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辩证法的合法主义化|瞿秋白

唯物辩证法的合法主义化

　　（一九三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思想上理论上的武器。马克思主义运用这种武器，不但要去认识世界，并且要去改造世界。可是，“世界”并不像中国的绅商阶级那样抱着不抵抗主义，“它”自然要用一切手段一直到理论上的斗争，来抵抗无产阶级的改造。这所谓世界，就是绅商阶级的世界，中国的地主资本家的世界。帝国主义要照着自己的奴才的模型来改造中国，这是中国绅商所不抵抗的。无产阶级要领导着农民群众来改造中国，这就使中国绅商拼命的抵抗起来了，而且对于帝国主义的不抵抗主义，正是中国绅商对于工农群众的抵抗政策。

　　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反对工农革命的理论斗争的别动队之一，就是新出现的合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是和这种合法的“马列主义”结合了攻守同盟。大概还是一九三一年的一二月间，王礼锡[1]、胡秋原[2]等等就开办《读书杂志》，征求所谓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文章。表面上，《读书杂志》是没有党派的，但是，请看《社会史论战》第一辑上王礼锡做的《序幕》：

　　世界的资本主义正在依照它的模型制造中国，而与资本主义恰恰相反的一个国家，也正在按照它的模型制造中国的革命……制造中国。

　　这里，隐藏着根本上的三民主义的立场。但是，这些“合法主义者”竭力企图掩饰自己的真相，他们的目的，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义，来“证明”中国不需要苏维埃革命和土地革命，中国现实的工农革命斗争都“不合于理论”。因此，他们故意要说：“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各方都是唯物的辩证法做武器”，而自己居然也拿着“唯物辩证法的武器”出场了。

　　很自然的，王礼锡等的这种所谓“唯物辩证法”，实际上是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折衷主义的诡辩法。

　　一

　　《读书杂志》上最近发表了王礼锡的一篇思想方法论（二卷一期），叙述唯物的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一个绝对新的整个的宇宙观，是无产阶级的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王礼锡的叙述是不是正确的说明了这种新的高级的思想方法呢？没有。首先，要说到唯物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相互关系。

　　王礼锡先生先说明形式逻辑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公式的不能够解释“更复杂的问题”。然后，他只说“我们不是要完全打破形式逻辑，而是要限制形式逻辑的绝对功用”。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是，形式逻辑的“相对功用”在什么地方，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相互关系是怎么样的？关于这一点，王礼锡先生是没有了解的。

　　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区别，固然在于辩证法认为“一切都是流动的”，而形式逻辑认为一切都是固定的。形式逻辑的公式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而辩证法说：“也是，也不是”。然而，辩证法并不因此就否认一切现象发展之中的各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之内，“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公式，仍旧保存它的效用的。譬如说，青年小伙子的嘴唇上正在生长着一丛毫毛，渐渐的生出胡须来，没有疑问的，他已经开始有胡子；然而，这还并没有给他自称“胡子伯伯”的权利。嘴唇上有一簇毫毛，这还并不是胡子，虽然它正在变成胡子。流动，发展，变更，是辩证法的根本观点，然而“变更要成为质量上的变更，还必须这个变更达到一定的数量上的限度。”

　　一切都是流动的，一切都在变更。……我们所认为事物的东西，只是各种结合，永久在变更之中，或者快些，或者慢些，可是都在变更。当某种结合仍旧保留着这种结合的状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照着：“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公式去判断它。而当这些结合停止它原有状态的存在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应用矛盾的逻辑，我们应当说……：“也是，也不是；也存在，也不存在。”

　　静是动的一部分，同样，照着形式逻辑的规律的思索（……）是辩证法的思索的一部分。（普列汉诺夫[3]）

　　希腊古代的哲学家克腊替尔[4]（柏拉图[5]的一个学生），他就想比赫腊克利图斯[6]更进一步。赫腊克利图斯说：“我们不能够两次走进同样的一条河”，因为河水是在不断的流动；而克腊替尔说：不但两次不能够，就是一次也不能够，因为正当我们走进那条河的时候，河水也正在流着，河正在变更着，已经成为另外一条河了。这样的说法，就仿佛“转变”根本取消了“存在”。这是滥用辩证法，而不是正确的应用辩证法。黑格尔[7]早就说过这是什么第一次的否定的否定——“Das Etwas ist dieerste Negationder Negation”。这就是说，没有肯定的“否定”！

