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和阶级关系|瞿秋白

中国的经济和阶级关系

　　中国的经济和阶级关系(1)——对于方亦如的批评（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中国经济性质的问题，已经是四五年来的辩论的对象。国际革命家的领导机关以及中国最革命的先进阶级的政党，对于这个问题早就有了原则上的明显而清楚的答案。这个理论上的斗争，现在已经是实际的阶级斗争的延长和开展。革命阶级的政治代表之中，谁也没有这样的闲情别致再去和阶级敌人讨论的了，现在已经不是讨论什么没有解释清楚的问题，而是理论上的阶级战争。

　　自然，这并不是说中国革命的一切问题，经济问题也在其内，都已经有了现成的答案，根本用不着研究，也不是说实行着理论上的斗争，反对着社会民主主义，——而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形式在现在正是托洛茨基主义，——就不需要对于这个问题及时加以深刻的研究。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能够有革命的行动。”[1]列宁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区别，正在于列宁特别着重理论的作用，反对一切轻视理论的机会主义倾向。然而理论的重要正在于它是行动的方针，脱离行动的理论只是学究主义——也是机会主义的表现，这是和列宁主义没有丝毫共同的地方的。

　　中国经济性质的辩论之中，最近又发现了方亦如的一篇文章《中国经济问题》（《研究》[2]杂志第一期）。方亦如，据我们所知道的，并不属于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他并且在自己的文章里面表示愿意反对托洛茨基主义。但是，他的文章暴露了他是个学究主义的“英雄”。他似乎埋怨反托洛茨基者的“忽视”理论，这当然是他这个学究主义者的成见，是完全不合于事实的。而且正因为这个缘故，他自己走到了投降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主义。

　　社会主义的任务，是要做无产阶级的思想上的代表，在无产阶级的真正的斗争之中去反对那些阻碍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真正道路的真正的现实的敌人。在这个条件之下，理论的和实际的工作合并起来成为一个工作，这种工作，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领袖李白克纳希德(2)[3]说得清楚：Studieren Propagandieren，Organisieren（研究，宣传，组织）。[4]（《列宁文集》第一卷，二三六页）

　　可见理论和实际的联系应当怎样的密切！而且最主要的条件，正是反对阻碍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真正道路的真正现实的敌人。而方亦如呢？他的着重理论，恰好是放过敌人而去干那学究主义式的“研究”。他的注意只在于找着一个公律，去适用于一切社会：要适用于有阶级的社会，也要适用于无阶级的社会。他甚至于认为用阶级关系去考察社会的经济性质是庸俗的办法！照他的意思，这仿佛是太不科学了！

　　方亦如说：

　　用商品的存在及普及来决定经济制度，等于拿有机细胞的存在来决定动物的种类一样滑稽。

　　反对他们这种意见的人，也曾发表过另一种主张，……他们认为剥削关系是决定经济形式的。……最近还有人主张直截了当用阶级关系来决定经济制度的，这自然是登峰造极了。用剥削关系来决定经济制度，第一不妥当的地方，就是它不能适用于无产阶级社会。而最重要的，还是剥削关系是一种分配关系，生产品中剩余劳动生产品的分配形式。……生产关系之中的一种——剥削关系，绝不能够作为决定经济制度的基本原素。决定社会经济形式的，不是分配关系，也不是生产什么，而是怎样生产！生产方法是决定经济制度的东西。……人与生产工具结合的形式，就是生产方法。（《研究》杂志第一期一五、一六页）

　　这里，我们可以发见方亦如的许多曲解马克思主义的糊涂“学说”。第一，他把生产方法和生产关系隔离起来。固然，他也知道：“人们根据一定的生产方法，就互相结成具体的生产关系”；然而，他根本忘记了生产方法的决定社会的经济制度，是要经过生产关系的。请看马克思说的话：

　　生产的社会关系是同着生产的物质资料的发展，同着生产力的变更而变更的。生产的许多关系的总和形成所谓社会关系，形成所谓社会，而且这是形成一定的历史的发展阶段之上的社会，带着一定的只有这一种社会所特有的性质。（马克思：《雇佣劳动和资本》）[6]

