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财政经济|谢觉哉

谈谈财政经济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日）

　　△　怎样叫自给

　　谁都知道边区的财政经济，从今年起，要做到完全自给。现在世界上的所谓自给大概有三种：

　　一，穿的吃的用的，都是本地出产，本地人制造。不需要外边运进东西，也没有东西运出去，完全同外面市场不发生关系。我们长征经过的大小金川等地，就是如此。

　　二，本地出产的制造的东西，并不是本地需要；本地需要的东西，并不是本地生产，不管所生产的是什么，只要出得多，换进来的东西就多，就能自给、富裕。这是经济上的地域分工，乃至国际分工。资本主义的社会都是如此。

　　三，因为各国资本家争利、打仗，打仗有两种：一是炮火仗，一是经济仗。经济仗的打法：某些货物出入口抽重税，叫做关税壁垒；某些货物限制或不准出口，叫做出口许可制；到最后用飞机潜水艇鱼雷去完全封锁人家，叫做战时经济封锁。因此各国也就改变方法，要把某些必须品军用品完全能在本国里生产自给。

　　我们边区的自给，是属于那一种？三种都有。边区没有脱离落后的“自给经济”的状态，小米山药蛋，吃的；老羊皮、毛线衣袜，穿的。要尽力生产。受日寇反共份子的经济封锁，日常用品、印刷纸墨以至军事原料，都得自办。同时，还不能不以“以有易无”的方式换进某些必不可少的及暂时生产不出的东西，因此必须保护贸易自由及一些特殊的贸易方法。

　　为着使边区不脱离外面市场而又不依赖外面市场，在和外面市场联系上又最低限度做到输出入平衡，是自给的一方面。政府财政依靠自己的收入做到收支平衡，是自给的又一方面。

　　△　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

　　收入多少钱，才用多少钱；最好还能够余蓄一点；如钱不够，就不用，这叫做“量入为出”主义，是封建时代的理财正则，载在古书《礼记》的王制上。

　　要用多少钱，就弄多少钱；钱不够，或增税或借内债和外债，这叫做“量出为入”主义。资本主义国度的财政多是如此。理由：事是要做的，不能没有钱而不做事，应该从积极方面筹措，不应该从消极方面紧缩。

　　最使理财的人脑子烦闷的，不是有钱用不脱，而是要用没有钱。因此理财者能力的表现，不在于能使“出”服从“入”，而在于能使“入”服从“出”，就是说没钱时能够筹措得有钱用。然而由于社会财富程度的制约，入不能无限制的扩大，因而出也不能无限制的伸张。必然的结果，来个折衷：不是量入为出，也不是量出为入。

　　问题的实际，在一“量”字，“量”到出也“量”到入。这里的“量”字，虽含有预计的意思，不是斗量称平，但也应该象屠店老板手揣斤两一样，而不是信口开河。否则就不能叫做“量”。

　　边区财政，无疑应折衷于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之间。怎样成立折衷？在于能有“虽不中不远矣”的“量”。入的方面，检查以前实收的数目，加上今后实能做到的改进，与乎财政上的自然增长；出的方面，某些必不可少，某些可以有其它方法补救，某些竟可以节掉。这样去“量”，又叫“综核”。从实际、具体出发，而不能仅是随便估计一下。

　　△　财政上收支平衡和贸易上输出入平衡

　　这两件事很有联系，贸易上没有入超或者还有出超，这表示人民富裕，税收有源。所以贸易上的输出入平衡，必然能促进财政上的收支平衡。但这两件事并不就是一件事，民众手里有的钱，并不就是政府的钱，地方出产的物品，并不就是政府的物品，就可以用，就可以写在财政的帐目。要经过许多弯。方法：一是合理的税收，负担合理，应轻的轻，应重的重；征收合理；没有中饱，没有使人不便的手续。二是人民拥护政府的热诚。愿多出，或捐助，甚至“毁家纾难”等。三是公家直接经营的事业，以资本劳力在繁荣的经济社会里合法地赚到利息。这些是政府的收入。但这些收入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因此财政的开支，也必然要和地方经济开发的程度相适应，否则无法做到平衡。

