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革命史应当这样写的么？|瞿秋白

中国大革命史应当这样写的么？

　　——对于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的批评（一九三二年五月八日）

　　一

　　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的历史，不但对于中国的劳动民众有极伟大的意义，而且对于全世界的劳动民众，尤其是殖民地的劳动民众，例如印度、高丽[1]、南洋群岛等等的民众，也有极重要的教训。中国革命的历史，不但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是最重要的斗争的经验，而且对于国际无产阶级和共产国际，正是布尔塞维克主义克服一切种种“中国式”的及非中国式的机会主义的斗争的纪录。华岗[2]的《中国大革命史》[3]，正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之后的四中全会的时候写好，并且付印；很自然的，——他应当根据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来总结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的经验，揭露一切种种错误的机会主义的“理论”，严格的审查和分析中国革命的事实，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的过去的错误。首先，这里要有坚决的无产阶级的布尔塞维克的阶级立场。但是，事实上呢？华岗同志在这部《革命史》里竟没有这样的立场，竟犯了腐化的自由主义的错误，甚至于偷运机会主义的私货。

　　华岗同志编辑《革命史》的方法，根本就是不对的。它没有根据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一贯的正确路线，来有系统的整理和分析中国革命的事变，阶级力量的变动，共产党的政策和口号的意义。他却是根据过去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各种时期的论调，——这些论调之中常常有许多是错误的，有许多是只能够代表当时个别的领导同志的意见的，——他却根据了这些论调，七拼八凑的汇集了许多材料，就算编好了一部《大革命史》。自然，他所根据的材料之中，也有好些共产国际的文件，可是，他并不能够根据这些材料，正确的去分析中国的事实；他只是机械的把这些正确的论断，混合在一些模糊的错误的意见里面。这样，他这部《大革命史》——本身就包含着许多矛盾，没有统一的，一贯的见解。与其说是《大革命史》，还不如说是“中国革命史材料汇录”；假使真是这样编法，那他也应当在每一段每一篇的材料底下，注明白：某人某年某月的论文，或者某一个机关某年某月的决议等等。而他不是这样做的；他把一切错误，都自己担负了起来，同时，他又想把一切正确的意见，也包含进去。结果，就表现了对于一切种种“左”右机会主义的腐化的自由主义。这正足以暴露他的立场根本也是机会主义的，他的不一贯，正是他的一贯的机会主义的表现。

　　二

　　首先，他的方法论上，根本就有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他在《大革命史》的第二版序言里说：

　　老实说，历史的记述，是没有所谓“纯客观的”。……但是我们始终以工农阶级的解放利益为前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与革命的教训为立场，能够正确的去把握并理解社会发展的本质，也就始终要比国民党、第三党[4]及取消派更客观些，根本些，彻底些。(1)

　　这里，他简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和所谓客观事实对立起来，照他的意思，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并不是唯一正确的，唯一合于客观事实的历史，而只不过是比较国民党、第三党、托陈派“更客观些”罢了。这种口气，仿佛是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并存起来，只要求自己的一些自由，而并不要求完全打倒国民党等等造谣诳骗的历史，并不指出国民党等等的历史根本是违反客观事实的，——反而承认他们也有一些“客观”，只不过比较我们更不客观些罢了。列宁说的：

　　真正相信自己是在推动科学前进的人，并不要求新的观点和旧的观点有并存的自由，而要求用新的观点去代替旧的。[5]（《列宁文集》卷五，一二二页——《怎么干》）

　　斯达林在反对腐化的自由主义的信里面也说任务是在于：

　　把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历史问题提到应当有的高度，把我们党史的研究放在科学的布尔塞维克的轨道上，使大家着重的注意去反对托洛斯基主义的，以及其他对于我们党史的造谣的人，有系统的去揭穿他们的假面具。[6]

　　可见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不是什么“比国民党、第三党、托陈派更客观些”的问题，而且要完全打倒他们的造谣历史，而建立唯一正确的历史。所谓布尔塞维克的，也就是科学的。反布尔塞维克的，一定也就是反科学的，违背客观事实的。苏联耶洛斯拉夫斯基[7]总编辑的四卷头的党史里面，曾经有了偷运托洛斯基主义的错误。直接对于这些错误负责的敏茨等等，企图辩护自己的错误，他们说：这是“因为太客观了，所以忘记了政治上的不适当”。苏联共产党的中央就特别指出这种辩护的荒谬：“问题正在于敏茨编的‘党史’不是客观的历史……敏茨同志和他的一些好朋友，自己以为做了一本‘客观的’历史，其实是一本非常之主观的历史，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们替那些最恶意的对于党史造谣诬蔑的人帮了忙。”（卡岗诺维支[8]）