　　而方亦如却只说：“经济性质的判定，就以生产方法为指针。”仿佛问题只在于追究到最后的决定社会基础的是什么，而完全不管这里的所谓“决定”是要表现在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的。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科学不同的地方。方亦如的学究主义，使他只看见所谓“科学的定义”的词句上的重要，而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物质的生产关系的作用是不关重要的。这是根本不了解唯物的辩证法。因此——

　　第二，他把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分割开来，切断了这两种关系之间的辩证法的联系。他不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的许多关系”，正是指着这些关系说的。他说人与生产工具结合的形式，这是人经过技术而和自然界发生一定的关系，这就是生产方法；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以及其中的一种剥削关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照他这种说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和生产方法没有联系似的，至多也不过是被生产方法所规定的一种社会关系，是消极的原素，而决不是“决定经济制度的基本原素”。而马克思说：

　　纺织机器不过是织布用的一种机器罢了，只有在某些条件之下它才成为资本。没有这些条件，它就并不是资本，这仿佛单有黄金还并不就是钱，单有糖还并不就是糖的价钱。

　　人在生产的时候不但对于自然界发生一定的关系，而且互相之间发生一定的关系，他们只有在这些社会关系的范围之内，方才有对于自然界的互相行动——就是他们的生产。（同上）[7]

　　第三，方亦如同样机械的把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分割开来。他仅仅只认为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之中的一种，而不了解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另一方面，而且对于阶级社会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因为它密切的和阶级关系联结着，它最明显的表现着阶级关系，最直接的决定着革命的任务。不但如此，方亦如还只了解分配关系是剩余的劳动生产品的分配形式，而不知道分配关系包含着生产工具的分配，而且包含在生产过程的本身之中。所以方亦如对于分配关系的错误的观念，足以使他的理论斗争完全和实际的阶级斗争脱离关系。马克思对于分配关系的说明是：

　　分配的最表面的意义是生产品的分配，这样，分配和生产的关系是很疏远的，仿佛对于生产是独立的。然而分配成为生产品的分配之前，第一，它是生产工具的分配，第二，它更进一步的决定这种关系——把社会之中的各分子分配于各种不同的生产（把各个人归到一定的生产关系方面）。可见生产品的分配正是这种分配的结果，——这种分配是包含在生产过程的本身之中的，而且是规定这生产的组织的。……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现生产关系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分配和那些从别种生产方法发生出来的分配方式是不同的，每一种分配方式同着它所根据的，它所适合的生产方式而消灭。（马克思：《资本论》卷三）[8]

　　马克思主义对于生产和分配的联系是看得极重要的，只有根据辩证法去了解这些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作用，方才能够认清社会的经济性质。像方亦如那种布哈林[9]式的机械主义的了解，自然不能够不走到极大的错误。他事实上是投降了“反革命的先锋队”。

　　但是，他的态度仿佛是个严厉的审判官，他的判决辞是：——原告方面（托洛茨基主义）“用商品的存在和普及来决定经济制度”，固然不对，而被告方面（列宁主义）的反驳，说“要用剥削方式和阶级关系来决定经济性质”，也是不对；应当说：“人与生产工具结合的方式——就是生产方法，是直接决定经济性质的范畴。”其实，原告方面的任曙[10]本来也是说：“只能用经济性质去说明剥削方式，不能用剥削方式来说明经济性质。”方亦如不过是遵照任曙的指示，说明生产方法决定经济性质，经济性质又决定剥削方式。方亦如究竟是站在被告方面呢，还是站在原告方面？！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极明显的说明：

　　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界之间的过程，它的简单的要素在社会发展的一切方式之中都是一样的。然而，这种过程的每一个历史上的一定方式，都在使它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方式向前发展。这种历史方式达到了某种的成熟程度之后，就要消灭，而让给更高级的方式。这种危机时期的到来，暴露于分配方式——也就是同这些分配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历史上的一定方式——与生产力，生产能力，生产能力的动力的发展，这两方面的矛盾和对立特别来得广泛和深刻。那时候，就要爆发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方式之间的冲突。（《资本论》卷三）[11]

