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倬章先生的土地问题|瞿秋白

孙倬章先生的土地问题

　　孙倬章先生的土地问题(1)（一九三二年五月三十日）

　　孙倬章先生是中国的“唯一的布尔塞维克”，他说：“真正布尔塞维克的经济学，对于只抓着特殊而抛弃普遍的经济研究法，背于布尔塞维克的经济学，固应坚决的不遗余力的加以反对。而对于只抓着普遍而抛弃特殊的经济研究法，仍背于布尔塞维克的经济学，我们仍应不遗余力的加以反时。”他所谓背于布尔塞维克的这两派是谁呢？原来是“中国现在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分化为两派，此两派的经济理论，分成极端相反的两派。托洛茨基派的取消派根据于普遍的抽象的资本主义的方法，以研究中国的经济……反之，新思潮派[1]，只根据中国特殊的具体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以研究中国的经济……。”这样，中国的布尔塞维克就只剩得孙倬章先生一个人。他左右开弓的反对中国共产党，也反对中国的托洛茨基派。他曾经在《读书杂志》[2]上发表过一篇《中国经济的分析》（《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辑）。最近又在《读书杂志》（第二卷一期）发表他的《中国土地问题》。

　　孙倬章先生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这是没有疑问的事实。但是，他是不是真正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呢！

　　一

　　他的根本立场是：“凡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不独城市的一切经济关系，受资本主义法则的支配，即农村中的一切经济关系，也应受资本主义的支配。我们既已证明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土地问题，当然也要受资本主义法则的支配。”这种立场，显然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他不承认中国还有封建性的地主和“农民”的阶级对抗。因此，他的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自然只是些枝叶问题上的争执。他至多不过是托洛茨基派之中的一种见解，而决不是什么布尔塞维克。

　　他说他已经“证明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他怎么证明的呢？嘿，妙得很！他说：

　　我们农村中见着，差不多每家农人都有雇农，至少十分之九都有雇农，即算农村之中十之九都是资本主义的生产。以他们的生产品来说，不独供给国内市场的不少，而做帝国主义的原料，中国每年输出品的价值十余万万元，农产品还占十之七八。……由这样看来，农村资本主义的生产的数量，比城市工业资本主义生产，还要大几倍，由整个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数量来看，已算是世界上巍然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了！……中国的经济，无论由数量说，或质量说，都是资本主义占优势，无论由工业说或由农业说，也无不是资本主义占优势。然则中国现在，所谓封建制度的生产，真算是已成了不足重轻的残余。……以前的土地卖买是受商业资本主义的支配，现在的土地卖买，则受工业资本主义的支配……故农业的平均利润，必受工业的平均利润的支配。

　　这种理论真是武断、糊涂、瞎缠的混合物！第一，他根据什么而说中国农村之中每家农人都有雇农呢？没有什么根据，完全是他主观的武断。第二，他把小农经济，以及必要雇用短工的中农经济，都当做资本主义的生产，居然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不是荒天下之大唐吗！第三，他说中国的土地卖买已经受工业资本主义的平均利润的支配。但是，他自己的结论又说：“中国大多数的地租，不是资本主义的地租，乃是封建关系的地租。”这是他自相矛盾。孙倬章先生的自相矛盾，还不止此，他的自相矛盾简直到了神奇古怪的程度。

　　二

　　他引用了许多马扎亚尔[3]的话，引用了中共“六大”的议决案，自己指出许多封建的剥削关系，说明中国租佃制度之下的地租，“不但包含绝对地租，和各种形式的等差地租，不但包括着资本的利润，或者更确切些说，佃农生产工具的利息，而且还包括着佃农及其家属之极大部分”；这种地租，马克思认为不是资本主义的地租，而是封建剥削的地租。但是，孙倬章先生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土地问题中是三个阶级，即地主、佃农——资产阶级、雇农——劳动阶级”；他说：“中国现在已有三千万的佃农……这就是农村中阶级分化的表现，一方表现有剥削剩余价值的资本家阶级，一方表现有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者阶级”。这不是神奇古怪的自相矛盾吗？照他抄录马扎亚尔的说法，中国这三千万户的佃农是小农经济——小资产阶级的商品生产者，可是，还处在农奴式的封建式的地主剥削之下，他们的生产工具的利息和自己的工资的极大部分，以及自己的资本的剩余，都被地主剥削去了。可是，照他孙倬章先生自己杜撰的理论，这三千万户的佃农又都变成了“剥削剩余价值的资本家阶级”了！中国居然有了三千万户的资本家，难怪孙先生要断定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了！