　　因此，关于辩证法的认识，首先应当注意：一切都在流动和变更，“没有无运动的物质，也没有无物质的运动”，但是，物质的运动和变更，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量上的限度，然后才能够发生质量上的改变。辩证法因此并不取消形式逻辑，而只是包含形式逻辑；而且只有辩证法，才能够驾驭形式逻辑，把形式逻辑的相对的功用正确的运用起来。

　　二

　　对于辩证法的哲学，没有任何固定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辩证法的哲学看得见一切之中的不可避免的崩溃的痕迹，任何东西不能够在它之前维持住的，除非是发生和消灭的不断的过程，无穷无尽的从低级向着高级的上升。……世界并不是什么现成的完结的东西所组成的，而是许多过程的综合，在这些过程之中表面上看来是不变的东西，以及头脑里面思想上反映这些东西的影子，都是一样的——都在不断的变更之中，有的发生着，有的消灭着。[8]（昂格思）

　　但是，这和庸俗的进化论是不同的。辩证法认为自然界和社会之中的发展，是照着数量上的渐进转变到质量上的突变的。“突变要先有不断的变更，而不断的变更不可避免的引导到突变”。这种现象，在自然界之中，在社会之中，到处都可以发见。譬如水渐渐的冷下去，冷到零度就突然的结成冰，或者渐渐的热上去，热到一百度就突然的变成蒸汽。小孩子怀在母亲的胎里渐渐的长大起来，就要从母体的一部分，突然的脱离母体，而变成独立的生物。社会现象之中的突变就是革命。资本主义在封建制度之下发展着，渐渐的生长起来，经过革命而突然的变更社会的性质，从封建制度变成资本主义的制度。同样，社会主义的成分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渐渐的发展着，经过革命突然的推翻资本的统治，而变成社会主义的国家。

　　王礼锡先生似乎了解了这个渐进和突变的原理。王先生批驳胡适之的实验主义[9]的方法论，说他不了解突变，所以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但是王先生自己呢？

　　王先生举出美国的例子说：“矛盾的对立已经尖锐到快要由量到质的突变发生。”他竟没有解释这所谓“矛盾的对立”是“矛盾的，相反的，互相排斥的之间的斗争”。突变是由于运动之中的渐进的斗争发生的。“发展就是斗争”。没有“统一”的内部矛盾的斗争，没有这种斗争的不断发展，就不会有突变。单是矛盾的、静止的对立，是不会有突变的，一切事物和现象之中也不会有静止的对立。王先生也许否认他的“静止的对立”观念。然而他的确把“流动”的原理和“矛盾”的原理分割了开来。当他叙述“流动”的时候，他不说明矛盾的互相斗争是一切“流动”、“运动”的基础。因此，等到他说“矛盾的对立”的时候，这所谓“矛盾”就和向着突变前进的发展脱离了关系。

　　因此，对于辩证法的认识——必须不但认清一切事物的数量上变更必然要引导到质量上的突变，而且要知道变更，流动，发展——总之所谓“自我运动”，正是这个统一的“自我”之中的相反的矛盾的互相斗争。

　　三

　　“认识相反者的相同”，就是承认（发见）自然界（以及精神界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之中的矛盾的（互相排斥的）不相容的相反的倾向。在它们的“自我运动”之中，在它们的自发的发展之中，在活的生活之中，去认识世界上的一切过程的条件是要把它们当做相反者的“统一”来认识。发展是相反者的“斗争”。“……相反者的统一（相合，相同，相持）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相对的。而不相容（互相排斥）的相反者的斗争却是绝对的，像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列宁）

　　实验主义是所谓相对主义——否认绝对的真理。王礼锡（彭述之[10]、李季[11]）等，知道实验主义的反对革命的改良论，或者更进一步，知道它的否认客观主义的经验论，事实上就是变相的怕羞的唯心论。但是，他们都没有认识实验主义的否认绝对的真理。辩证法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决不就是相对主义。“马克思、昂格思的唯物辩证法绝对的包含着相对主义，但是决不就是相对主义。唯物辩证法承认所有我们的知识是相对的，这并不是否认客观的真理，而是说明我们知识的接近客观真理是受着历史条件的限制的”。[12]“对于客观的辩证法，就在相对的之中也还有绝对的。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法，相对的就是相对的，相对的排斥绝对的。”（列宁）。因此，如果不认定发展和运动的绝对性，如果不认定发展是相反者的斗争，那么，势必至于要走到诡辩法方面去。

