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关于小说《蒿儿梁》的通信

关于小说《蒿儿梁》的通信

　　繁峙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你们在八月三十日写给我的一封信，收到了。直到今日才能给你们复信，请原谅。收到这封信后，使我深深地陷入年月久远的回忆中，有很多感想，一时整理不出一个头绪，因此动笔倒迟了。

　　一九四三年秋季，我从《晋察冀日报》（我在那里编副刊）调到了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的高中班去教国文。这次调动，可能是李常青同志提议的，他那时任教育学院的院长。

　　他曾在晋察冀北方分局宣传部负责，我自一九三九年到达边区以后，一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

　　到了高中班以后，本来那里的教员们有一个宿舍大院，但我一向孤僻，我自己在村北边找了一个人家住下。别的记不得了，只记得在屋中间搭了一扇门板，作为床铺，每天清早，到村边小河去洗脸漱口，那时已是晚秋，天气很凉了。当小河结了一层薄冰的时候，开始了反扫荡。所谓反扫荡，就是日寇进攻边区，实行扫荡，我们与之战斗周旋，这种行动，总是在冬季进行。

　　行军之前，我领到一身蓝布棉衣。随即爬山越岭，向繁峙县境转移。我们原住的村庄，属于阜平。

　　不知走了多少天（那时转移，是左转右转，并非直线前行），在深山里的一个小村庄，我们停下来。我的头发很长了，有一个人借了老乡一把剪刀，给我剪了剪。我就发起烧来，脖颈和脊背的上部，起了很多水痘。我主观认为这是因为剪刀不净引起的，当然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引起的，而且很可能就是天花。我有一个学生，名叫王鑫郎，他是全班长得最漂亮的，他在反扫荡中就得了天花，等到反扫荡结束，再见到他时，我简直不认得他了。我因为幼年接引过牛痘，可能发病轻微罢了。

　　当时领队的是傅大琳同志，他是物理教员，曾经是南开大学的助教。他见我病了，就派了一位康医生，一位刘护士，还有一位姓赵的学生，陪我到一个隐蔽而安全的地方去养病。

　　说实在的，在我一生之中，病了以后得到如此隆重的照顾，还是第一次。不过，这也是因时制宜的一种办法。在战争紧急之时，想尽一切办法，把人员分散开来，化整为零，以利行军。

　　我们就到了蒿儿梁。所以说，你们信上说“养伤”，是不对的，应该说是“养病”，因为我并非一个荷枪实弹的战士，并非在与敌人交火时，光荣负伤。有必要说明一下，以正视听。

　　初到蒿儿梁，战争的风声正紧，这个兀立在高山顶上的小村庄，可能还没有驻过队伍。又因为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一是服装不整齐，二是没有武器，三是男女混杂，四是可能还没有地方领导机关的介绍信，在向村干部去要粮食的时候，遇到了不顺利。我听说了以后，亲自到村干部那里去了一次。

　　我那时身上带了一支左轮小手枪。这支小枪，有一个皮套，像女人的软底鞋似的。这是我初到路西时，刘炳彦同志送给我的。我系在腰里，只是充样子，一枪也没有放过。直到一九四四年，我到了延安，邓德滋同志要随军南下，我又送给了他，这是后话。

　　可能是这支小枪起了点作用，我们弄到了一点莜麦面。也可能是我当时因又饥又乏又有病，表现的急躁情绪，起了作用。当然，很快我们就和村干部熟识了，亲密得像一家人了。

　　我们三个男的，就住在郭四同志家的一间小西房里，护士和妇救会主任住在一起。这间屋子，我所以记得是西房，因为每天早晨，阳光射在我身旁的纸窗上，就会给正在病中的我无限安慰和希望。屋子有一方丈大，土炕占去三分之二，锅台又占去余下的三分之二，地下能活动的地方就很有限了。我经常坐在炕上，守着一个山西特有的白泥火盆。火盆里装满莜麦秸火灰，上面一层是白色的，用火筷一拨，下面就是火，像红杏一样的颜色，很能引起人的幻想。我把一个山药蛋按进灰里，山药蛋噗噗地响着，不一会就熟了，吃起来香得很。

　　所谓医生，所谓护士，都是受几个月训练速成的，谈不上什么医术医道。我们只有一把剪刀，一把镊子，一瓶红药水。每天，护士在饭锅里，把剪刀镊子煮煮，把水痘的化脓处清理清理，然后用棉花蘸着红药水，在伤处擦一擦。这种疗法显然不太得当，所以直到现在留下的伤疤，都很大，像一个个的铜钱。

　　我还写过一篇小说叫《看护》，也是记这段生活的。

　　康医生，有二十多岁，人很精明，医术虽然差些，但在经营粮草方面，很有办法，我们在那里，不记得有挨饿的时候。后来他和我一同到了延安，同在一个学校，他还是医生。

　　我记得他为我洗过一次肠，还有一次，我在延河洗澡，伤了脚掌，他替我敷过一次药。现在不知他到哪里去了。

　　关于蒿儿梁的印象，都已经写在文章里，现在回忆不起更多的东西了。但那是小说，不能太认真。其中的人物，自然有当时当地人物的影子，但更多的是我的设想，或者说是我的“创造”。

　　但我听说郭四同志还能记起这件事，我是非常感动的，不只感谢他一家人当时对我们的照料，也为他仍然健在，记忆力很强而高兴。他年纪也很大了吧？请转达我对他一家人的深切的怀念之情。

　　在那样一个寒冷的地方，我安全而舒适地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冬季。我们可以想想，我的家是河北省安平县，如果不是抗日战争的推使，我能有机会到了贵县的蒿儿梁？我是怎样走到那里去的呢？身染重病，发着高烧，穿着一身不称体的薄薄的棉衣，手里拄着一根六道木拐棍，背着一个空荡荡的用旧衣服缝成的所谓书包，书包上挂着一个破白铁饭碗。这种形象，放在今天，简直是叫花子之不如，随便走到哪里，能为人所收容吗？但在那时，蒿儿梁收容了我，郭四一家人用暖房热炕收容了我。而经过漫长的几经变化的岁月，还记得我，这不值得感激吗？

　　这是在艰难的日子里，才能发生的事，才能铸成的感情。

　　我们在那里，住了两三个月，过了阳历年，又过了阴历年，才奉命返校。去的时候，我们好像是走的西道，回来的时候，是从东边一条小道下山，整整走了一天，才到山根下，可以想象蒿儿梁是有多么高。天快黑了，我看到了村庄庙宇，看到了平地，心里一高兴，往前一跑。其实是一条小河，上面结着冰，盖着一层雪，一下滑倒，晕了过去，身后的人，才把我抬进成果庵。这一段生活，我好像也写进了小说。

　　一九四八年冬季，我们集中在胜芳，等候打下天津。我住在临河的一间房子里。夜里没有事，我写了《蒿儿梁》这篇小说，作为我对高山峻岭上的这个小小的村庄，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回忆。

　　是的，时间已经过去四十年了。当时在一起的同志们，各奔一方，消息全无，命运难测。我也很衰老了。人生的变化多大啊，万事又多么出乎意料？能不变的，能不褪色的，就只有战争年代结下的友情，以及关于它的回忆了。

　　现在是夜里三点钟。窗外的风，吹扫着落叶，又在报告着冬天即将到来。蒿儿梁上，已经很冷了吧？

　　祝　他们幸福！

　　孙犁
　　1982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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