　　这里，可以明显的看见马克思学说的焦点并不在于简单的指出什么是决定经济性质的范畴，而在于发见物质的生产力的发展怎样经过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而表现出来，并且发见生产过程的本身之中怎样发展着内部的矛盾和对立，怎样发展到社会方式的变更——革命的爆发。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之中，最主要的正是阶级关系。每一个社会里面，都有某种的劳动过程的历史方式，就是方亦如所谓人和生产工具结合的方式；但是，这种劳动过程的物质基础（生产力），必然要产生相当的社会方式，就是生产工具的分配，照着生产工具的分配而形成的阶级关系——马克思所谓“把各个人归到一定的生产关系”。凡是阶级社会的阶级关系，都是和剥削方式联系着的。剥削关系决不是仅仅表现于“剩余劳动生产品的分配”的，它还表现于生产工具的分配，生产资料的分配。封建关系的表现难道仅仅在于地主占有农民的“剩余劳动生产品”？难道不是表现于地主阶级的占有土地——当时最主要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难道只表现于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而不是主要的还在于资本家阶级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吗？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正在于说明了这种阶级关系的变更的过程，指导阶级斗争的“真正的口号”。封建制度之下的生产关系变成了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的桎梏，那就要爆发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变成了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的桎梏，那就要爆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些革命的任务正在于消灭旧的生产关系。中国经济性质的问题的中心，也就在于解决对于革命任务的争论，争论的真正内容是：中国封建的生产关系是不是还占着优势？封建势力是不是仍旧占着统治地位？革命的当前的任务是不是土地革命——消灭地主占有土地的制度，建立工农民权独裁的政权，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方亦如对于中国经济的争论，却没有明白的回答这些问题，而实际上始终暴露了他否认封建势力的统治。

　　自然，中国经济性质的争论之中，托洛茨基派以及自命为非托派的孙倬章等等，往往有意无意的夹七夹八的胡缠：有些人说列宁主义者完全否认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些人甚至于说列宁主义者“站在封建经济方面”！问题当然不在这里，问题是在于：帝国主义支配之下的中国经济里面，是封建关系占着优势，还是资本主义关系占着优势？

　　列宁主义说：“这种中世纪式的情形之中，统治的力量是封建残余的势力，是地主的势力，是地主性的官僚、军事的以及非军事的官僚的势力，他们很特别的和商业资本结合了起来。”[12]（史太林）封建的地主和商业资本的结合还保存着中国的农民和地主的阶级关系，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维持着封建残余，虽然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已经相当的发展，但是这种阶级关系比较起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来，还并没有取得优势。

　　而托洛茨基主义说：中国的地主也是资产阶级，中国的统治力量是资产阶级；中国已经没有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差不多没有封建残余，即使有，也是无关重要的了，所以现在已经是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占着绝对的优势。

　　方亦如怎么说呢？他仿佛也是审判官，他说两边都不对：

　　主张中国资本主义统治论者，如任曙、严灵峰[13]、孙倬章诸先生，总是费尽全力，想证明现在中国已是十足的资本主义，而封建关系只是一点遗影；而主张中国封建制度统治论者，却定要证明到乡村领导城市，十足的封建黄金时代。据我看来，要正确的把握住封建势力在现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却用不着夸大其“统治”地位的。

　　固然不错——“乡村领导城市”的说法完全是立三主义[14]的机会主义，没有丝毫列宁主义的气味。但是，方亦如自己又怎么“把握住封建势力的作用”呢？他说：

　　遗留的封建经济只在临死挣扎……单说封建经济支配中国经济，也失于太重视它的作用。幼稚的民族资本是不能支配中国经济的……单说资本主义支配中国经济，——这是忽略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化的重大要质。……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早已因它伟大的力量，“内在地”支配了中国经济。

