行时彦彬曾叫我通知徐埠同志。后我去徐埠，彦彬不到，我亦只向工友同志说，请他们到大会时据实说明，不应认为私地疏通。

　　主席判决：白昊同志所言，既经彦彬同志否认，白昊同志现又不能提出反证，则到徐埠是否疏通，今日固不应无所根据的加以揣度；既经S．Y．会议录记明有“赴徐招会”字样，白昊同志应负召集不合法会议之责。

　　特派员同志提出育南同志责任问题：

　　一、育南同志是否与白昊同志有同谋证据？

　　育南同志发言——举代表时，我尚在乡间。及到汉口，白昊同志对我讲，说徐埠举了我去。且S．Y．委员昌群同志已经寄信与旅费到我乡里去了。后因即须起行，又由白昊同志另借数元，才能到会。彼时我妻子正在分娩，极不愿去。徒因闻光国、书渠均不能去，自觉大义所在，不敢不去。到会后回汉时，曾嘱徐地负责人吴先瑞同志招会，以便报告到会情形。后因不易召集，我急于回乡，乃托白昊同志代我报告。我去南京，系受委托。虽因行期仓猝，随后即由徐埠负责人白昊同志寄证书，经大会审查，乃能列席。

　　惠僧同志发言——育南同志既经代表徐埠到会，然一则并未携带徐埠议案，照我所见，北京开会，各地代表应携有本地议案，方符代表之意；二则育南同志代表是由白昊、昌群两同志所派，未建筑在徐埠同志多数之上。

　　育南同志发言——当时白昊同志是C．P．负责之人，昌群同志又是S．Y．负责之人，我既受彼等委托，资格是否建筑在徐埠多数同志身上，我不应负责任。至惠僧同志所言，代表必须带有本地议案，此等强制办法，国际大会已经反对。

　　念一同志发言——育南同志个人应无责任；但他的代表资格要发生问题。

　　主席判决：育南同志对于此事既系受负责人委托，既有证书，即发生代表资格问题，只应由发证书人白昊同志负责，他自身应无责任。至于代表是否须带本地议案，南京大会既未有此强制办法，则应否将来采用此项办法，不必在此间讨论，与育南同志责任问题亦无关系。至南京大会代表资格发生问题，区委员会因拟削去育南同志中委之职，一则育南同志不应无故受惩罚，二则中央委员系大会所举，即彼不到会亦可被选。在南京大会中对于育南同志被选既经不生问题，无于此时削去其中委职之理。

　　特派员提出书渠、彦彬同志责任问题：

　　一、徐埠为地方团，何以说其非地方团？

　　世颂同志发言——徐埠地方团经前中央核准。

　　白昊同志发言——我是彼时徐埠负责人，未闻中央曾有取消徐埠地方团之事。

　　书渠同志发言——现在他事实上不是一个地方团，那时亦是如此。

　　惠僧同志发言——那时虽据叶云清同志说有S．Y．团员四十人，然就开会时只五人一事反证起来，可知彼时实未成地方团。

　　主席判决：现在我们只可照法律证据说话。则一，经中央核准为地方团，未经取销，书渠、彦彬同志不能由个人指为非地方团。二则徐埠负责人亦证明该时系一地方团。三则叶云卿同志说彼时有团员四十人，彼系徐地同志，不能谓彼之言反不如局外同志之有效力。且前曾引有团员四十人，而开会时只五人，证其开会无效，此时不能又否认其有团员四十人之语。至无名册及调查表，一则彼等系工人，向无名册；二则调查表未寄到中央的不止徐埠一处，即此期鄂区调查表亦未寄到中央，不能因此否认鄂区。故只此谓徐埠非地方团，仍属无据。再则彼时已经有区委员会，若徐埠非地方团，则只武昌、汉阳两地方团，何以成区？就以上证据，书渠、彦彬同志谓彼非地方团，应负失言之责任。

　　二、南京大会已经许非工人代表列席，何以现在发生疑问？

　　主席判决：上届中央既只表明最好是举工人代表列席，并未禁止举非工人列席；陈学渭同志证明书，又说明“白昊先请他们自己举人，工友以工作关系不能去，乃提出光国、书渠”，可见白昊同志并非故意违反上届中央意思。再则育南同志到南京大会时，据存统同志致中央函，彼时间知工友碍难到会情形，亦遂认诺育南同志代表徐埠。又南京大会亦据查认可其出席。南京大会系全国之大会，既经此会认可，不应在此时发生问题。且既经此会认可，而仍坚执工人、非工人之别，亦属非妥。此事书渠、彦彬应负其责任。

　　（此际瑞三[山]、云贵、华金、胡云卿、叶云卿退席）

　　胡云清[卿]
　　叶云清[卿]
　　柯瑞山[1]

　　（报告成后，云贵、华金二同志未能会见，故不及觅其签名。）

　　三、C．P．是否有解决方法之议决案，移交S．Y．执行？

　　书渠同志发言——我当时在C．P．提有办法，谓当由育南同志到徐埠道歉。丁勒生同志说这应因而不承认大会的议决案。白昊同志只反驳勒生同志，并末对我加以反驳。后即决议移交S．Y．。这当认为白昊同志已经默认我所提办法。

　　白昊同志发言——当时我因勒生同志所说，离题太远，故须先反驳他。但反驳他后，即由会中提出移交S．Y．解决，并未给我反驳书渠同志时间，不能认我为已经默认书渠同志所提办法。且我在最后还问过，此案究在C．P．中讨论，抑S．Y．中讨论。大家说在S．Y．中讨论，我才未发言。