　　华岗同志的《中国大革命史》，事实也犯着同样的错误，他并且在自己的第二版序言里，很直爽的说：他的这一部历史不过比国民党等等“更客观些”！其实，一定要有真正布尔塞维克的、真正阶级的、也就是真正科学的、真正客观的立场，方才能够正确的分析革命的历史；这种布尔塞维克的历史的目的，应当是完全打倒国民党、第三党、托陈派的造谣、诳骗、伪造的历史，而用自己去代替地主资产阶级的一切种种主观的历史。

　　三

　　华岗同志对于中国大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分析是模糊的杂乱的，是一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多元论的观点。他把发动中国革命危机的经济基础，机械的分割成为三大矛盾，几乎是互相没有联系的并列起来。这所谓三大矛盾是什么呢？一、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要求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脱离帝国主义的钳制和束缚，要求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争取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中国大革命的第一个经济基础”。二、是“封建势力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冲突，这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生活之中的第二个大矛盾，也就是中国大革命的第二个经济基础”。三、是土地革命的斗争，“客观上是在力争农村经济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由条件，这种斗争是反映农民经济与封建势力的冲突，这是中国大革命第三个经济基础”。而无产阶级呢？工人和资本家的阶级斗争呢？工人和本国的外国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呢？华岗并没有把这个重要的矛盾放在中国大革命的“经济基础”里面。固然，他描写了许多中国工人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但是，他的结论只是“中国无产阶级也很有利于推翻帝国主义、地主、买办、军阀、豪绅的反动统治，以保障发展工人运动的德谟克拉西[9]的条件”。

　　这样，如果微细的研究华岗同志的意见，那就不能够不说：华岗同志偷运了陈独秀主义的私货。照他的意思：中国大革命的经济基础，差不多完全是在“民族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是民族资本主义，反对封建势力的是民族资本主义，甚至于要求土地革命的也只是民族资本主义。他特别对于“民族资本主义”加上了一个注解，说是：“读者要注意：不可以把这里所说的民族资本主义，完全看成民族资产阶级”；这个意思自然是说，农民群众的土地革命也是为着民族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也是为着民族资本主义。而无产阶级在这个“民族资本主义的革命”之中，只不过要求一些“德谟克拉西的条件”。（华岗同志，忘记了加上一个形容词：应当是“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的条件。）结论是什么？自然应当和当初陈独秀的结论一样：推动资产阶级去领导革命和取得政权，而工人自己只要得到一些自由和德谟克拉西的条件好了！固然，中国大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主要的经济基础，是广大的劳动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的统治，固然，这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革命，这还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的范围；——但是，第一，最主要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是工人和广大的劳动民众，而不是什么民族资本主义；第二，最主要的真正彻底反对封建势力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群众——小资产阶级的基本群众，而不是什么民族资本主义；第三，这种反帝国主义的反封建的革命之中，开展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用自己的阶级斗争争取着革命之中的领导权，——争取着工农民权独裁的实现，——这个革命的开展将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促进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中国革命史的叙述和分析，必须着重在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争取，着重在工人的阶级斗争对于反帝国主义革命和农民反对地主的土地革命的领导，着重在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的必然性和经济上的根源。而华岗同志的写法，却是相反的，他十二分的着重在“民族资本主义”的作用，几十次的证明中国革命不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的范围，他事实上忽视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忽视了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中的劳资矛盾的发展和作用。他也许自以为这是反对托洛斯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的方法，殊不知道：他自己陷落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同时，也就帮助了托洛斯基主义，他曲解了列宁的“争取工人运动充分发展阶级斗争的自由条件”的方针，而替托陈派想出了一种“理论上的基础”，可以去辩护所谓国民会议的民权要求，——就是不要参加当时的革命政权，而只要一些“德谟克拉西的条件”，并且他根本没有分析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封建地主以及帝国主义的联系。华岗同志的这种错误和瞿秋白同志以前的错误是很相像的，他的全部《大革命史》之中有许多地方简直是直抄秋白同志以前的文章，完全没有经过坚决的清楚的批判。

　　四

　　关于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经济基础和革命任务、革命的前途，共产国际有明显的唯一的正确的分析和政治上的路线：