　　这是他曲解、瞎缠马克思主义的结果。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根本阶级是：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工人；土地所有者把土地租给资本家的承租人（孙先生把这个“承租人”译做佃农，因此，和中国的农奴式的佃农瞎缠一顿），这种种资本家的承租人的目的是“剥削土地，以生产商品。”现在中国的佃农呢？他们只能够靠着租来的田地，勉强维持自己家属的生活，甚至于自己的生产工具上的利息，自己资本的利润，自己工资的极大部分，都要交给地主。固然，他们的生产品也大半变成商品，但是，他们这是为着维持自己的牛马似的生活，而务必出卖自己所需要的生产品，或者用物产地租的形式交给地主，以致于连“简单的——不亏本的——重复生产”都不可能。他们这样受着封建式的地主和商业资本结合着的剥削。而孙先生把他们当做资本家的承租人一样看待！这样，孙先生自然只看见中国经济上有资本家和工人的阶级对抗，不论工业和农业都是一样。他不看见中国经济上因为封建性的土地使用关系还占着绝对的优势，所以还有地主和“农民”的阶级对抗——封建性的阶级对抗。照他的意思，中国的地主和军阀制度却只是空中楼阁的上层建筑，因为“经济基础已经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了，上层建筑只保存着无关重要的封建残余。”（参看孙倬章的《中国经济的分析》）

　　三

　　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孙倬章先生认为中国的富农完全都是资本主义的生产，他说：

　　中国现在一般人，一面谓中国农业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一面又异常紧张地反对富农，我不知道他们的脑经中，怎样发生了如此的矛盾现象。

　　他不知道！他自然不会知道，因为他根本就不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最浅显的原理。列宁主义者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通的原理来分析中国的具体的特殊的经济现象，就可以知道中国富农的特性，而规定自己的策略。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能够在工业方面充分的发展，因为帝国主义财政资本的控制，因为帝国主义的工业品的竞争，所以工业之中的利润比高利贷、比买办商业、比剥削田租等等，一般的说来，都低得多。中国内地的地主和商业高利贷资本结合着，竭力的保持地方市场的半独立性（维持着封建军阀的割据），正是为着要排斥“工业资本的平均利润”的影响。因此，中国的土地投资之中，没有工业的平均利润。极大多数的土地投资的目的，并不在于实行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而在于购买封建剥削的权利——实行封建式的租佃制度。不论是谁，是官僚、军阀，或者是商人、资本家，他买了田地去，大半仍旧是出租给农民的。有些工业资本家正因为在工业之中亏了本，所以把资本提出来，去购买田地，自己变成封建式的地主。这种工业资本逃到封建剥削方面去的现象，正是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受着极大的阻碍的结果。而列宁说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只有工业资本”（《文集》新版三卷，一三六页）。农业方面，必须应用工业式的生产方法：生产工具的改变，至少也要有生产组织的改变，方才说得上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现在中国的富农怎么样呢？

　　中国乡村之中的阶级分化——资本主义性的阶级对抗，当然早已开始的了。“农民之中分出贫农、中农、富农和雇农、苦力，形成乡村之中劳动和资本的对抗。但是，这种分化过程的进行，并没有削弱封建性的阶级对抗——地主和“农民”的阶级对抗。“农民”和地主的阶级对抗（包含着小农群众和军阀制度的阶级对抗）仍旧处于主要的地位。封建性的租佃制度一天不推翻，那么，这种封建性的阶级对抗就保存着一天。正因为帝国主义的统治，封建势力在乡村之中占着优势，中国资本主义不能够独立发展，而且开展着长期的经济危机，所以这种“农民”的分化，首先是一方面广大的农民群众贫穷化、乞丐化，他们不能够在工业方面找到出路，而变成无产阶级，而大半只能够去当兵，当匪，或者大批的冻死、饿死，而地主等，也就更加容易利用这种机会去贱价收买田地，抬高租额款，加强封建式的剥削；另一方面，乡村之中因为分化而产生出来的富农，在这种环境里面，如果把自己积聚起来的资本用来改变生产工具，扩大自己的资本主义的生产，那么，所能够得到的利益，比出租收买来的田地，或者做高利贷和投资的商业，都要吃亏些。因此，中国的富农之中极大多数是半地主的富农，甚至于有些变成小地主。

