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读书记《缘督庐日记钞》

《缘督庐日记钞》

　　《缘督庐日记钞》长洲叶昌炽著，王季烈辑，上海蟫隐庐石印，十六册两函。前有目录，始自同治庚午，终于民国丁巳。

　　叶昌炽是一个学者，他著的《语石》，是研究石刻的体裁很好，很有见解的书，商务印书馆列为国学基本丛书之一。他著的《藏书纪事诗》，搜采藏书逸事典故，甚为完备，诗亦典雅。这个人做学问的态度，是很严肃认真的。他代潘祖荫家编的丛书，校勘精细，惜字体太肥大，这恐怕和他的视力不佳有关。

　　他只是一名翰林，出任过学政，没有做过显要的官。

　　他的日记是摘钞，数量已经可观，但内容也是叫我失望的。他最有兴趣的，是经幢石刻。因此整部日记，几乎有一半篇幅，记的是购买经幢、考订经幢。他是金石家，把范围定得很小，很具体，因此研究成果，也特别精细。他是经幢的专门收藏家、鉴赏家、学者。在这一范围，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种治学方法，是很值得学习的。

　　他也经历了清末民初的政治变革，但所记亦寥寥。如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京，他是目击者，所记一般，无可采择，甚为可惜。

　　这是一位保守派，对革命以后的社会生活，甚为不满。民国后，他还常穿戴翰林的服装，出门去给人家“点主”，遭到群众的围观讥笑，使他颇为难堪。可谓不识时务。

　　颇似一书呆子，然又自负知人之明。长沙叶德辉去与他联宗，遭到他的拒绝。据他说，是看到叶德辉的眼睛里，有一种不祥之光，断定他不得好死。不幸而言中，这倒使人不知他所操何术了。

　　日记抄得很工整，字体遒劲，也可作临池之用日记这一形式，古已有之，然保存至今者寥寥，每种篇幅，亦甚单薄。至晚清，始有大部头日记，最煊赫者为《越缦堂日记》。此记我未购买正本，只有《越缦堂日记补》十三册，及《越缦堂詹詹录》二册。后者为作者之侄所辑录，以事相系者也。

　　我尚有《湘绮楼日记》，为涵芬楼排印本，两函三十二册，印制甚精美。越缦所记，多京居琐事，可见此人生活、性情。

　　但涂抹太多，阅读不便。其内容以读书记为最有价值，自由云龙辑出后，此记遂可覆瓿。湘绮为晚清诗文大作家，并经历过同、光以来国家政治变动，然从他的日记，实难看到重要史实，正像他自谦的，所记多为闾巷之事，饾饤之学，治学亦不及越缦堂之有统系。此外，新印的《林则徐日记》，文字简洁，记事真切，尚有可观。

　　日记，按道理讲，最能保存时代生活真貌，及作者真实情感。然泛览古人日记，实与此道相违。这是因为，人们虽然都知道日记对历史人生，有其特殊功能；但是，人们也都知道，这种文字，以其是直接的实录，亲身的记载，带着个人感情，亦最易招惹是非，成为灾祸根源。古今抄家，最注意者即为日记与书信。记事者一怕触犯朝廷，二怕得罪私人。

　　古人谈日记之戒，甚至说：“无事只记阴晴风雨。”如果是这样，日记只能成为气象记录。

　　可以断定，这些大部头的日记，经过时间考验淘汰，千百年后，也就所剩无几了。目前所以是庞然大物，只因为还是新出笼的缘故。

　　我一生无耐心耐力，没有养成记日记的良好习惯，甚以为憾事。自从读了鲁迅日记以后，对日记发生了兴趣，先后买了不少这方面的书。小本的尚有《郭天锡手书日记》，都穆《使西日记》，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潘祖荫《秦輶日记》，董康《东游日记》，赵君举《三愿堂日记》，汪悔翁《乙丙日记》，《寒云日记》等。最后一种，为袁世凯之二公子袁克文所作，阅后已赠送他人。

　　日记，如只是给自己看，只是作为家乘，当然就不能饱后人的眼福。如果为了发表，视若著作，也就失去了日记的原来意义，减低了它的价值。这实在是这一形式本身的一大矛盾。

　　六十年代初期，我曾向各地古旧书店，函购书籍，索阅书目，购买日记的人很少，所以容易得到。当然，如果细心钩稽，还可以得到一些有用材料。但我只是浏览，所获仅仅如上。

　　198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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