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毛诗复古录》|王统照

评《毛诗复古录》(1)

　　毛诗之为伪书与否，从前已经是个聚讼纷纭的问题。所以有些人以为《诗经》在秦火之后，经汉儒的窜改，添损，其本来面目，已失却不少。现在我们若详加考证起来，万不可依赖流行的本子去牵强附会的加以解释，这是无庸说的。自来治《诗经》者，大抵皆以毛诗为蓝本，不过据汉书艺文志上说：

　　“……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而齐辕固，燕韩生者，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兴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马瑞辰亦谓：“……正谓诗所称淑女为后，非谓后妃求贤也。”

　　这是吴懋清说诗的最大要义。大抵他作这部书，确乎是在《左传》及礼书上用过工夫。他的全书的重要关键，就是一个“礼”字。如例言中谓：

　　这些话固然不无夸大之辞，但那时为人传的夸诞，必不如现在之甚。大抵吴懋清确是个笃行力学的汉学派的士人。在那时也正是讲学风气下的人。其人品学行，不能不使我们相当的佩服其精神。据其子孙宣崇说：

　　还有一层，足征吴氏熟于旧礼。他的凭生著作，共百一十有四卷，连诗，赋杂文在内。而仪礼测占了八卷；大戴礼记测占去了十三卷；朱文公仪礼通解弗一卷，外此即诗经解五卷；诗经测九卷；毛诗订本七卷；毛诗复古录六卷。这几种合算起来，已经知其著作三分之一还多了。其实再据其长孙的注言，（见上）则诗经解诗经测，及毛诗订本，等到后来将此三种，删除冗说，精摘古义，已是汇成这部复古录了。可见吴氏平生的工力，全用在诗，礼的上面。再加以拘守古人之言，不加思索，遂致处处以“礼”释诗，力求古之是复，遂铸成此大错了。

　　诗经内比兴的意思，自然很多。即如此篇中所谓“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未尝不是以“左右”，比喻“匹配”之意，观于三句下文，多接窕窈淑女等句可知。而吴氏则以流字作相导采用解，以芼字作择其菜以作铏羹解。这也是原本孔疏说：“正义曰：释言云芼。搴也，孙炎曰：‘皆择菜也。’……芼训为拔，而此云芼之故，知拔菜而择之也。”即如此义，以芼为择，焉知不是藉芼字来兴起选择配偶之意？而吴氏因循古训，又力求返古，遂致愈讲愈不通了。尤有大误的地方，而雅既以芼为搴，搴即拔取的意思，当然是动词。而吴氏又以芼，为芼羹之（原稿不清——编者注），则动词反成名词，与上文采之，流之，都不相符合。虽说古人作诗，不能如后来那样讲究修词，但也万万不至在此处用上三个名词。因为无论如何，那是不能讲的，不能说的话。

　　由这几条的文义看来，可知申公是汉时治诗的第一人；而且为许多人所景仰佩服。至于辕固，韩生的佳说，亦曾屡见之于汉时著作的文章里，又有专书，依我想，这三位先生的名字，在当时必高出于毛公之上。

　　汉时所窜改添减的春秋战国时的著作，大概刘歆父子，当负责不少。他们父子作汉时的太常博士，校书天禄阁，所有那时发现的古书，其考订与参阅的责任，全归其担任。况刘歆逢迎王莽，其人格亦甚卑鄙。所以经他一后改订之书，多少总有损于本来面目。或者当时亦曾有毛公其人，至其书之得流传于世，不止是刘歆的功力；恐怕他还自己添加了许多。平心论去毛诗，在后来自有其些微的价值，不过古人的著作，惟恐怕用自己的名字，所以必多方掩饰，借重他人。刘歆也许是因此心理，所以有毛诗出现。至其年代，依我臆断，当然是在三家诗说发布之后。

　　汉书楚元王传曰：

　　毛诗既已不尽对，而又有毛诗的复古的著作，望文生义，已可令人疑惑。况且愈说复古，则曲文强解，愈将真义晦塞，这真是劳而无功的事。

　　毛诗复古录这部书，想来还没有好多人见过，因为作者虽生于清乾嘉时代，——正是清汉学的初盛时代，而因他不是显宦，又不是声名喧传的老先生，所以也没有当时那些经学家的大名。但据他的传看来，自然也是个躬行笃践孳孳用力的朴学者。我所见的版本，是光绪甲午年的刻本，据仁和徐琪的序上说：