　　这样，中国的农民群众的土地革命开展出去，要消灭地主阶级，要自己平分土地的时候，就不能够不加紧的反对富农。

　　四

　　自然，中国不但在城市之中，就是在乡村之中，也发展着劳动和资本的资本主义性的阶级对抗，乡村之中雇用雇农和苦力的不但是富农，而且有地主、商人等等。一切军阀、官僚、绅士、地主、小作坊的店东、商人等等都雇用苦力或者雇农（长工或者季工，或者短工）。这里，劳动者反对雇主的斗争是当然要反对到富农的。不管他是兼做半地主的富农，还是不兼做半地主的。这种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正是农民群众争取土地的斗争中的唯一彻底的领导力量。但是，必须分别清楚：无产阶级的斗争的目的，是和农民群众争取土地的斗争不同的。无产阶级斗争的目的是社会主义，而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商品生产者的群众，是在争取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占有。这是小私有者的斗争——“小东家”的斗争。

　　无产阶级是不是赞助和领导这种小私有者的斗争呢？在民权革命的阶段，这是当然的。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之中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反对雇主的富农；别方面是反对半地主的富农。这里的第二方面的斗争，具体的表现就是贫农、中农群众要分配富农的土地，这也是小私有者的斗争，这还只是农民群众一般的土地斗争之中的一部分。中国无产阶级不但要有土地国有的政纲，而且要在目前就赞助农民群众平分土地的实际行动，这正是要分配无代价没收下来的地主的土地，也是要分配半地主富农的土地。

　　孙倬章先生却只笼统的承认土地国有的政纲，而且把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权革命之中的土地问题，混乱的胡缠在一起。他始终没有答复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中国好几百县之中，农民群众已经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起来没收地主的土地，自己决定着怎样分配这些土地，怎样分配富农的土地，怎样保障中农的利益，怎样取得雇农在这种斗争之中的领导权，怎样发展贫农群众的革命力量；孙先生对于这种现实的土地革命，是反对还是赞助？换句话说：就是孙先生对于现在的农民小私有者的土地斗争，是反对还是赞助？没有疑问，中国现在的土地革命的前途是土地国有，而且这可以成为将来革命转变的一个主要条件，虽然土地国有的本身还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范围。然而目前的事实，还只有农民群众——小私有者——反对着军阀、地主、富农……而争取土地的斗争。孙先生是不是赞成呢？！照他的根本立场——认为中国农村之中已经没有经济上的封建残余，——他是应当反对的。他不过不好意思说出来罢了。他的思想上的祖宗，马尔托夫[4]和托洛茨基等等，也是这样的：——

　　马尔托夫把农民暴动时代的俄国去比西欧，而西欧是早已结束了封建制度的。这是异乎寻常的曲解历史的前途。在整个的西欧，有没有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在他们的政纲上写着：“赞助农民的革命暴动，一直到没收地主的土地”这种要求的呢？没有。在整个的西欧，社会主义者并不赞助小东家为着争取土地占有而反对大东家的斗争。分别在什么地方？在于整个的西欧之中，早就形成了，而且完全确定了资产阶级的制度，部分的说来，也就早已形成了，而且完全确定了资产阶级的土地关系；而在俄国，正在为着怎么样形成这个资产阶级的制度而发生着革命。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把好些不同的历史时期混在一堆，把完成着资产阶级革命的俄国，和早已完结了这些革命的欧洲去对比起来。[5]（《列宁文集》新版第十五卷，十二、三页）

　　五

　　不但如此，孙倬章先生还认为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是枝叶问题。他就根本没有了解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维持中国的封建残余的具体的内容。正因为中国是半殖民地，所以一方面剧烈的发展着资本主义性的阶级对抗；别方面封建性的阶级对抗不但不逐渐削弱，反而更加尖锐化。正因为中国是半殖民地，所以土地所有制度虽然变成了资产阶级性的，而土地使用制度的封建性反而继续成为土地关系的中心问题，而不能够跟着土地所有制度的变化而变化。这些，都是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是在帝国主义的支配之下的，是受着帝国主义的限制的，是适应着帝国主义的需要的。帝国主义统治之下的中国，半殖民地的中国，不能够独立的发展工业资本——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只会维持着封建性的土地关系，发展商业高利贷资本，这种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单独发展，恰好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成反比例的。”（见《资本论》卷三，德文版上册，第三百十二页。）这是中国的封建性的土地关系和商业高利贷结合得特别厉害的主要原因。这是帝国主义统治对于中国土地关系的影响的经济上的内容(2)。孙倬章先生对于这一点是绝对不了解的。因此，他才会说出这样无意识的话：

　　半殖民地的关系是由资本主义产生的关系，资本主义发展之后，才发生半殖民地的关系，资本主义是根本的，半殖民地只是枝叶的，抛弃根本的资本主义，只抓着枝叶的半殖民地，以研究中国经济，只能够把握一部分的中国经济关系……只算是抹杀无产阶级，抛弃无产阶级，甚至于背叛无产阶级！

