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毛诗复古录》(2)|王统照

评《毛诗复古录》(2)

　　据艺文志所说，现在望文生义想来，大概当时治诗经的是以申公、辕固、韩生三家为指归，而尤以鲁申公的诗说为最可靠。可见毛公的诗派，在那时并不甚著名；且不甚为一般经生所信任。辕固在代表一个时代文学的源流志中，仅仅提到“又有毛公之学”，视作附带之笔，其在汉时不甚为人注重，概可想见。何以知道当时治诗者多，以鲁申公为指归？按史记儒林传曰：

　　据墨子说：“传曰：‘诗人感而有思；思而积；积而满；满而作言；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咏歌之。’”愚按以此意用三百篇的与离骚及汉魏人作目见。这几句话确有见地，于此又可证出吴氏解北风一篇的妄谬处。自来解此诗的，或谓为“言此风雨雪，以比国家厄乱将至，而气象愁惨。”或谓为：“塞凉之风，病害万物，此喻君政教酷暴，使民散乱。”这些解释，已经是支离其说；而吴氏则谓为“术宣荒废不振，居邶者摄赤狄之强，皆相携以去，作为此歌。”云云。在卫时那个国势，固有如此现象，然亦未必尽然。而诗中“莫赤匪狐，莫黑非鸟”二句，自来解者皆迷离说二者皆不祥之物，所见皆此，则国家将有危乱。这等话有据与否，实一问题。据传说即为不祥之鸟，如战国时文种告范蠡的话：“越王为长颈而鸟喙……”云云，也以形状比鸟为不佳。

　　但古来书传，指狐为不祥的，实少其例。吴解本此，未免言之无物。至他解“其虚其邪”一句，则更见附会。本来此二字，为叠韵，即舒徐的意思。尔雅也说“其虚其仪，威仪容止”。吴谓为虚文缓步，也是拘于前人之解，似是而非。总之此诗，至今传为疑案。他们所谓刺上六暴乱，及避北狄远徙的话，虽是卫国的内政外乱，有如此的情况，然必证实此诗即为指此二者，也没有什么确切的根据，我总疑惑是一种恋歌，而吴氏的解释，敢断为妄。

　　戴东原则论：“……周家历世有贤妃之助，故周南首关雎，召南首鹊巢，所以正内德，慎婚姻之际。……”

　　我们要知道汉时所出的伪书最多，如今所流行的经书、子书等，秦以前的古籍，若详加考证起来，大部分是不真实与曾经改窜添减过的。从来治旧学的经生，对此问题，下的答案最多，独于诗经比较上还少有疑惑之点。毛公的诗说，据艺文志上说是出自子夏，所以现在通行本的《诗经》上的大序为卜商所作，而诗谱曰：“齐人关雎释文，引沈重云：‘按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足，毛公足成’”我以为此实过于附会。孔门弟子必学诗，这是他们一定的功课。如：“不学诗，无以言”；如“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都是孔氏的学派的治学与实践上的一种功课。但《诗经》上的大序，却绝不是子夏所作。如今看来，不但文字不似，而且也少有证据。不过当时以一二人的传记，数千年来遂以子夏作的诗序为铁案不移。徐整诗谱畅，今亦不传。释文叙录引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大毛公为故训传于其家，以授赵人小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以不在汉朝，故未列学官。”这段文字极奇怪。

　　徐整作的诗谱畅，今早已无可考。他竟能述明子夏与大毛公受授的源流，如此熟悉，不知依据何书考得？况且薛仓子，帛妙子在古书中，愧我疏漏，不知这两位先生大名的出处。所以敢断定，是不足凭信的。毛诗周南正义书：“郑谱谓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则毛公的出处非一，传闻异词，已可见了。而汉书儒林传文说：“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如此则毛公几乎成了三个人。至于大毛公，小毛公，见于汉时书籍者比比无真名，则尤为迷离惝恍。况且汉书的体裁，与在汉武帝以前的纪事，几乎全仿自《史记》。何以《史记》上会没见过毛公二字的名字？独有申公，辕固……诸人。总之毛公其人，不必有不必没有，其所传的毛诗，不可尽信亦不可全不信。至于传自子夏一说，尤属毫无证实。即朱熹后来亦为此说所骗。我们如今去叙论，只要考查用毛诗的著作的时代，及其解诗的利弊正误处，正不必斤斤去计较其人了。