　　所谓相反者的斗争，就是一个现象之中不能够不包含着相反的倾向，这种矛盾的倾向之间的斗争正是“自我运动”的来源。假使不认识这种斗争，那么空洞的承认突变就是诡辩法。假使只认识一切都是流动的，而不认识流动之中的矛盾的斗争，同时，空洞的提出“矛盾”的概念，而不把“矛盾相斗”认做流动的内容，那更是诡辩法。王礼锡先生的说法正是这个样子。

　　因此，辩证法的基础正在于：一切发展都是矛盾的斗争，而且矛盾的统一不过是相对的现象，只有斗争是绝对的。

　　四

　　辩证法的考察事物，还要考察它们的联系，它们的错综的相互关系，因为只有在事物的各方面的联系之中，才能够看得见这一个或者那一个事物的最完全的实质。世界上没有绝对孤立的现象。一切事物、现象、过程，多多少少总是别一些事物、现象、过程的一部分。所谓“局部的，除非联系到全体的，方才存在。”而“全体的也只存在于局部的之中，也只经过局部的而存在。”这是全体和局部的关系。所以忽视“各方面的联系”固然是违背辩证法，而忽视个别的现象，忽视个别的特点和特性，不会把这种个别现象正确的联系到全体方面去，那也是违背辩证法。

　　所以说：“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必须要“在应用辩证法到某种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的特点的时候，会提出这个问题的各种要点，各种方面，特别着重的放到第一位。”一切笼统的空谈，都是违背辩证法的。唯物辩证法是考察一切宇宙、社会、思想的统一的科学方法，是唯物哲学的认识论；而它的统一，正在于它能够在一切事物、现象、过程的联系之中，在它们的错综的关系之中，在它们的运动、发生和消灭之中，在它们内部矛盾的斗争，从数量上的渐变进到质量上的突变之中，——去发见各个现象的特点，发见各个阶段的特性。请看马克思自己的话：

　　……有些读者会发出这样的问题：要知道经济生活的一般公律是一样的，——不管是应用到现代生活，或者是应用到过去的生活，——公律反正都是一样的？然而，马克思正不承认这一点。对于他，这种一般的公律是没有的。照他的意见，每一个历史时期有自己的公律……可是，等到实际生活过完这一个发展时期，走出了这一个阶段，而进到了别一个阶段，它就已经受另外一种公律的支配了。……作者这样好的叙述了他所认为是我的真正方法……他也就叙述了辩证法的方法。[13]（《资本论》卷一，第二版自序。这里，马克思引的是一八七二年五月号的圣彼得堡的《欧洲消息》杂志。[14]）

　　五

　　最后，辩证法的要求是实践和理论的联系。人的行动是自然界的变动和社会的变动之中的一部分，因为人自己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意识是物质的产物，同样，人是社会的产物。人的意识不能够不是社会的实质的一部分。而且“人的行动影响自然界而改变着自然界，也就改变着人自己的天性。”辩证法反映着客观的自然界和社会的实质：辩证法可以帮助人的行动，使人能够正确的知道现实而能够去解决问题，这就是所谓“必然之中的自由”。所以辩证法不但是认识社会，而且是在改造社会。改造社会的实际行动必须运用全部的辩证法，而不能够把辩证法的各方面——各个要素割裂开来，譬如像王礼锡先生似的：他把突变的发展和矛盾斗争割裂开来，把全体和局部割裂开来，把行动和理论割裂开来。他说：“思想不能离开实践，所以深思不能离开苦学。”原来他所谓行动就只是苦学！他接着说：“应当从自己行动的实践上去苦学”。原来革命的行动不是客观社会现象之中的一部分，而只是苦学的材料！他埋怨一些人的“盲动”，而说一方面要理论，一方面要行动；一方面要深思，一方面要苦学。这是折衷主义的诡辩。

