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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铁木前传》的通信


  阎纲同志:

  昨天收到《鸭绿江》评论组转来的你写给我的关于《铁木前传》的信。说是等我的复信写好了,一同在刊物上发表。

  这当然是叫我作文章。但是,我首先问候你的病体,祝你早日康复!

  近两三年来,在我写的短小文章里,谈到我自己的地方太多了。我自己已觉得可笑,这样急迫地表现自我,是一种行将就木的征象吧!

  其实,作家表现自己,这是不足为奇的,贤者也不免的。

  真诚的作者,并不讳言这一点。而作品之能具有一些生命力,恐怕还离不开这一点。

  你以为小说里就没有作家自己吗?那是古今中外,都无例外,有。

  《铁木前传》里,也有我自己,以下详谈。这几年我谈了自己的不少作品,但就是没有谈这本书,在写给一个地方的自传里,我几乎把这本书遗漏了。因为,这本书对我说来,似乎是不祥之物,其详情,请你参看拙著《耕堂书衣文录》此书条下。

  初看到你的来信,我还是无意及此。但是我很为你的热心和盛情所感动。今天早晨起来,才有了一些想法。

  这本书,从表面看,是我一九五三年下乡的产物。其实不然,它是我有关童年的回忆,也是我当时思想感情的体现。

  我下乡的地方,村庄叫作长仕。这个村庄属安国县,距离我的家乡有五十里路。这个村庄有一座有名的庙宇,在旧社会香火很盛。在我童年时,我的母亲,还有其他信佛的妇女,每逢这个庙会,头一天晚上,煮好一包鸡蛋,徒步走到那里,在寺院听一整夜佛号,她们也跟着念。

  但我一直没有到过这个村庄。这次我选择了这个村庄,其实不只没有了庙会,寺院也拆除了,尼姑们早已相继还俗;其中最漂亮最年轻的一个,成了村支部书记的媳妇。

  在这个村庄,我住了半年之久,写了几篇散文,那你是可以在《白洋淀纪事》中找到的。

  其中有两篇,和《铁木前传》有关。但是,我应该声明,小说里所写的,绝不是真人真事,所以无论褒贬,都希望那里的老乡们,不要认真见怪。

  创作是作家体验过的生活的综合再现。即使一个短篇,也很难说就是写的一时一地。这里面也不会有个人的恩怨的,它是通过创作,表现了对作为社会现象的人与事的爱憎。

  读者可以看到,《铁木前传》所写的,绝不局限在这个村庄。许多人物,许多场景,是在我的家乡那里。在这个村庄,我也没有遇到木匠和铁匠,当我来到这个村庄之前,我还在安国城北的一个村庄住过一个时期,在那里,我住在一位木匠家里。

  我的写作习惯,写作之前,常常是只有一个朦胧的念头。

  这个念头,可能是人物,也可能是故事,有时也可能是思想。

  写短篇是如此,写长篇也是如此。事先是没有什么计划和安排的。

  《铁木前传》的写作也是如此。它的起因,好像是由于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是我进城以后产生的,过去是从来没有的。这就是:进城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很为这种变化所苦恼。

  确实是这样,因为这种思想,使我想到了朋友,因为朋友,使我想到了铁匠和木匠,因为二匠使我回忆了童年,这就是《铁木前传》的开始。

  阎纲同志:在我这里,确实没有“情节结构的特点,以及这种形式独特奥妙之处”。你把这本小书估价太高。

  需要申述的是,所谓朦胧的念头,就是创作的萌芽状态,它必须一步步成长、成熟,也像黎明,它必然逐步走到天亮。

  小说进一步明确了主题,它要接触并着重表现的,是当前的合作化运动。

  一种思想,特别是经过亲身体验,有内心感受的思想,可以引起创作的冲动。但是必须有丰富的现实生活,作为它的血肉。

  如果这种思想只是抽象的概念,没有足够的生活基础,只能放弃这个思想。为了表达这种思想,我选择了我最熟悉的生活,选择了最了解的人物,并赋予全部感情。如此,在故事发展中,它具备了真实的场景和真诚的激情。

  我国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传统,是非常丰富,非常值得学习、值得珍贵的。这个传统的特点之一,就是真诚,就是文格与人格的统一和相互提高。

  投机取巧,虚伪造作,是现实主义之大敌。不幸的是,这样的作品,常常能以其哗众取宠之卑态,轰动一时。但文学艺术的规律无情,其结果,当然是昙花一现。

  我们目前应该特别强调真正的现实主义,至于技法云云,是其次的。批评家们应该着重分析作品的现实意义及其力量,教给初学者为文之法的同时,教给他们为文之道。

  所答恐非所问。

  祝 好

  孙犁
  1979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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