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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山地回忆》,发表在上海的《小说》杂志上。最近,有的地方编辑丛刊,收进了它。在校正文字时,我想起一些过去的事。

  自己的生平,本来没有什么值得郑重回忆的事迹。但在“四人帮”当路的那些年月,常常苦于一种梦境:或与敌人遭遇,或与恶人相值。或在山路上奔跑,或在地道中委蛇。或沾溷厕,或陷泥泞。有时漂于无边苦海,有时坠于万丈深渊。

  呼叫醒来,长舒一口气想道:我走过的路上,竟有这么多的险恶,直到晚年,还残存在印象意识之中吗?

  是,有的。近的且不去谈它。一九四四年春季,经历了敌人三个月的残酷扫荡,我刚刚从繁峙的高山上下来,就和华北联大高中班六、七位同事,几十个同学,结队出发,到革命圣地延安去。这是一支很小的队伍,由总支书记吕梁同志带队。吕梁同志,从到延安分手后,我就一直没见到过他。

  他是一位善于做政治工作,非常负责,细心周到,沉默寡言的值得怀念的同志。

  我们从阜平出发,不久进入山西境内。大概是到了忻县一带吧,接近敌人据点。一天中午,我们到了一个村庄,在村里看不到什么老百姓。我们进入一家宅院,把背包放在屋里,就按照命令赶快做饭。饭是很简单的,东锅焖小米饭,西锅煮菜汤。人们把饭吃完,然后围在西锅那里,洗自己的饭碗。

  我有个难改的毛病,什么事都不愿往上挤,总是靠后站。

  等人们利用洗锅的那点水,把碗洗好,都到院里休息去了,我才上去洗。锅里的水已经很少,也很脏了,我弯着腰低着头,忽然“嗡”的一声,锅飞了起来,屋里烟尘弥漫,院子里的人都惊了。

  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拿着小洋瓷碗,木然地走到院里,同学们都围了上来。据事后他们告诉我,当时我的形象可怕极了。一脸血污,额上翻着两寸来长的一片肉。

  当我自己用手一抹,那些可怕的东西,竟是污水和一片菜叶的时候,我不得不到村外的小河里去把脸洗一下。

  在洗脸的时候,我和一个在下游洗菜的妇女争吵了起来。

  我刚刚受了惊,并断定这是村里有坏人,预先在灶下埋藏了一枚手榴弹,也可以说是一枚土制的定时炸弹。如果不是山西的锅铸得坚固,灶口垒得严实,则我一定早已魂飞天外了。

  我非常气愤,和她吵了几句,悻悻然回到队上,马上就出发了。

  村南是一条大河。我对这条河的印象很深,但忘记问它的名字。是一条东西方向的河,有二十米宽,水平的像镜子一般,晴空的太阳照在它的身上,简直看不见有什么涟漪。队长催促,我们急迫地渡过河流。水齐着我的胸部,平静、滑腻,有些暖意,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水的温柔和魅力。

  远处不断传来枪声。过河以后,我们来不及整理鞋袜,就要爬上一座非常陡峭的,据说有四十里的高山。一个姓梅的女同学,还在河边洗涮鞋里的沙子,我招呼了她,并把口袋里的冷玉米面窝窝头,分给她一些,作为赶爬这样高山的物质准备。天黑,我们爬到了山顶,风大、寒冷不能停留,又遇到暴雨,第二天天亮,我们才算下了山,进入村庄休息。

  睡醒以后,同事们才有了精力拿我昨天遇到的惊险场面,作为笑料,并庆幸我的命大。

  我现在想:如果,在那种情况下,把我炸死,当然说不上是冲锋陷阵的壮烈牺牲,只能说是在战争环境中的不幸死亡。在那些年月,这种死亡,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接近寿终正寝的正常死亡。同事们会把我埋葬在路旁、山脚、河边,也无须插上什么标志。确实,有不少走在我身边的同志,是那样倒下去了。有时是因为战争,有时仅仅是因为疾病、饥寒,药物和衣食的缺乏。每个战士都负有神圣的职责,生者和死者,都不把这种死亡作为不幸,留下遗憾。

  现在,我主要回忆的不是这些,是关于那篇小说《山地回忆》。小说里那个女孩子,绝不是这次遇到的这个妇女。这个妇女很刁泼,并不可爱。我也不想去写她。我想写的,只是那些我认为可爱的人,而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间,占大多数。她们在我的记忆里是数不清的。洗脸洗菜的纠纷,不过是引起这段美好的回忆的楔子而已。

  “四人帮”派的文艺观是:不许人们写真人真事,而又好在一部作品中间,去作无中生有的索引,去影射。这是一种对生活、对文艺都非常有害的作法。

  在一篇作品,他们认为是“红”的时候,他们把主角和真人真事联系起来,甚至和作者联系起来。以为作者是英雄,所以他才能写出英雄;作者是美女,所以她才能写出美女。并把故事和当时当地联系起来,拿到一定的地点去对证,荣耀乡里。在一部作品,他们忽然又要批判的时候,就把主角的反动性,和真人真事联系起来,甚至和作者联系起来,拿到他的工作地点或家乡去批判,株连亲友,辱及先人。

  有人说这叫“庸俗社会学”。社会学不社会学我不知道,庸俗是够庸俗的了。

  我虽然主张写人物最好有一个模特儿,但等到人物写出来,他就绝不是一个人的孤单摄影。《山地回忆》里的女孩子,是很多山地女孩子的化身。当然,我在写她们的时候,用的多是彩笔,热情地把她们推向阳光照射之下,春风吹拂之中。

  在那可贵的艰苦岁月里,我和人民建立起来的感情,确是如此。我的职责,就是如实而又高昂浓重地把这种感情渲染出来。

  进城以后,我已经感到:这种人物,这种生活,这种情感,越来越会珍贵了。因此,在写作中间,我不可抑制地表现了对她,对这些人物的深刻的爱。

  1978年9月29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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