　　这样，方亦如以为既然不是封建残余的势力，也不是中国资本主义，而是帝国主义的“在华经济”占着优势。这算得什么答案！这不是回答问题，而是回避问题。问题本来在于中国在帝国主义的财政资本支配之下，经济上是封建残余占优势还是资本主义？而他的“回答”是：——帝国主义！不但如此，他还说帝国主义“内在地”支配中国经济，虽然他申明帝国主义的财政资本应当和中国的民族工业资本分别看待，然而他在这里完全忽略了阶级关系的问题。在阶级关系方面来说，他的答案其实是和托派一样！托派说中国几乎没有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但也说不应当重视封建势力的“统治”作用。他至多不过和孙倬章一样，企图对于托洛茨基主义提出一点儿“修正”罢了。他在这里企图做“审判官”，而事实上又是投降托洛茨基主义。

　　方亦如和托洛茨基派一样，在阶级关系上完全不了解中国现实生活里的辩证法。中国现实生活里，存在着两种的阶级关系：一种是地主对农民的阶级关系，一种是城乡资产阶级对城乡工人阶级的阶级关系，这两种阶级关系极复杂的互相错综着。而且因为帝国主义的财政资本经过军阀的政治借款和控制税务机关的手段，经过买办和商业高利贷资本，在经济上也维持着中国的封建势力；又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半封建式的土地关系密切的联系着，——所以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更加表显它的优势。这并不妨碍中国社会之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化和对抗一天天的剧烈起来。而且因为无产阶级的斗争，因为广大的半无产阶级的极端穷困化，而农民基本群众和地主官僚阶级的对抗更加尖锐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民权革命之中也更加容易实现，更加有保障，更加成为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个有利的条件。对于民权革命之中农民群众的革命作用的轻视，甚至于否认，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特点。中国经济性质的争论之中，对于托洛茨基派的立场，最主要的就在于抓住这个问题的中心，去问他们，而且一定要逼住了他们盘问：究竟你们承认不承认中国有农民和地主的阶级对抗？这正是必须用阶级关系来做中心的理由。而方亦如却以为这是“庸俗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难怪方亦如要投降托洛茨基主义了。

　　列宁说：

　　农民，——反对着农奴制度，反对着农奴主的地主以及替他们服务的国家，——仍旧是一个阶级，这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而正是农奴制度社会的阶级，就是等级式的阶级(3)。我们的乡村里面还有多少保存着这种农奴制度社会所特有的“农民”和特权的地主之间的阶级对抗，那么，工人阶级的政党，没有疑问的就应当有多少站在“农民”方面，赞助他们的斗争，推动他们去斗争——去反对一切农奴制度的残余。

　　我们把“农民”这个字眼放在括弧里面，为的是要表明这里存在着毫无疑问的矛盾：在现代社会里，农民自然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然而谁要觉得这个矛盾来得奇怪，那他就忘记了这个矛盾并不是捏造出来的，并不是教条上的，而是俄国实际生活本身的矛盾。这不是空想出来的，而是活的辩证法的矛盾。……[15]（《列宁文集》卷九，二七五——二七六页）

　　中国现在的实际生活里有没有这种矛盾呢？当然有的。中国有阶级的对抗，而且不止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对抗。中国一方面已经发生了这种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抗，就是“农民”之中也已经有了阶级的分化；别方面，封建社会的阶级对抗，“农民”和地主的阶级对抗还是处于主要的地位。“农民”是下等人，而地主是“上等人”，是绅士。这种对抗是根据于土地关系的半封建性。同时，就是在城市之中，工人也还披着这种“等级”地位的表面形式，——一般的说来，工人也算是“下等人”，也没有做绅士的资格的。但是，所谓“下等人”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阶级，而正是封建社会的阶级。“下等人”之中的工人是无产阶级，而“农民”却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还包含着富农（资产阶级的富农，以及半地主的富农），还包含着雇农（无产阶级）。农民群众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是要由无产阶级反对一切资产阶级的斗争去领导的。无产阶级必须清楚的了解小农群众的小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要求，推翻封建关系的土地革命的要求，这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对抗的具体的内容。而方亦如却认为中国自耕农、佃农等的经济“是封建制度的遗物”！小农经济也是封建制度，这事实上也是否认封建关系内部的矛盾和阶级对抗。他表面上虽然反对托派，实际上是从另一个极端来否认“农民”的作用。至于托洛茨基派，那么，托洛茨基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早就表现在他对于俄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态度。列宁说：