　　辩证法的全部运用，就是：

　　要会在每一个时机，找着铁链条上的特别的一个铁环——要用一切力量抓紧这个铁环，然后才抓得住整个链条的这样一个铁环，——而稳固的准备着，以便进到再往前的一个铁环；而且，在事变的历史的链条上，许多铁环的次序、形式，它们的连接，它们互相之间的区别，都不是那么简单，那么蠢笨，像铁匠打出来的普通链条似的。[15]（列宁）

　　这是必须要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在现实的阶级斗争里面，去运用辩证法到实际行动方面来。王礼锡先生的实际行动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看见《读书杂志》上说：

　　礼锡、晶清[16]此次参加国难会议[17]，最重要的目的是争取言论、组织自由。

　　参加国难会议，这是什么阶级立场呢？这是什么理论和什么行动的联系呢？大概是革命消沉，所以要找立宪主义的理论和……的行动的联系了。

　　六

　　唯物辩证法应用到社会现象方面，这“是社会学之中的科学方法，把社会认为一种活的经常发展着的有机体（而不是什么机械式的拼凑起来的东西，因此可以容忍各种社会元素的随便什么样的结合的），为着研究社会起见，必须要客观的分析那些组成这一个社会形式的生产关系，考察这种社会形式的功能和发展。”[18]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是要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的时候，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里面，然后，假使这是关于一个国家的问题（……），那就要估计具体的特点——使这个国家和别个国家在同一个历史时代之中仍旧是各不相同的那种特点。”[19]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只说明某一个历史过程的必然，而“唯物论者却确实的断定这种社会经济形式，以及它所产生的对抗的关系。……客观主义者只说‘不可克服的历史倾向’；而唯物论者说明那一个阶级——是‘管理’这一个经济秩序的阶级，它在造成别一些阶级的反对行动的某种某种形式。”唯物辩证法不限于指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而又要说明：究竟是那一种社会经济形式给了这个历史发展过程的内容，究竟是那一个阶级决定这个必然。这就是认清“发展是相反者的斗争”这个基本原则。这样，才是真正应用列宁所指出的辩证法的四个规律：第一，从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作用”上去研究；第二，从发展，“自我运动”，变更之中去研究；第三，把人的实践当做真理的范畴，也当做决定人所需要的联系的实际标准；第四，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20]（《列宁文集》旧版第十八卷，上册，五四页。）这里，很清楚的包含着“找着每一个时机”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具体的去解决问题，同时，实际的和人的行动联系起来。总之，唯物辩证法不但要认识一切是变动的，而且要认识变动是从数量上的渐变进到质量上的突变的，不但这样，还要认识变动（发展）的基础是“统一”的内部矛盾，它的“自我”的相反倾向之间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的发展，是在各方面和一切联系之中的；可是，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区域（国家）、每一个时机，这种斗争的发展，都有它的最重要最特殊的具体问题，必须用实践的行动去找着这种特点，然后是用“阶级的力量去决定历史发展的必然”的行动的方针。

　　七

　　王礼锡先生也引了列宁的四个规律；然而他的举例之中，怎样应用辩证法的规律呢？他只“应用”各方面和一切联系的规律来断定中国经济的性质是“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社会”。这里，中国的封建残余突然的没有了，——这个“突变”什么时候发生的，怎样发生的呢？中国现在有没有“农民”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呢？中国的农民和地主的斗争，以及工人和资本家的斗争，这两种性质不同的阶级斗争，怎么样具体的联系着，怎么样工人的斗争领导着农民的斗争？……所有这些问题，王先生都不管的，他只管“资产阶级照着自己的模型改造中国”。但是，他忘记了：资本主义的初期固然资产阶级的发展否定封建的生产关系，然而帝国主义财政资本侵略殖民地的时期，却产生了“新的规律”，财政资本维持着封建关系，照着自己的奴才的模型来改造中国了。他根本不了解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是要由帝国主义的侵略所产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去领导封建剥削的束缚之下的小农群众的阶级斗争，是要这些斗争的发展引导到革命胜利的突变，方才能够改变中国的经济性质，把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变成脱离帝国主义而解放的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中国社会。