　　毛诗不尽可凭，但后来研究《诗经》的，除了根据毛诗本还可多掠取一点，更不能自己用力。所以郑玄便作毛诗笺，毛诗谱，直到以后研究《诗经》的经学家，多半逃不出毛郑的范围。但尽信书不如无书，孟轲已经明白示告我们以读书与批评的方法。而中国以前的读书人，只知规规于字句训诂之内，再不会撷得书中的真精神所在，遂致“扣槃扪烛”愈出愈奇；而愈不得其正解，则不能说古人的著作误人，反是后人不善读解误了古书了。

　　此说即误于毛诗上“后妃之德也”一句，以后转解为后，因后而连及文王的后妃姒氏。其牵强附会，至为无理。果使毛诗以此诗为称美后妃之德，何不直写美太姒之德？而如此转折，说到前妃后妃呢？当时诸侯多妻，已成惯例，即太姒能求宗女之知礼者，亦何足怪。况说宫中因此见太姒之贤，歌以美之，则称其求宗女的美德，也足够了，何必用“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这样恋爱的热切之语？他又用尔雅的训诂，将君子好逑，引作仇解。以“尔雅仇训匹，训偶，淑女为后妃之匹，犹武夫为公侯之偶，则不得以夫妻之说解之。”又将君子，解为：“宫中称太姒为女君子，谓女不有君子之行。”这些话，极易不攻自破。在那时虽说名称不以男女而异如男子也可称美人，佳人，则君子以称女，固无不可。但宫中称太姒为女君子。却真是臆想之说，毫无根据。吴氏于此不过竭力为文王开说，意谓文王不应有此自己求婚之举，上面既如此说解，下面两节，遂至有：“琴瑟友之，歌用琴瑟，喜宗女摄以威仪，以琴友顺之。……钟鼓乐之，用钟鼓，喜宗女助已，以钟鼓爱乐之。”

　　他将全诗的无论哪一句，全牵引到太姒所求的宗女身上，将文王求婚的话，力为开脱，这等无根的武断话，至足令人惊怪！此误点之来源，也自有根据，是误于孔疏。考孔颖达疏关雎石妃之德也一句，谓为“曲礼曰：‘天子之妃曰后，’注曰后之言后也。执理内事，在夫之后也。释诂云：‘妃，匹也，’言妃匹于夫也。天子之妻，唯称后耳。妃则上下通名，故以妃配后而言之。德者得也，自得于身，人行之总名。此为之后妃性行和谐，贞专化下，寤寐求贤，供奉职事，是后妃之德也。……”孔疏最不足取信于人，而吴氏因后之言后也一句，乃更衍为他自己的强解。即孔氏之言妃，为上下通名，我就很奇在春秋时著作的书内，极难找到妃字。且孔疏多模糊影响的引证，而吴氏有一“礼”字在胸，力避男女的爱情，不使之入于风雅颂内。所以才有女君子以琴瑟钟鼓，化悦宗女的话。此与刘向解此诗为周康王夫人晏而出朝，关雎起兴，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同一是力求新奇，反致大悖原义的谬见，不过在关雎全诗内“君子好逑”句，此逑字应作何解，也是个小小的问题。就是逑字应该作名物字解？或动字解？只此一点分别。我想逑字，确为一名物字。尔雅训匹，原为不误。“窕窈淑女，君子好逑，”原为两个对待的句子，意以为佳美女子，正可为君子的良匹，后人又何必多生歧义呢。

　　此等议论，不免牵强。诗经上的诗，不必皆可合于乐歌，况且仅笙歌三终，笙歌三终古音律相合，殊不足见鹿鸣南陔诸诗亦必如此。诚然诗可入乐，在古时是这样的。考墨子上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史记》上也说：“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而大戴礼曰：“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云云，但我想孔子删诗，不独是要订采那些已经在庙堂之上定为东章的诗歌，其私家纪载，民间流行的民歌，Folk song 也必同时采入。那末，则以诗的本质言，无不可歌，因为都是发自心声，为言志志永当的，但独不是皆已列入乐章，谱成宫谱的。而吴之以来解诗，言凡诗必合于一定的乐谱，则殊为武断。

　　此书的作者吴懋清，字澄观，是广东高州吴川人。据陈乔森为他用的家传上说：

　　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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