　　惠僧同志发言——此事当时究竟是否议有解决办法，须请当日在主席团之书渠同志报告。至彼时因勒生同志发言后，我们不欲此事扩大，故提出移交S．Y．。书渠同志所言，亦并未经有人反对，故实质似决定了办法，但形式上确不曾决定办法。移交S．Y．时，亦只说请S．Y．根据事实，持平解决。白昊同志确在最后问过，系在C．P．中讨论，抑S．Y．中讨论之语。

　　主席判决：当日C．P．会议，究竟是否议有解决办法，惠僧同志既经在场，无有自己不知，必须请书渠同志报告之理。至于说实质形式两方面，一时说似未定办法，一时又说似有办法，所言不能认为有效力。白昊同志既因未有时间反驳书渠同志，且于最后问明此案由S．Y．中讨论才未发言，书渠同志不能认他默认。C．P．移交原函及我曾问念一同志均未说拟有解决办法。且C．P．如系拟有解决办法，此系侵犯S．Y．组织独立，根本不能有效。纵当事人同时亦是C．P．党员，C．P．方面说到至极，可以开除他的党籍，对于此项完全为S．Y．内部事项，不应拟定任何办法。书渠同志又并无C．P．拟定办法之证据，而屡言C．P．曾经有解决办法（证二、证四），书渠同志应负其责任。

　　（此时惠僧、念一同志退席）

　　念一
　　惠僧[2]

　　四、区委会前任委员开国、昌群、世颂同志，均不认曾议此案作为悬案，书渠、彦彬同志何以有此说？

　　书渠同志发言——在彦彬同志调查事实已经明白，应判决而未判决，当然是作为悬案。后说十二月二十三开会解决，二十三又未开会，虽说彼时是世颂同志死了母亲，并不是区委会死了母亲。

　　开国同志发言——悬案应是说永不解决，不能谓某一次开会未解决，便指为系作为悬案。至彼时世颂同志母亲死了，彦彬同志已辞，何恐同志又不在武昌，委员中只我与昌群同志二人，便令开会，亦不能有效。且照例是委员长召集开会，此时亦无召集之人。

　　主席判决：本来悬案二字，在普通解释，总指暂时搁置之案件；不能因某一次开会未解决，即指系作为悬案。但书渠、彦彬同志所说悬案或与普通解释本有不同。证以传单下文所说：“区委员会原决定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召集大会解决”，可见亦并未说区委会有永不解决之意。此系因文字解释不同，所生疑惑。但书渠、彦彬同志对于世颂同志丧母，开国、昌群同志碍难开会情形，不加体谅，未免感情用事。

　　五、区委员会既未将此案永作悬案，书渠、彦彬同志又未经呈诉区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何以书渠、彦彬同志擅发传单通告全国？

　　书渠同志发言——彼时因区委会不肯照事实判决，白昊同志不肯认错，故激动感情，欲将此事早求明白，故印传单同时呈诉中央及各地委、各地同志。我并无款印传单，印费均由彦彬同志所出。至于此事未遵法定手续，我甘认错。

　　主席判决：书渠、彦彬同志无论由于何故激动意气，但此事违反法定手续，不能不负责任。

　　特派员发言——现在各方是非已经明了。此等各方应负责任之过误，从实际看来，或系由徐埠当时在压迫之下，故事实上不能举行合法选举或因向例关于选举通知各项手续，未经严重注意，或因一时误解，或反感，激成失言或不合法定手续之行事。各方均未认承当事之任何人，有根本不忠诚于团体或主义之罪。则此事只能在问明后，使大家以后均格外慎公守法，不应有何严重惩罚。我现在提议，结束此事之法，由我将本日议事真相整理清楚，尽我力之所能的，找今日列席人在记事录后方签名。此案当事诸人，自必更须签名。只表明大家认承此会中所言，不另有任何惩罚。

　　书渠同志发言——这办法很好，我们只求明白是非。我最初提此案时，亦只因徐家棚同志中似有隔阂，所以望有方法解释。并无对任何同志认为根本不忠诚于团体之意。只因以后我的提议被用恶意解释，所以愈闹事越纠纷了。

　　白昊同志发言——我对书渠、彦彬同志传单所言“欺诈抵赖”，认为书渠、彦彬同志不免故加诋毁。

　　书渠同志发言——传单中因一时不能得合当之辞，有时不免下字过重，愿意认错。但此事多由同志态度不当所引起，还望大家反省。

　　育南同志发言——此事在我受白昊等命令去南京时，未能先通知书渠同志及此案发生。因自己忙于编施洋纪念册，亦未会书渠同志一谈，殊以为歉。但书渠同志未经问询于我，以考查事实真象，即在传单上说我冒充代表，未免于我名誉有关。对此亦望书渠以后改勉。

　　特派员发言——这所说认为是你们私人劝勉的话。我们团体还很幼稚，同志中性行态度不免缺点，均有常须待互相劝勉之处。我再提议，此案结束办法，由我将本日记录整理清楚，尽我力之所能的找今日列席人在记事录后方签名。当事诸人必须签名。此外不另有任何惩罚。

　　全体赞成此办法，通过。

　　散会。

　　附代英同志声明，宣布开会宗旨第一段中，有云中央接到由世颂同志署名一函，现此函由中央寄到，实系署名“鄂除”。应意为“鄂区”。此函未由委员长、秘书正式签名。但前所云由世颂同志署名系由记忆错误，实无其事。

　　一月二十二日

　　刘昌群　廖如愿　任开国　许白昊

　　余世颂　刘念祖　林育南[3]

　　注释

　　[1]此系胡、叶、柯三人亲笔签名。

　　[2]“念一”、“惠僧”系本人签名。

　　[3]七人均是本人签名。

　　(1)原标题为《恽代英召集临时会议笔记》。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