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冰莹樱花开的时候(2)

樱花开的时候(2)

　　在这样的布景和气氛之下，我写得很快，精神贯注，一气写成三四千字是常有的事；到了晚上，更是我写作的理想时间，孩子和郭妈，很早便睡着了；在豆大的菜油灯下，许多小青虫来扑向灯光，起初它们飞得很快很高，慢慢地它们受了创伤，翅膀被火烧得支支作响；但它们并不灰心，仍然在再接再厉地挣扎着，奋勇地向前猛扑；最后，它们的小生命都被牺牲了，后来者又踏着它们的尸体前进……

　　我痴痴地望着这些小小的无名英雄，得到很大的启示。回想我在狱中受难时，也像这些小虫子一样，以必死的决心，在忍受一切敌人加于我的种种打击。我把生死置之度外，我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只要我不被他们折磨死，总有复仇雪耻的一天来到；万一死了，为了祖国而牺牲，也是值得的，光荣的，所谓“求仁而得仁”有甚么可怨呢？

　　本着这种精神，在日本狱中，很快地度过了三个星期的日子；现在我又带着悲愤的心情来写“在日本狱中”，好像神差鬼使似的，在那几星期里面，我的精神特别好，每天的饭量虽然减少了，睡眠也不足；幸好我写作的成绩，一天比一天多；最初两三天，每天只写一二节，后来写三节，最后居然可以写上四节了。我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说得过火一点，简直像疯子。脑子里不论白天晚上，时时刻刻都在回忆狱中的生活：例如看守，犯人，和我同室住的良子，吉子，以及法官，翻译，大鸟公寓的管理人……他们一齐来到我的脑海里，我有时痛恨，有时伤心，有时我从门缝里望望隔壁，看见一些来游山的客人，在那儿有说有笑的，我就讨厌他们！我恨他们的谈话影响了我的写作，于是我在这边故意用拳头把桌子捶得澎澎响，大声地学着日本警察的口气骂着：“马鹿野郎！”

　　由于我骂别人，而联想到日本警察骂我，打我，以及我当时的心境。当我写“铁窗外的阳光”的时候，我故意把窗户统统遮住，只剩下几条缝，让阳光透射一点点进来。我还记得，那天孩子出去玩，一会儿就回来了，他推门进来，看见房子里黑洞洞地就吓得大哭起来，郭妈粗声厉气地责备我：

　　“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一天到晚不管孩子，只顾写呀写的，唉！”

　　“我写我的，你管不着！出去吧，不要来打扰我！老太婆，真讨厌！”

　　我把她当做警察，我讨厌她，恨她！真的，在这个时候，不论什么人，他如果妨碍我的工作，我就把他当做敌人一般看待。

　　然而，人，究竟不是机器，可以一天到晚不休息。在埋头写了十天以后，精神渐渐不能支持了，头晕，眼睛模糊，腰酸，背痛，腿子发麻，一切的毛病都出来了，只好放下笔休息。

　　“我竟瘦成这个样子了吗？”对着镜子一照，我不觉自言自语。

　　不知是否因为思想过度，还是“懒惰”这个无形的魔鬼在作怪，我居然想半途而废了；幸亏这时候华北新闻的赵社长来信，催促我快点把稿子交他付印，他说消息注销后，已有许多读者来预约了；加之这时，又恰好来了一位朋友，他愿意担任抄写的工作，因此，又重新燃起了我写作的热情，我不再感到疲劳了，我又恢复了夜以继日的工作。

　　“你这些材料，真是太宝贵了，简直是用生命换来的！”

　　朋友一面抄，一面停下笔来摇头叹息。

　　“真的，到了虎口，我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谁知后来我终于得到了自由，这条生命等于是捡来的。”

　　我这样回答他，同时咬紧牙根，在内心里发誓：我一定要把这些用生命换来的材料写出来告诉全中国的同胞，倘若一个国家，受到别国的凌辱，个人的生命根本不能存在，这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假使过去袁世凯没有和日本订立过卖国条约，东北不失守，我们的国土是完整的，我们个人的生命，自然也是安全的；如今国家遭受到莫大的侮辱与侵略，我只好含着泪，默默地忍受着一切痛苦。

　　在目黑警察署，我是在忍受敌人给与我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压迫；写“在日本狱中”，我是在发泄我的悲愤，和满腔的爱国热情；我很难过，也很痛快。脑子里又坐了一次监狱，当我写完最后一个字时，我兴奋得一夜没有睡，我庆幸我用生命和血泪换来的材料，到底把它完成了！

　　说来惭愧！这部将近十万字的作品，我只写了两星期，从头到尾只修改过一次，就草草付印了，后来一连发行过四版；现在远东图书公司把这本书又在台再版了，只是错字很多。不久以前接李瑞爽君自东京来信，他说“在日本狱中”已由日本的名作家鱼返善雄译成了日文，而且出版已久，我听了非常惊讶！这是暴露日本帝国主义者虐待我们中国爱国青年的作品，也能允许它出版吗？事实上，它是真的出版了，这证明真理战胜了强权，民主推翻了专制，我坐监牢的罪没有白受，我终于得到了精神上的安慰，我们的国家，也得到了最后的胜利；至于个人的损失，又算得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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