　　王礼锡也许以为：一、既然一切都是变动的，那么，中国已经早就从封建残余统治的社会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了；二、既然变动的过程之中是有突变的，那么，中国的资本主义关系的数量上的发展，——不问它的发展程度怎么样，——自然而然的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突变”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了；三、既然“封建社会中孕育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意义仅仅只限于这一点，——资本主义逐渐壮大，终至于脱胎而出，”那么，中国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然也已经脱胎而出的了。至于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怎样结合着商业高利贷资本，怎样受着帝国主义财政资本的支配和维持，怎样阻碍工业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以致于民族工业资本也始终暴露了和帝国主义资本混合生长的趋势，这样，封建地主阶级正是“管理”这个具体的经济社会形式的阶级，资产阶级成为它的附庸，而无产阶级取得对于反抗地主阶级的农民的领导权，而成为决定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必然”的力量。——至于这种中国经济在现在的具体的环境之中的性质，王礼锡先生是不问的。他只说“不可克服的历史倾向”是“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出”。这样，王礼锡先生的“应用”联系的规律也是违背辩证法的诡辩法和折衷主义，他把上面所说的一切具体的实际的问题，阶级斗争的问题撇开，而简单化的讲“联系”：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所以帝国主义侵略之下的中国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又因为中国既然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所以中国是半殖民地；这样两面“联系”（拼凑）起来，就得出一个“中国是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社会”！

　　王礼锡先生喜欢引列宁的话，我也不能够不再引一段列宁的话来做结论：

　　史德鲁威主义[21]不仅是一种俄国的倾向，最近的事变尤其明显的表示出来：这是资产阶级理论家的一种国际的倾向，要想“用软化手段”来杀死马克思主义，用拥抱来挤死它，就是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一切真正科学”的方面，而除出它的仿佛是“鼓动的”，“武断的”，“白朗吉主义”[22]的乌托邦的方面(1)，换句话来说，就是从马克思主义之中采取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所能够接受的一切，一直到为着改良的斗争，一直到阶级斗争（除出无产阶级专政），一直到“一般的”承认社会主义的理想，要用“新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而“只”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活的心灵，“只”抛弃它的革命性。[23]

　　王礼锡先生的“辩证法”，使人更加相信“史德鲁威主义”不仅是俄国的倾向，而且是国际的倾向了。

　　A．T．T．

　　注释

　　[1]王礼锡，见本卷第422页注⑤。

　　[2]胡秋原，见本卷第423页注⑥。

　　[3]普列汉诺夫（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Плеханов，1856—1918），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在政治上日益右倾，后成为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首领之一。著有《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论艺术》（又名《没有地址的信》）等。

　　[4]克腊替尔，今译克拉底鲁（Kratylos，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哲学家。

　　[5]柏拉图（Platon，公元前427—前347），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著有《辩诉篇》、《普罗塔戈拉篇》和《共和国》（即《理想国》）等。

　　[6]赫拉克利图斯，今译赫拉克利特（Herakletos，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著有《论自然》，今存留片断。

　　[7]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主要著作有《哲学全书》、《逻辑学》、《哲学史讲演录》、《历史哲学讲演录》、《美学讲演录》等。

　　[8]今译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9]实验主义，即实用主义，一种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潮，以美国詹姆士·杜威为代表。20年代末，通过他的学生胡适等人在中国传播，在当时知识界有较大的影响。

　　[10]彭述之，见本卷第428页注10。

　　[11]李季，托派，长期从事翻译工作。

　　[12]今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13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3]今译文参见《资本论》《第二版的跋》，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14]《欧洲消息》杂志，今译《欧洲通讯》，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月刊。1866—1908年由斯塔修列维奇在彼得堡编辑出版。

　　[15]今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52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6]礼锡、晶清，即王礼锡、陆晶清。

　　[17]国难会议，见本卷第226页注⑧。

　　[18]今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3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9]今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0]今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1]史德鲁威主义，今译司徒卢威主义，又称合法马克思主义。它的主要代表为司徒卢威（Пётр Беригардович Струве，1870—1944）。司徒卢威主义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竭力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再生产理论，否认客观经济规律的存在。它是19世纪末俄国知识分子中流行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潮。

　　[22]白朗吉主义，以路易·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gui，1805—1881）为代表的一种革命冒险主义思想流派。

　　[23]今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62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白朗吉主义在中国的通行名称是盲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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