　　托洛茨基认为农民分化了，分成许多阶层了，因此，他们的革命的可能性日益减少了……

　　这整个的十年——伟大的十年，——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五年，证明了俄国革命是有两种阶级路线，也只有两种阶级路线。农民的分化加强了他们内部的阶级斗争，唤醒了许多政治上睡觉的分子，使乡村的无产阶级接近了城市的无产阶级（……）。然而“农民”和马卡洛夫、罗曼诺夫、赫沃斯托夫(4)之间的对抗加强了，生长了，剧烈了。这样明显的真理，就是托洛茨基在巴黎写的几十篇文章的几千句话，也是不能够推翻它的了。托洛茨基事实上是在帮助俄国的自由主义的工人政治家，这些政治家是在“否认”农民的作用的名义之下表现不愿意引导农民起来革命！

　　而这正是现在的问题的焦点。无产阶级斗争着，并且将要彻底的斗争着——争取政权，争取共和，争取没收土地，就是要吸引农民，要尽量发挥他们的革命力量，要使“非无产阶级的”群众来参加斗争——为着从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俄皇制度）之下解放资产阶级的俄国。而这种资产阶级俄国的脱离俄皇制度，脱离地主的土地权力而解放，无产阶级立刻就要利用起来，——并不是为着帮助富裕的农民反对农村工人的斗争，而是为着同欧洲无产阶级联盟而实行社会主义的革命。[16]（《列宁文集》第十三卷，二一〇——二一四页）

　　中国的托洛茨基派对于自己的领袖和主义，是很忠实的。他们努力的要想“证明”中国的经济已经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像孙倬章那样甚至于说中国的佃农也都是资本家（见《读书杂志》[17]，第二卷第一期）。他们说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他们说中国“将来的”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他们主张托氏的“不断革命论”。所有这些“左倾”空谈的目的，完全是在于掩饰他们的孟塞维克主义和反革命的实质：取消土地革命，取消民权革命，反对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彻底的民权革命的胜利，反对工农民权独裁，否认现在的革命高涨，——来辩护他们的自由主义、改良主义，在现在的条件之下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他们事实上成了反革命的力量。因为他们否认中国“农民”和地主的阶级对抗，所以对于推翻地主的农民群众，对于这些工人阶级所领导的“非无产阶级的”群众，自然要竭力的反对，甚至于跟着统治阶级骂他们是匪徒流寇。因为这样，他们也就反对工人的革命斗争！自然，他们将来也一定是中国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的敌人。

　　方亦如的立场怎么样呢？他站在否认阶级关系是决定经济性质的范畴的立场上，势必至于投降托洛茨基主义。他说：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论是中资或外资，当然是促使封建经济的崩坏的。它们是成反比例的。资本主义发展一步，封建经济就破坏一步。可是，事情并不这样简单，这样机械。资本主义，不论是“从外铄”或“从内在”的原因而发生，总之是在封建社会内渐渐的发达起来的。……

　　原来方亦如和托派的分别，只在“渐渐的”这一个字眼！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半殖民地的地位，根本不了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半封建的土地关系的联系。照他的意见，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一步，中国的封建经济就破坏一步。这样，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竟是反封建的极伟大的进步的力量了。同样，中国的资本主义更是革命的力量了。托派说，中外资本主义已经推翻了封建制度，而方亦如说，不要心急，中外资本主义是要这样渐渐的一步一步的推翻封建制度呢。

　　因此，中国社会的经济性质，照他说来，是——“半殖民地上的衰落时期的封建社会”。这等于没有回答问题。中国的封建制度当然是在衰落，而且不止是在衰落，而是已经开始崩溃，已经有许多省份里面被农民的土地革命所推翻。问题是在于推翻封建关系的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群众，还是“中国的资本主义”？！中国当然是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当然要开展中国的商品经济，等等……问题是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维持中国的封建关系的，还是“推翻封建关系”的？！