　　这种话的糊涂瞎缠，真算是达到了顶点。请问这里说的“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还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不发展到一定阶段，当然世界上不会有什么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可是，争论的问题是在于帝国主义经济支配之下的中国经济。问题的焦点是在于：独立国家和半殖民地的现代中国，它们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土地关系的发展是不是同样的？照孙先生的意思，这差不多是同样的，用不着提出半殖民地地位的特点，而且认为这是枝叶问题！其实，对于中国，这半殖民地地位绝对不是枝叶问题。只有社会民主觉，才会假装着“纯粹无产阶级的清高”，来否认无产阶级领导民族解放的任务，否认领导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农民战争的任务，否认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维持中国的封建残余——列宁说：

　　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之中，应当首先提出并非抽象的形式上的原则，就是：第一、精确的估计具体的历史环境，首先是经济的环境；第二、清楚的分别被压迫阶级、劳动者阶级、被剥削阶级的利益，和所谓一般人民的利益，——这所谓一般的人民利益事实上是统治阶级的利益；第三、同样清楚的分别被压迫被支配而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和压迫者支配者而有全部权利的民族，去反对那种资产阶级的诳话，——就是把帝国主义财政资本的时代所特有的殖民地的财政上的奴隶化，蒙蔽起来，而这种奴隶化正是地球上极少数最富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极大多数的人民所实行的。[6]（《民族殖民地问题议决案》的最初草案）

　　孙倬章先生的否认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关系的重要，正是这种“资产阶级的诳话”之中的一种。

　　六

　　孙倬章先生表面上批评托洛茨基派，说他们“只作抽象的普遍的观察，而忽略具体的特殊的方面”。其实，孙先生否认中国是半殖民地的特点，他自己也就犯着同样的错误。

　　考察，研究，寻找，猜测，抓紧每一个国家民族特点、民族特性，为着要具体的去解决那个统一的国际任务，去克服工人运动之中的机会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去推翻资产阶级，去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独裁，——这是一切先进国家（并且不单是先进国家）在现在这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列宁：《左倾幼稚病》）[7]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的要求，是要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的时候，先把这个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然后，如果问题是关于一个国家的，那么，还要估计到具体的特点，使这个国家和别个国家在同一个历史时代之中仍旧是各不相同的那种特点。[8]（《列宁文集》新版第十七卷，四三一页）

　　而孙倬章先生，恰好在土地问题的许多解释之中，也完全违背了这个原则。他把中国的土地私有制度之下租佃关系的封建剥削等等，完全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关系混淆了起来，他主张废除土地私有制度的理由，完全是抄袭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土地关系的分析。他根本不承认中国的具体的历史的和经济的事实：封建的土地关系和小私有者的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对抗，农民群众要求没收地主土地的现实的斗争。

　　至于他说所谓新思潮派“站在封建经济方面，留恋于封建经济”，那简直是笑话！《新思潮》杂志上的一些错误，我们早已批评过。可是，孙倬章先生说：凡是主张封建残余仍旧是统治的力量，就是“留恋封建经济”，这未免太糊糢了！俗话说：宁可和聪明人相骂，不要和糊涂人讲话。然而我们现在一定要和糊涂到万分的孙先生“相骂”，这倒是件别致的事情。就是因为孙先生的糊涂理论，有它的阶级目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和他“相骂”。他的客观上的阶级目的，是在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在中国破产之后，另外披上一件外套，表面上反对着托洛茨基主义，实际上继续托洛茨基主义的任务：帮着地主资产阶级用最巧妙的最细腻的手段，来反对现实的土地革命的具体行动。这是我们不能够不揭穿的。

　　A．T．T．

　　注释

　　[1]新思潮派，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的马克思主义派，他们主要在朱镜我主编的《新思潮》杂志上发表言论，故名。

　　[2]《读书杂志》，见本卷第488页注17。

　　[3]马扎亚尔，今译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英国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者。主要著作有《经济学原理》、《产业与贸易》、《货币、信用与商业》等。

　　[4]马尔托夫（Л．Мартов，1873—1923），原名尤里·奥西波维奇·采捷尔巴姆，俄国孟什维克首领之一。1895年参加组织“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加入《火星报》编辑部。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反对列宁的建党原则，以后成立孟什维克派别组织。著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历史》等。

　　[5]今译文参见《列宁全集》第16卷第377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6]今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27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7]《左倾幼稚病》，今译《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引文今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24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今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本篇及下面的《唯物辩证法的合法主义化》，均收入作者编的《战鼓集》（一），迄未发表。这里根据中央档案手稿刊印。

　　(2)决不像孙先生说的那么简单：什么“帝国主义商品源源而来……城市工业发展又太缓慢，不能吸收农村的过剩人口……封建的剥削乃愈趋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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