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读书记清代文献（一）

清代文献（一）

　　《办理四库全书档案》陈垣钞出，前有民国二十三年王重民所写叙例，国立北平图书馆排印，线装二册。

　　办理四库全书，动议于乾隆三十七年，当时标榜的是“稽古右文，聿资治理”。要求各地“及时采集，汇送京师”，首先购觅书籍的条件是：“历代流传旧书”。

　　紧接着，叫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在“出产梨木之各州县，照发去原开尺寸，检选干整坚致合式堪用”的刊书梨板。

　　但是，圣旨传下去以后，将近一年的工夫，“曾未见一人将书名录奏，饬办殊为延缓”。申饬的口气还缓和，但点了近畿北五省，及“书肆最多之江浙地方”。要他们“恪遵前旨，饬催所属，速行设法访求，无论刊本钞本，一一汇收备采”。

　　第一次传下圣旨，居然没有一人应声，你以为那些督抚州县，竟敢这样玩忽法令吗？自然也不是他们能沉得住气。他们已经手忙脚乱，动起脑子来了。这对各级地方官来说，是一次硬任务，他们自然而然地感到大的压力。在异族统治之下，经历康、雍两朝，一沾文字、书籍上的事，他们是心有余悸的。但他们在这方面，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他们明白，这是扰民的勾当，也休想在这件事上贪赏求功，只求无过好了。

　　先不要走在前头，那没有什么好处。看看别人怎么办，再说。

　　但是管理文化方面的官员，沉不住气，于是安徽学政朱筠，先报了一批书。

　　皇帝指出，也要“无关政要”的近代著作。对他老家奉天，却特别通融，说那里“风俗淳朴，本少著述”，不必再行访购，以致徒滋纷扰。

　　乾隆三十八年，根据朱筠的条奏，拟定了采访遗书的章程，首先校核《永乐大典》，辑录善本。并奉旨“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

　　《永乐大典》藏在皇宫，即使缺失一些，可从一些名人家借补。民间的书，还是上来得寥寥无几，且不过近人经解、论学、诗文私集数种。

　　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奉上谕：“此必督抚等视为具文，地方官亦必奉行故习，所谓上以实求，而下以名应，殊未体朕殷殷咨访之意。”“此必督抚等因遗编著述，非出一人，疑其中或有违背忌讳字面，恐涉于干碍，预存宁略勿滥之见。

　　藏书家因而窥其意指，一切秘而不宣，甚无谓也。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互异，或纪载失实，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人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

　　这一番话，不只有些提倡百家争鸣的气派，而且有点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点了。但紧接着就说，如果你们再不紧办，“将来或别有破露违碍之处，则是其人有意隐匿收存，其取戾转不小矣”。

　　再一次点江浙诸大省的名，说那里著名藏书之家，指不胜屈。并“予以半年之限，……若再似从前之因循搪塞，惟该督抚是问”。

　　命令两江总督，江苏、浙江巡抚，向各书贾客书船，探索各大藏书家书籍流落何方。并称淮扬系东南都会，商人中颇有购觅古书善本者，而马姓家蓄书最富，派盐政李质颖查办。

　　已经接近勒索了。在这种官府追逼威胁下，江南藏书家恐怖起来。四月，鲍士恭愿以家藏书一千九百余种，上充秘府。

　　奉上谕，进到之书，缮写后，发回原书。并命总裁，先编出一部荟要本，放在摛藻堂，供皇帝观览。

　　藏书家害怕，天一阁后人范懋柱等具呈，请“抒诚愿献”。奉上谕，“朕岂肯为之”。

　　七月，奉旨，调取各地学者邵晋涵、周永年、余集、戴震、杨昌霖来京，同司校勘。并封官许愿。

　　八月，嘉奖纪昀、陆锡熊，“二人学问本优，校书亦极勤勉。考订分排，具有条理；而撰述提要，粲然可观。均恩授翰林院侍读。”此为纪昀在这一工作中，崭露头角之始。

　　九月，调任一些过去犯过错误的学者，如翁方纲、刘亨地、徐步云在四库全书处工作，免其处分。

　　十月，责成校对工作。四库全书，每日可得四十余万字，设有分校官三十二员。日后，拟添派复校官十六员。

　　插曲：各地“捐献”书籍，正在热闹。有个山西人，名叫戎英，到四库全书处具呈献纳自己的作品：万年配天策一本及天人平西策一本。遂即成为犯人，原审讯人判他“因事生风，妄希耸听”，拟把他遣发乌噜苏木齐种地。奉旨，“将该犯家内，逐一严查”。这简直是自投罗网了。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奉上谕：“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况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讳存留，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

　　以后办理四库全书的重点，就转移到审查和销毁违碍之书上去了。

　　清代办理四库全书，今日平心论之，有功有过，应该说是功大于过。这一措施，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认真整理，其中包括政治上的清理。它对中国文化，当然是一次严重的创伤，但并不是毁灭，并非存心搞愚民政策。它主要还是要保存、整理、传播文化。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全部横扫。它的整理工作，是经过周密计划，周密组织，投放的人力很大，持续的时间很长，督课甚严，赏罚甚明。它用的人员大都是有真才实学的，当时孚众望的，并由许多大员统领之。对于编辑、审查、校对、印刷、装订，都很考究，积累很多宝贵经验。武英殿袖珍版的活字印刷术，在中外印刷史上，都大放光辉。

　　即就销毁而言，在书籍中究系少数，并有抽毁、全毁之别。此外，销毁的根据，是违碍，是诋毁本朝。这种定罪法，还是有局限的，也可以说是具体的，这方面的书籍，也是有限度的。并非提出海阔天空的口号，随意罗织任何书籍者可比。所用的是行政办法，审阅者为学者，当然他们承天子之意旨，但也是经过反复研究讨论，然后才定去取。并非发动无知无识者，造成疯狂心理，群起堆书而拉杂烧毁之。

　　尝思书籍之危，还不在历史上的焚书禁书，以及水、火、兵、虫之灾。因为书是禁不住焚不完的，可收一时之效，过后被焚被禁的都会再出现。清朝禁书那么多，真正绝灭的很少。最危险的，是像林彪、“四人帮”所为，以“革命”为旗号，利用军事政治威力，迫使群众以无知为荣，与文化为敌。

　　当然这种做法，也只能是收效一时，人民总是需要文化的，能够觉悟的。

　　历史文化，为民族之精英、智慧的源泉。封建统治者，狃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反动学说，错以为人民越愚昧，越好驱使，越能战斗，进而迷信愚民政策，妄图毁灭历史文化，以延长其个人统治。把人民赶进黑暗的闸门，把学者挤到万丈的深渊，如此做法，其结果是毁灭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是毁灭民族的创造力和战斗力。因为文化长期落后，锁国政策破灭，一旦接触外界进步文化，就不能抵御，就迷信崇拜，不能与之较量、战斗。雍、乾两朝大兴文字之狱，快一时之意，其实已使国家元气大伤，统治能力，也迅速走向下坡路，几代以后，即不能存其国家。然在当时，这两位皇帝还被誉为英明之主，这真是天知道了。

　　198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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