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冰莹书的毁灭

书的毁灭

　　这也许是受了父亲遗传的缘故，我从小便爱书。

　　在我的故乡，有一种这样的风俗，一个小孩生下来，不论是男是女，在他满一周岁的那天，做母亲的要用盘子盛了鸡蛋，钱，鲜花，毛笔，算盘等等来试验他，注意他最初拿甚么东西；如果是蛋，证明他好吃；假若他先拿花，表示他爱色；如果是钱，就暗示他长大了爱财，说不定还是个贪官；假设最初拿的是笔，那么他将来一定是个读书人，该穷一辈子；要是他拨动着算盘，证明他是个商人，将来一定会发大财，这就男的方面而说；假使生女孩呢？那么笔就取消了，代替着的是一束红红绿绿的丝线，算盘也不见了，另换上了一条尺；用不着说明，一看就明白，女孩子是只配做针线，不能读书，也不能当商人的。

　　当着许多来宾的面前，举行这个“抓周”典礼，是相当热闹的；一切人的视线，都集中在这个穿了新衣裳的孩子手上；如果他一动手便抓到钱，就大家鼓起掌来，虽然孩子能不能长大，或者长大了，即使真能赚钱，而这钱是不是能否送给今天在座的每个人，这都是问题；但钱究竟是谁都爱的，所以不知不觉地大家都鼓起掌来。

　　母亲曾经告诉我一个关于我“抓周”的故事：

　　那年的秋天，恰巧父亲在家，他主张男女应该平等，一样地受教育，他不许母亲把笔拿走，要试验我将来最爱的是甚么。据一般人的心理推测，以为孩子最喜欢的是花，其次是蛋，或者是钱；可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我一伸手就紧紧地抓住了那支笔杆，妈妈想从我手里将笔拿下来，试探我第二件东西拿甚么，我却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什么也不要，只死死地抓住那管笔不放，看的人都惊讶起来，只有父亲高兴得连眼泪都流出来了。

　　“她是我的好孩子，什么都不要，只爱写字读书。”

　　父亲得意地说着。

　　“女人读书有什么用处？即使科举恢复，也没有女状元可中了。”

　　母亲很不高兴地回答父亲，幸而有许多客人在那里，洪大的笑声，隔断了父亲的听觉，假使只是他们两个人，又会大吵一架的。

　　记得当我八九岁的时候，母亲逼着我绣花，说我假如不多绣些花，将来出嫁的时候，什么嫁妆也不给我，当时我很生气地回答她：

　　“什么嫁妆都不要，我只要父亲的书。”

　　说起父亲的书来，实在是相当惊人的，不但几座大房子里的楼上堆满了书架，连箱子里，衣柜里，床底下，楼梯下面，无一处不是书。因为年代太久，书柜被老鼠咬了许多洞，书更被它们咬得只剩三分之二了，更多的是那些黑色的，白色的小蛀虫，躲在书页里从出生到死亡，养育儿孙一代又一代，父亲非常痛恨它们，每年到了阴历六月六日，把所有的书搬出来大晒一次，乡间的迷信，说这天晒了的东西是不会生虫的，其实满不是这么一回事，蛀虫仍然是年年有，根本无法消灭它们。

　　因为爱读书的缘故，从小学时候起，就喜欢买书。记得在长沙稻田师范读书的时候，即使在图书馆看过的书，那些好的，我也要每种买一本来锁在箱子里；因为我还想看第二遍，更喜欢在上面写些小注解，或者加上些圈圈点点。二哥从山西寄给我的零用钱，或者三哥给我的稿费，我都用在买书上面。慢慢地我的书越来越多了，于是买了几个篦箱子来盛它，每年寒暑假回家的时候，我就雇了挑夫一担一担地挑回家，明知花了钱会挨母亲的骂；然而父亲是高兴我这样做的。