　　共产国际的路线　封建残余，以及依据在封建残余之上的官僚军阀的上层建筑，被各国帝国主义所竭力维持的，——这是中国现在实际状况之中的主要事实。中国现在发展着的土地革命，反对着封建残余，同样也反对着帝国主义。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基础和内容。武汉的国民党和武汉政府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运动的中心。南京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是反革命的中心。“赞助武汉”的政策，同时就是开展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政策，因此，就有其他许多必要的办法。因此，共产党参加武汉的国民党和武汉政府；这种参加不但不使共产党员要停止对于国民党的批评，而且要共产党员对于国民党里的同盟者的不彻底和动摇，加以努力的批评。共产党员的参加国民党和政府，是要赞助无产阶级在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中的领导作用的，是要促进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的。等到那个时候，——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将要接近完全胜利的时候，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之中将要发现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的时候，——到那种时候，就要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作为两重政权的动力，作为争取新政权的斗争机关，作为新政权——苏埃维政权的机关。[10]（斯达林：《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体会议上的演说。）

　　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共产国际的分析，是清清楚楚的认定中国革命之中的主要事实是：国际帝国主义所竭力维持的封建残余的官僚军阀的统治，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基础和内容，这是反对封建残余的，同时也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可是，这个革命之中最主要的力量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无产阶级要争取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争取自己在革命政权之中的参加，——决不仅是什么“德谟克拉西的条件”；——而且这种参加，是为着要促进革命的转变的，为着要开辟民权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之中的革命转变的道路的。而华岗的分析，虽然也提起“领导权”，也提起“建设社会主义的前途”，可是，他主要的结论只是：这个革命正在“争取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条件”！

　　五

　　帝国主义侵略之下的中国，封建残余的经济固然是在崩溃，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固然是在它的内心发展出来；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却是地主资产阶级和工农群众之间的斗争的中心问题。中国的地主阶级企图“逐渐的适应资本主义的条件”，而同时保存着地主阶级独占土地的地位，保存着地主阶级的政权。中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在一个短时间内，曾经赞助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但是它和地主阶级的联系特别密切，它在土地革命的问题上是绝对站在地主阶级方面的，这也是它背叛民族解放革命的一个原因。这样，起先是地主阶级，随后是地主资产阶级的联盟，竭力的企图适应着帝国主义的统治，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保存着封建残余的优势，而向着殖民地化的道路前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争取对于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尤其是农民基本群众的领导权，要用革命的手段，肃清封建残余，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解放几万万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群众，而开辟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中国革命史，——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直到五卅的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以至于广州公社[11]所开辟的现时的苏维埃阶段，——就应当在分析上面所说的中心问题的过程里，来加以详细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够正确的发见每一时期的阶级力量的对比，阶级力量的转变，真正坚定的站在阶级立场上面去分析群众和剥削阶级的斗争，真正明显的着重的指出历史发展之中的群众的作用。而华岗同志却没有抓住这个中心问题。

　　因此，他对于戊戌政变和义和团暴动的论断，完全没有阶级的立场，除出一般新闻记者式的描写一些帝国主义军队的残暴，描写一些康梁派[12]和李鸿章[13]、张之洞[14]等等的所谓“文人派”、“实力派”的互相勾结，互相斗争之外，简直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分析，更没有去发露阶级斗争的背景。列宁对于俄国“农奴解放”之后直到二月革命[15]的历史的分析，可以做我们分析中国历史的最好的模范，他说：

　　农奴主和自由派之间的著名的斗争，——我们的自由派历史家和自由主义的民粹派[16]历史家所铺张修饰得这样有劲的斗争，——其实只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大半还只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完完全全只是为着让步的方法和形式的斗争。自由派和农奴主是一样的，也是站在承认地主的政权和财产的基础之上的，他们很气忿的批驳一切要想消灭这个财产，要想完全推翻这个政权的革命思想。这是一派。这些自由派要想“从上面”来“解放”俄国，既然不毁坏俄皇的帝制制度，也不毁坏地主独占土地的制度和地主的政权，而不过警告他们要对于“时代精神”让些步。……地主的实行一八六一年的所谓“解放农奴的大改良”，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发展的力量，把俄国拉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别方面是恐惧农民的革命。那次农民改良，是农奴主所实行的资产阶级式的改良。这是把俄国变成资产阶级的帝制制度的一步。”但是，当时就另外有一派。这就是“赤尔纳塞夫斯基[17]，他是革命的民权主义者，他曾对于当时的一切政治事变，表现革命精神的影响。表现群众要求推翻一切旧政权的斗争的思想”。