　　中国资产阶级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之后，不但在政治上完全反动，就是在经济上也更加适应着帝国主义的殖民化的政策，适应着军阀官僚的货币资本的垄断政策。虽然，中国的小工业资本家继续着种种发展的企图，——这是在一般情形之下自然的现象，然而总的发展倾向是：中国工业的大破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非民族化——买办化。而且，中国民族工业受着帝国主义的束缚和压迫，受着帝国主义军阀的钳制和捣乱，受着广大的几千万几万万群众穷困化的影响而找不着市场——受着购买力降低的巨大的限制，所以一天天的移出自己的资本，放到田地上去，放到都市的地皮上去，放到包捐包税的公债上去，这种民族工业资产阶级的非工业化——投机化、封建地主化的过程，是可以用铁一般的统计数字来证明的。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固然发展着资本主义的关系，然而这些资本的积累，极大部分是加强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投机式资本的。这并没有改变对于农民的封建式的剥削，反而更加加重这种剥削。资产阶级的收买田地，并不是拿来经营资本主义的农场，而极大多数是继续封建式的租佃关系。这样，中国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是密切联系的，他们又能够成为什么“推翻封建制度”的力量！“农民”和地主的封建式的阶级对抗仍旧保存着、加强着；在封建势力和商业资本的结合之下，这种阶级对抗而且特别的尖锐化。

　　中国乡村里，这种最初积累式的商业资本很特别的和封建的统治结合起来，和地主的统治结合起来，并且还从地主方面采取对于农民的中世纪式的剥削和压迫方法。……军阀制度、督军省长，现在的恶魔强盗似的一切种种军事官僚和非军事官僚，——就是中国这种特别情形的上层建筑。而帝国主义赞助并且巩固这种封建官僚的整部机器。[18]（史大林：《和中大学生的谈话——一九二七年五月》）

　　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统治，表现于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银行、铁路、轮船、矿山、工厂，……这是早就指出的重要问题，并用不着方亦如来发见什么“新大陆”，说什么不应当“把帝国主义的在华经济摈斥于中国经济结构之外”。问题就在于帝国主义经过这些经济命脉，主要的是开展着中国的商业高利贷资本，而阻碍着中国的工业化；而且，还在竭力的维持着、巩固着中国的封建官僚。怎么能够说“外资的资本主义”是在“推翻封建制度”，是在“渐渐的”消灭封建制度呢！

　　关于商业资本和工业化的关系，最好看一看马克思说的话以及列宁的解释：

　　商业资本的独立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程度却成为反比例[19]（《资本论》，卷三），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发展得越厉害，工业资本（＝资本主义生产）就发展越薄弱，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20]（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帝国主义既然赞助着封建地主和商业资本结合的中国军阀制度，也就阻碍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托洛茨基派用商品经济来决定中国封建残余已经不是统治的力量，——这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他们根本上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把帝国主义和民族工业资本主义“一视同仁”，把商业资本认为是和封建残余不能并存的东西。而方亦如也根本不了解商业资本和工业化的关系，因此，事实上跟着托派反对“封建统治论”！

　　中国的经济发展当然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是临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竭力的在殖民地上找寻自己的“出路”——商品的销场、原料的供给、“多余资本”的容纳，尤其是“多余资本”的输出，是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可是，这个“出路”对于帝国主义同时也是死路。因为帝国主义扩大着中国的商品经济，极端剧烈的加强了几万万小农和手工业的破产过程，就造成了广大的出卖劳动力的后备军；同时，商业资本发展的结果，一小部分的最初积累的资本（官僚的，买办的，商人的，地主的……）不会不投入小小的工业里去，而且帝国主义自己所需要的交通事业（铁路、轮船等等）、原料采取的工业（矿业）以及原料改装的工业，随后，还有一些消费品的轻工业也因为利用廉价劳动而发生出来。这样，中国就发生了无产阶级，以及极其广大的半无产阶级，还有很多的脱离生产工具而又卖不出自己的劳动力的贫民群众。这是帝国主义自己造出来掘它坟墓的中国无产阶级。而帝国主义“照着自己的奴才的模型”所造出来的中国资产阶级，却是非常之微弱的，——工业资产阶级不但很少，而且和封建关系密切的联系着。中国的工人和资本家的阶级对抗有一个特殊的情形：就是一切被雇用的人，从严格的工厂无产阶级一直到苦力雇农，以至于部分的依赖工资生活的半无产阶级，形成了中国的工人阶级；而同时，雇用工人的人之中，却只有最小部分可以算作严格的工业的民族资产阶级。外国帝国主义官厅，军阀，以及临时雇用劳力的商人等等……要占着雇用工人的人的极大部分。劳动和资本的阶级对抗是在极端的剧烈起来，而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受着了巨大的束缚，尤其是民族工业的独立发展被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化的政策严厉的阻碍着。这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工业资本）发展的矛盾。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化的政策，客观上也不能不一方面把中国一部分一部分的抓进自己的经济机体里去，做它的附庸，别方面正就因此而造成推翻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