　　后来进了女师大，更加高兴买书，尽管穷的没有饭吃，没有衣穿，书是不能不买的。这里有一个笑话，我曾经在“女兵十年”里写过的，因为缴不起饭钱，厨子想把我的箱子搬去做抵押，没想到打开一看，里面尽是书，他很失望地丢下不搬了。其实他那里知道这才是无价之宝，若是他搬去了我的书箱，我准借了钱来赎的。

　　二十余年来，为了我的流动性太大，到处飘泊，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家。所以我的书不能聚集在一起，什么地方都有一点。最使我伤心的，是在日本买的书，在我被捕的那次，全部被警察署没收了。哥德，普希金，托尔斯泰，莎士比亚，易卜生，屠格涅夫……这些名作家的全集我都买了；但那些可恨的，横蛮不讲理的家伙，连同我的日记，著作，相片，书信统统没收，不肯发还，这仇恨，我是至死不能忘记的。

　　其次，长沙大火的那年，把我寄存在刘子程先生家里的书籍，全部化为灰烬了！后来连子程先生也不幸永别了人间，使我每一忆及，便有无限的伤心！

　　和书同时殉难的，还有满玻璃柜的小玩艺儿，三嫂替我带了两件回家，后来又从遥远的临武取来托人带给我，现在还摆在我的桌上：一件是有一对小鹅的墨水瓶，一件是一个日本负薪读书的经济学者二宫金次郎的小锡像。小玩艺儿也是我心爱的东西；不过拿书比起来，我自然要痛爱书，而宁可牺牲小玩艺儿了。

　　长沙大火，许多人感到痛心，他们是痛惜房屋被毁，损失财产太多，而我觉得房子烧了，只要有钱，可以再建；只有书被焚了，那怕你有再多的钱，也无法买回来，因为许多早已绝了版，在我看来，烧了书比烧了房子还要严重万倍。

　　抗战以后，我又买了不少的书，存在重庆一个教会里面，还有我那口装子弹的箱子里，（这是一位在战地认识的朋友送给我的）盛着许多战利品；后来日本军阀的炸弹，又把我的全部财产炸个精光，他们好容易在泥土里替我挖出来了四只炸破了的花洋磁菜盘，那时我正在西安，范定九先生还特地托人替我带去，我把破了的地方叫锡匠修理好，每逢朋友来家吃饭的时候，便要叙述一遍关于这四个盘子的遭遇；同时还要提到那些被炸毁的书，好像得到朋友们几声同情的叹息，我的心里就很舒服似的。

　　经过这几次的灾难，我对于藏书的热情，渐渐地冷淡下去。三十二年的春天，我回到故乡替先父母扫墓，临别的晚上，我爬上楼，看到还有几箱新文艺和抗战的书籍，我高兴极了；更宝贵的是那些日记和友人的书信，相片等等都好好地保存在那里，一点也没有散失。

　　我把相片带去成都，日记和书信，书籍，仍然锁在楼上。没想到第二年，敌寇侵入新化，离我家只有七八里了，嫂嫂他们害怕因为我那些抗战书而惹出什么大乱子来，索性打开箱子把我的书全部烧毁，和那面“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团旗，她们也用剪刀把字剪掉，仅仅保存了几块红布条。当我从三嫂手里接到这些碎布的时候，真使我难过得流下泪来。

　　十多年来，我们由西安而成都，而汉口，而北平，而台湾，为了交通困难，什么也不能带，笨重的书，自然更在被抛弃之列；几乎成了一定的现象，每次当我换一个地方时，总有一大批书和杂志送给朋友，他们得着了这份礼物的，自然很高兴，而我的心里每次都要感到酸痛的。来到台湾，跑到朋友家里去，看到他们藏了许多书，我又羡慕又嫉妒；同时想起了自己的书来，又觉得非常痛心！尽管在这样物价高涨的今天，我仍然忘不了买书，我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把我失去的书全部买回来，只可惜那些绝了版的就永远无法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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