　　△　能为无米之炊才是巧妇

　　王安石说：“不加赋而财用足”。司马光反驳说：“天地生财只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那有不加赋而财用足的理。司马光是笨伯，生财之道多端，加赋只是收入来源的一个。这句话，现在谁都知道王安石是对的。另一句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好象是定则。其实，有米才能煮饭，每个蠢妇都能。巧妇就要巧在这里。同样收入：家是蠢妇的，常常告断炊；家是巧妇的，不仅不断炊而且吃得好。并不是巧妇能“口中念念有词”，白水锅里出现白饭。而是她有计划，算计到若干天后米将发生怎样情形，怎样度过青黄不接；算计到那一个人那一个时节所必不可少的需要。俗话：“吃不穷，用不穷，盘算不清一世穷。”巧妇的巧，没有别的，就是盘算清。

　　善管财的，不仅要盘算清金库，怎样使“入”能应付“出”，而且帮助用钱的机关部队学校打算，知道他们必不可少的，须要早些准备的，用其他方法可以解决的，老早就告诉他们。在遇到难关时，你又好象“斜刺里杀出一彪军”似的给以打救，而不是置之不理。

　　巧妇的巧，要在无米时才能显出，财政家的巧也要在财政困难时才能发挥。如果只左手收、右手出，左手不收，右手就不能出，这样的人，从前叫“收支”；现在叫“会计”而不是财政家。

　　想得到：长期抗战的过程中，财政定要发生且已发生若干严重困难，克服这些困难是件难事，正因为难，要想法子。法子，过去我们发明不少，现在许多无名的供给人员也已经是正在发明，需要我们深入去理解、去收集、去进一步的发明。

　　△　法币与边区

　　七八年前有一个英国专家名李滋罗斯的，叫中国把“白银国有”，发行一种不兑现的靠法定价的票子，名叫法币。有人说，这是中国币制的成功。据我看：是我国金融受统制于英镑集团的成功，是把全国银子尽送到帝国主义国里的成功。还有，金融资本家买卖外汇得了数不尽的钱存到外国银行的成功。至于老百姓即全部的中国人，除受到搜尽现金、物价高涨的“恩惠”外，找不到什么。现在无论那一个市场或那一个富家看不到一点银子；物价，如重庆不上一年，100市斤的米价由15元涨到500多元。中上层社会的人，谁都受肚皮问题的威胁；更无论贫民。法币，中国人拿了是1张纸，日本拿了却可以套取外汇。所以，为了保障人民不受损失（法币跌价的损失），避免法币资敌，边区停使法币，不是应不应的问题，而是“可惜迟了”的问题。

　　边区因为有边币，行使法币较少，所以边区物资比任何地方都要低廉，但也因为有些法币，法币跌物价涨的风，不断地侵袭前来，因而不能不采取断然手段。在过渡时期，国内的银子已被法币政策一扫光送出海外，而市场交易需要筹码，所以边区仍需要发行一些边区的法定货币。

　　我们货币的政策，一是以银行的财产作抵，随时可变为现货；二是根据边区市场的需要，随时伸缩其发行额使物价稳定。三是商民对外需用法币，可随时依法向银行兑换。兑换的法币来源，依靠土产出口，实际上是对外的“以物易物”。这就是全国经济自给的雏型。

　　金融的理论，看起来复杂，说穿了很平常。边府这次停止法币行使的正确政策，就是如此。希望各界人民都明白，不要还迷住法币，在错误里兜圈子，致受损失又要受到法律制裁。

　　△　集中领导与分散经营

　　政府没要具体计划，财政呢，得各地方自筹自用；经济呢，根本不管，得其自生自灭。封建社会的财经状况，总是这样。反之，进步的社会，财政经济是有机的组织，从上到下，从目前到将来，都有一致的办法与步骤，于是财政上的预决算制度，统筹统支制度，经济上的“计划经济”，成为必要的东西，不这样，就不能适合社会与政治上的要求。

　　边区在他的政治机构说，具备了后者的资格；但因为处在极落后的农村区域，又陷在日寇与亲日派反共顽固分子的包围，经济上不够实行后者的条件。于是财经筹划的特点，要集中，又要分散。不集中，不能使分散的起应有作用；不分散，不能使集中的计划得到充分实施。

　　怎样叫集中？税收的定则、开支的编制、预决算的审查、盈虚的调剂、对人民利益的爱护……等，这些财政原则，任何机关部队都得严守，而稽考他们遵守的程度是上级政府的责任。同样，在经济发展方面，如发动春耕与秋收运动、开发必需品的生产、推销土产换进外货、保障营业自由及公营事业，只是整个经济的一部分，不得与民争利等，政府必须有原则有计划的督促前进，一点不可任其自流。