　　我们既知毛诗已不可尽信，则后人附会毛诗，妄加注解引证者，其为纰缪，必不能免。不过果使是仅属小谬，还不至遗误他人，而以谬传谬，遂至其用力甚勤，而误点甚多的，我们不厚评昔人；然而也不能不指数出他的大谬的特点来。我相信这是我们在今日批评旧书与加以整理之功的最合适的方法。

　　总之此诗据我们现在的眼光参以古事的考证看去，则此诗明明为文王求妃之作，必可无疑。而昔也以迂拘之说，转相牵说，至可发笑。如崔铣云“太姒未至，文王不应先畜妾媵，谁与探其寤寐间事而形容之？”又有人谓：“意必文王续娶于莘，而得大姒有不妒之德，故周世歌颂之。”此等解说，愈趋愈歧。此诗之为文王自己所作；或为文王宫人所作；或为后来的民间所歌诵者，我以为已难断定。而他们过于信古，以为周文王也如同后来讲究理学的老先生，如见女子勃然变色的程明道，如目中有妓，心中无妓的陈卧子，又以为周时也如后代的礼法一样，遂至说太姒未至，文王不应先畜妾媵等话。其眼光短浅，令人可嗤。又谓：“而得太姒不妒之德，”其实大姒妒否，与此诗何曾有一丝毫的关系。即为文王所作，或宫人所作，亦无非叙明文王当初求婚的热切，与结婚后的友爱。何至穿凿到好多不相干的事上去呢。我们须知论及三千年以上的社会，及其礼法，阶级，制度等，万不可理想到怎样的威严，怎样的有一定的准绳，如从前一般鄙陋儒者，每天所理想的文武成康之世的了不得。

　　其实我想那时，还是由图腾时代留下的部落的遗制。所谓王，与诸侯，还不过是变相的酋长，何至如后人所揣想的那时，便如天堂乐园的不可及。然照历史上的考察说，中国那时的文化，已经在初期大发展的时代，而周家当时，确为一个最有教育的族部。所以其在当时的势力，可以左右殷室。文王固不必是天生之圣，然其智识与品性，总可以代表姬姓族部的教育。所以孔丘也曾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话。文王求婚这段公案，在那时的阶级制度，必不如后来的严厉，所以文王见了淑女，即可求婚。至其中辗转反侧，寤寐思服的话，是见出恋爱的心切。是文王自己作的也罢；宫人作的也罢，这等景况，也是必然有的。所以从种种方面，可断定关雎为周文王的结婚及求婚诗。而吴氏的毛诗复古录上，却独出奇说是：

　　尤为可笑的，是他解静女一篇。据他的总解上说：

　　大概用总括的批评说起来：吴氏的注解，对于音韵及地理上的考证，尚有十之六七的可凭信。而其最大的误点，即在意理上的误解。（说见下）吴氏是中了“信而好古”的一句话的毒，他这部书虽是以毛本为根据，但他还以为毛诗原本，复古的不信，所以更证之《左传》，证之礼，乐，以明三百篇的范经，全是按定鉤绳，由礼，乐中作出的。即此一大误点，已经将全书的价值失掉。虽是用力甚动，其结果不过落得一个树新领奇，曲文强解的八个字。然而这等误点的根源，完全归罪于吴氏也，未免太冤枉了。因为孔丘有一句“诗三百篇思无邪。”其后礼致曰严，关于个人抒情的作品，皆力加粉饰。所以经过若干人的强解，遂将一部代表一个大时代的文学书，处处看作教训，与征求典章，考核礼乐的蓝本。

　　据吴懋清的自序上，明明说“懋清晚年，酷爱毛诗，……及闻小序可去，大序不可去，岂汉唐诸儒，绝无发见，仍株守前说乎？若国风之斥为淫奔，圣人何苦存此，以示后人？近得（原稿不清——编者注）阮文达所刻皇清经解闻见渐夷”……这明明是叙述他自己治毛诗的得力处，由于见过皇清经解。在当时皇清经解这部大书，自是不容易得到的。且以流传的鲜少，其中搜集的书本，有许多为陋乡穷儒布所难得的。我们看在皇清经解中，毛诗正义序上说：

　　可知这本书虽成在乾嘉时代，而以僻邑穷士的缘故，过了一百多年方得镂板印行，可见文字的幸与不幸。使作者也与当时的浙江学者互相标榜，拔引，则此书以其宗旨所归，必久已著名于世了。

　　取此一条，与以下所引的一条，可以见出他对于以“礼”证时，为最富有趣味。其次则以变证诗，如其书中云：

　　又苏州黄云鹄为他作的碣铭上也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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