　　中国的社会，在帝国主义统治之下，只能够保存着封建式的土地关系，维持着封建势力结合商业资本的中世纪式的剥削关系，适应着帝国主义的需要而开展资本主义的关系，虽然因此而引起了一些工业资本的发展，可是，封建残余的势力仍旧占着优势。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前途，在帝国主义统治之下，就只有殖民地化的道路：就是列强帝国主义互相抢夺着，分割着中国，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的附庸，主要的是保持封建势力，只在形式上改换一些，使它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而工业的发展是只能够在帝国主义所容忍的范围之内的。这种前途，必然的引起极剧烈的经济恐慌，直到现在的全国国民经济崩溃的情形，几万万群众的饥饿、死亡，是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保持自己的收入的代价。

　　工人阶级领导农民的基本群众的土地革命，彻底的完成民权革命的任务——解放中国，推翻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建立工农民权独裁，这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而中国无产阶级的特殊地位，他的领导权，一般的国际和国内的条件，都足以保障“革命转变”的斗争的胜利，而开辟中国经济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托洛茨基派反对列宁的“工农民权独裁”的口号和“革命转变”的学说。这是因为他们不但否认中国有“农民”和地主的阶级对抗，并且否认无产阶级的力量和领导权。方亦如的论调只是偷运托洛茨基主义的私货。

　　至于中国农民群众和地主阶级的斗争之中，现在半地主的富农和一般富农已经在反革命方面，无产阶级就要坚决的领导农民群众去反对富农。那么，这正是保障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有利的条件，而并没有“取消”什么民权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取消”农民群众和地主的阶级对抗，而且这正可以有利的影响到革命转变的速度。

　　注释

　　[1]今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研究》，见本卷第434页注⑨。

　　[3]李白克纳希德，今译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1826—1900），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参加1848年德国革命以及第二国际的创建工作，积极反对德国军国主义。

　　[4]今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7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加尔·李白克纳希德，今译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August Ferdinad Liebknecht，1871—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曾任国会议员。1916年同其他左派领袖一起组织斯巴达克同盟。1919年1月同卢森堡等一同被害。

　　[6]今译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7]今译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今译文参见《资本论》第3卷第994、998—99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9]布哈林，见本卷第30页注16。

　　[10]任曙，又名任旭、任昭明，四川南充人。1927年曾任中共中央农民部秘书、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中共湖北省委代理书记。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托洛茨基主义派代表人物之一。

　　[11]今译文参见《资本论》第3卷第99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2]今译文参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19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13]严灵峰，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托洛茨基主义派代表人物之一。1930年7月在上海创办《动力》杂志，同任曙、孙倬章等又被称为动力派。

　　[14]立三主义，即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主持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标志着立三主义的形成。这年9月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其在党中央的统治。

　　[15]今译文参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287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16]今译文参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398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17]《读书杂志》，王礼锡、陆晶清等主编，1931年4月在上海创刊。

　　[18]今译文参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18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19]今译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67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20]今译文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第157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1)本篇收入作者编的《战鼓集》（一），曾在1932年7月《布尔什维克》5卷1期上发表，署名何史文。这里根据中央档案手稿刊印。

　　(2)这里说的社会民主党还是欧战以前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这个李白克纳希德是加尔·李白克纳希德[5]的父亲。

　　(3)这是列宁自己注明农奴制度和封建制度之下的等级是有相同的意义的。

　　(4)马卡洛夫等，是指着地主阶级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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