　　怎样叫分散？比如财政、各机关部队向上级领款，只占其用费的一部分；另一部分用费，则靠生产、靠节省。为着要使生产节省收到成效，就必须发挥各机关部队供给人员的特长与其各机关部队成员的生产热情。这些特长与生产热情，不是在一个模子里所能发扬的，而且我们没有这样的模子。至于经济，那更多样多式，分散而且粗放的小农经济，只能鼓动他、帮助他，却无法去制约他。分散的小工业、运输贩卖业，只能以利诱导之，不能以法统制之；就是公营的事业，因为交通不便，器械缺乏，无法大规模经营，因而发展也很难一致，然后正因为不一致，所以更能自由增长。

　　集中与分散是财政经济上辩证的联结，是解决边区物质条件的必然结晶。把握住集中与分散，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如果“集中”干涉到了分散的领域，如不敢放手要他经营或妨害了他的自由行动，那就无法发挥人们中不可测度的储蓄的力量。如果“分散”侵及了集中的权限，如不理解或不执行政府法令，妨害社会或私人利益等，那就是有等于“各自为政”之嫌，很要不得。

　　△　自力更生

　　财政经济上的自力更生，是说用自己的气力解决自己的生活，大点讲，如一国一省依靠本地的生产而不依靠外来的援助；小点讲，如一家一身，依靠自己的手足而不依靠借债或赠与。

　　“自力”的解释有两方面：一是不仰赖人家来帮助自己；二是不攘取人家的当作自己的。张着口向人请求，望人家可怜你，不仅很靠不住；即就有那样好象“仗义执言”的人，实际十有八九帮助你，还是希望更多取偿于你。世界上只有能帮助人的人，才有资格取得人家的帮助而不会吃亏。然而能帮助人的人，即是已经能以自力更生的人，没人帮助，也不要紧。所以我们虽不放弃可能争取的外援，但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

　　依赖外援，不是“自力”，豪夺巧取，也不是“自力”。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靠打大战侵略人家来解决。在他说来，好象是自力：“谁教你打我不赢？你打败了，你的就是我的”。然而苏联的经济繁荣，却是靠自己的一个二个三个……的五年计划，不仅不损人而且常常帮助人。强盗冻饿不过了，躲在山沟里，等有行人来，冷不防给他一闷棍，然后夺取他的行李和衣服。在他看来，也许是“自力”，谁叫你有“油水”且亲自送到“老爷手里”来。然而很多老实庄稼人，从来不亏人，只依自己，安然过着温饱的生活。还有放高利贷、垄断居奇、贩卖违禁品、强买强卖，一切损人利己的行为，都是不正当的“自力”，都不是我们的自力。

　　我们反对希冀外援的不“自力”，也不赞成防害群众利益的不正当“自力”，我们的自力是自己动手，努力春耕、开荒、加肥料、选种籽、多锄草……充足我们的吃；纺毛、织布、种棉麻……解决我们的穿；转运货物、调剂盈虚，老百姓称便，我们也得到好处，这是商业的正规道路，特别是公营商业要循这方向发展。

　　人利而后我利，民强而后国富。损人者未必就于己有利。民不便，国家一定受损。我们须把这道理贯彻到一切事业。

　　△　统制与平价

　　据我个人的了解，统制是带着限制的意思。比如交战国家，怕粮食不足，军火原料——钢铁汽油不够，于是把它统制起来，要有券才能买到粮、买到钢铁汽油等。或者规定有某种货物定要卖给公家。一句话，是因为某种货物少，用统制来限制消费。另外一种是大资本家他把某种物产都设法收集在手里，然后统制出卖，有时甚至把收买的东西，毁掉些，使得货少便于涨价。前者靠政权的力，后者靠资本的力；前者是为着国家的需要，有时可以用；后者是剥削群众，肥大资本家，任何时都应该反对。边区虽然在战争时期，似乎尚没有那种东西须要统制。粮食呢，禁止出口就够了，尚不要“计口授粮”；食盐、皮毛、药材等除自用外正需大量地自由输出。军火、原料等，还没有这种买卖。还有统制与自由是相反的。民主革命，是争得营业自由。妨害营业自由，是不合乎民主革命阶段的规律。

　　又统制与平价也是相反的。中国社会的习惯，遇粮食涨，公家就买来平籴，或者借出一部分当平仓的粮来。根据供给需要的原则，供给多，价就自平。此外用政府权力，限制某种货物涨价，如前清时的盐，不许商家随便涨价，当铺的息，不准私自增涨等。至于用统制方法来平价，似乎还没有先例。

　　（载1941年2月20日、4月6日《新中华报》署名：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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