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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毁灭


  这也许是受了父亲遗传的缘故,我从小便爱书。

  在我的故乡,有一种这样的风俗,一个小孩生下来,不论是男是女,在他满一周岁的那天,做母亲的要用盘子盛了鸡蛋,钱,鲜花,毛笔,算盘等等来试验他,注意他最初拿甚么东西;如果是蛋,证明他好吃;假若他先拿花,表示他爱色;如果是钱,就暗示他长大了爱财,说不定还是个贪官;假设最初拿的是笔,那么他将来一定是个读书人,该穷一辈子;要是他拨动着算盘,证明他是个商人,将来一定会发大财,这就男的方面而说;假使生女孩呢?那么笔就取消了,代替着的是一束红红绿绿的丝线,算盘也不见了,另换上了一条尺;用不着说明,一看就明白,女孩子是只配做针线,不能读书,也不能当商人的。

  当着许多来宾的面前,举行这个“抓周”典礼,是相当热闹的;一切人的视线,都集中在这个穿了新衣裳的孩子手上;如果他一动手便抓到钱,就大家鼓起掌来,虽然孩子能不能长大,或者长大了,即使真能赚钱,而这钱是不是能否送给今天在座的每个人,这都是问题;但钱究竟是谁都爱的,所以不知不觉地大家都鼓起掌来。

  母亲曾经告诉我一个关于我“抓周”的故事:

  那年的秋天,恰巧父亲在家,他主张男女应该平等,一样地受教育,他不许母亲把笔拿走,要试验我将来最爱的是甚么。据一般人的心理推测,以为孩子最喜欢的是花,其次是蛋,或者是钱;可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我一伸手就紧紧地抓住了那支笔杆,妈妈想从我手里将笔拿下来,试探我第二件东西拿甚么,我却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什么也不要,只死死地抓住那管笔不放,看的人都惊讶起来,只有父亲高兴得连眼泪都流出来了。

  “她是我的好孩子,什么都不要,只爱写字读书。”

  父亲得意地说着。

  “女人读书有什么用处?即使科举恢复,也没有女状元可中了。”

  母亲很不高兴地回答父亲,幸而有许多客人在那里,洪大的笑声,隔断了父亲的听觉,假使只是他们两个人,又会大吵一架的。

  记得当我八九岁的时候,母亲逼着我绣花,说我假如不多绣些花,将来出嫁的时候,什么嫁妆也不给我,当时我很生气地回答她:

  “什么嫁妆都不要,我只要父亲的书。”

  说起父亲的书来,实在是相当惊人的,不但几座大房子里的楼上堆满了书架,连箱子里,衣柜里,床底下,楼梯下面,无一处不是书。因为年代太久,书柜被老鼠咬了许多洞,书更被它们咬得只剩三分之二了,更多的是那些黑色的,白色的小蛀虫,躲在书页里从出生到死亡,养育儿孙一代又一代,父亲非常痛恨它们,每年到了阴历六月六日,把所有的书搬出来大晒一次,乡间的迷信,说这天晒了的东西是不会生虫的,其实满不是这么一回事,蛀虫仍然是年年有,根本无法消灭它们。

  因为爱读书的缘故,从小学时候起,就喜欢买书。记得在长沙稻田师范读书的时候,即使在图书馆看过的书,那些好的,我也要每种买一本来锁在箱子里;因为我还想看第二遍,更喜欢在上面写些小注解,或者加上些圈圈点点。二哥从山西寄给我的零用钱,或者三哥给我的稿费,我都用在买书上面。慢慢地我的书越来越多了,于是买了几个篦箱子来盛它,每年寒暑假回家的时候,我就雇了挑夫一担一担地挑回家,明知花了钱会挨母亲的骂;然而父亲是高兴我这样做的。

  后来进了女师大,更加高兴买书,尽管穷的没有饭吃,没有衣穿,书是不能不买的。这里有一个笑话,我曾经在“女兵十年”里写过的,因为缴不起饭钱,厨子想把我的箱子搬去做抵押,没想到打开一看,里面尽是书,他很失望地丢下不搬了。其实他那里知道这才是无价之宝,若是他搬去了我的书箱,我准借了钱来赎的。

  二十余年来,为了我的流动性太大,到处飘泊,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家。所以我的书不能聚集在一起,什么地方都有一点。最使我伤心的,是在日本买的书,在我被捕的那次,全部被警察署没收了。哥德,普希金,托尔斯泰,莎士比亚,易卜生,屠格涅夫……这些名作家的全集我都买了;但那些可恨的,横蛮不讲理的家伙,连同我的日记,著作,相片,书信统统没收,不肯发还,这仇恨,我是至死不能忘记的。

  其次,长沙大火的那年,把我寄存在刘子程先生家里的书籍,全部化为灰烬了!后来连子程先生也不幸永别了人间,使我每一忆及,便有无限的伤心!

  和书同时殉难的,还有满玻璃柜的小玩艺儿,三嫂替我带了两件回家,后来又从遥远的临武取来托人带给我,现在还摆在我的桌上:一件是有一对小鹅的墨水瓶,一件是一个日本负薪读书的经济学者二宫金次郎的小锡像。小玩艺儿也是我心爱的东西;不过拿书比起来,我自然要痛爱书,而宁可牺牲小玩艺儿了。

  长沙大火,许多人感到痛心,他们是痛惜房屋被毁,损失财产太多,而我觉得房子烧了,只要有钱,可以再建;只有书被焚了,那怕你有再多的钱,也无法买回来,因为许多早已绝了版,在我看来,烧了书比烧了房子还要严重万倍。

  抗战以后,我又买了不少的书,存在重庆一个教会里面,还有我那口装子弹的箱子里,(这是一位在战地认识的朋友送给我的)盛着许多战利品;后来日本军阀的炸弹,又把我的全部财产炸个精光,他们好容易在泥土里替我挖出来了四只炸破了的花洋磁菜盘,那时我正在西安,范定九先生还特地托人替我带去,我把破了的地方叫锡匠修理好,每逢朋友来家吃饭的时候,便要叙述一遍关于这四个盘子的遭遇;同时还要提到那些被炸毁的书,好像得到朋友们几声同情的叹息,我的心里就很舒服似的。

  经过这几次的灾难,我对于藏书的热情,渐渐地冷淡下去。三十二年的春天,我回到故乡替先父母扫墓,临别的晚上,我爬上楼,看到还有几箱新文艺和抗战的书籍,我高兴极了;更宝贵的是那些日记和友人的书信,相片等等都好好地保存在那里,一点也没有散失。

  我把相片带去成都,日记和书信,书籍,仍然锁在楼上。没想到第二年,敌寇侵入新化,离我家只有七八里了,嫂嫂他们害怕因为我那些抗战书而惹出什么大乱子来,索性打开箱子把我的书全部烧毁,和那面“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团旗,她们也用剪刀把字剪掉,仅仅保存了几块红布条。当我从三嫂手里接到这些碎布的时候,真使我难过得流下泪来。

  十多年来,我们由西安而成都,而汉口,而北平,而台湾,为了交通困难,什么也不能带,笨重的书,自然更在被抛弃之列;几乎成了一定的现象,每次当我换一个地方时,总有一大批书和杂志送给朋友,他们得着了这份礼物的,自然很高兴,而我的心里每次都要感到酸痛的。来到台湾,跑到朋友家里去,看到他们藏了许多书,我又羡慕又嫉妒;同时想起了自己的书来,又觉得非常痛心!尽管在这样物价高涨的今天,我仍然忘不了买书,我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把我失去的书全部买回来,只可惜那些绝了版的就永远无法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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