　　这两个历史上的倾向，从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之后[18]，一直发展了半世纪，一天天的清楚的分离开来，一天天的确定下来，一天天的坚决起来。自由派帝制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是在生长，他们宣传只要有“文化”工作就可以满意的了，他们反对秘密的革命运动。而民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也在生长，起先是混合在一个乌托邦思想里的，混合在智识分子的民意党[19]和革命的民粹派的斗争里的，而从前一世纪的九十年代起，就跟着革命斗争从恐怖主义和个人宣传进到几个革命阶级自己的斗争的过程，而分化起来。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里，这两个一八六一年还只不过刚刚发现的倾向，刚刚表现在文学里的倾向，——就发展了出来，生长了出来，表现在群众的运动里面，表现在许多政党的斗争里面，表现在一切种种的方面：机关报上，群众大会上，群众团体里，罢工，暴动以及国会里面。

　　一八六一年产生了一九〇五年。那第一次的“伟大的”资产阶级式改良的农奴主的性质，使发展受着困难，使农民受着几千几万种的磨难，可是，并没有改变发展的方向，并没有能够预防一九〇五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八六一年的改良使爆发的日期延迟了一些，放开了一个相当的出气洞给了资本主义相当的生长；然而它并没有取消不可避免的爆发，这个爆发到了一九〇五年就出现了，这是非常之广大的战场，这是群众的袭击，这是对于俄皇的专制和农奴主地主的袭击。……[20]（以上见《列宁文集》第二版，第十五卷一四二——一四六页。）

　　第三届国会，从新的方面，在新的环境里，更加证实了俄国政治力量和俄国政党的主要的分化状态，这样分化，从十九世纪中叶就完全确定的发现了的，而从一八六一年到一九〇五年，一天天的更加形成起来；一九〇五——〇七年，这种分化爆发了出来，在群众的公开战斗的舞台上固定了下来，一九〇八——一二年仍旧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这种分化到现在仍旧是这样呢？因为俄国历史发展的客观任务没有解决，——这些客观的任务是民权主义的改革和民权主义的革命的内容，到处都是一样的，从一七八九年的法国直到一九一一年的中国。[21]（《列宁文集》，同上，第四〇七页。）

　　我在这里引了这样长的列宁的话，目的是在指出整个中国历史的方法——列宁主义的方法。华岗同志，根本就没有了解这种抓住历史的中心问题的方法。他在戊戌政变之中，没有发见“社会群众的基础”，他反而说这是“因为当时所谓士大夫（官僚与智识阶级！）受战败的刺激”。这当然是唯心论的观点。因此，他也没有暴露康梁党的根本目的是在预防革命。

　　同样，他也没有发见满清贵族和地主阶级的利用义和团运动，目的是在把农民群众反对剥削制度的刀锋移到所谓“洋鬼子”身上去，而自己避开革命的袭击。他只说：这是当时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而“打着扶清灭洋的尊皇旗号，不免有保护旧制度的反动意味”。他不知道戊戌政变和慈禧太后的利用义和团，原本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康梁的维新主义和慈禧的利用义和团，手段虽然不同，而主要的目的却都在于“保存地主制度和地主的政权”，他们内部的争论只在于怎样去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方法。

　　辛亥革命之中，从袁世凯[22]等等直到各省的督军和绅士，一方面闹着所谓“铁路民有”[23]和“收回权利”的运动，别方面，“非常之迅速的”从君主立宪以及绝对专制的立场转变到“光复共和”的政纲。这些真的同假的自由派的转变——怎样去说明呢？也是当时的地主贵族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预防”农民革命，“预防”反帝国主义革命的手段。华岗同志对辛亥革命的论断，却完全着重在所谓“资产阶级力争铁路商办”，说这“实在是一种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他虽然提起了几句关于“各处乡民反抗官吏苛敛运动”的话，但是，他并没有把这种群众运动看做农民的革命运动的浪潮，看做客观上反对绅士地主的一种运动，看做和绅商阶级的倾向绝对相反的，互相斗争着的一种运动。这和以前彭述之[24]的议论有相同的错误。

　　六

　　因此，华岗同志对于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中心问题，也就不能够抓住它的枢纽。一切革命的中心问题，是阶级的政权问题。中国辛亥革命的失败，在于政权仍旧保持在封建残余的地主官僚手里。所谓军阀制度就是这种封建残余的统治和商人资本结合的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斯达林说：

　　这种最初积累式的商业资本，很特别的在中国乡村之中和封建主的统治结合着，而且商业资本继承着封建主对于农民的中世纪式的剥削和压迫方法。同志们，问题是在这里。拉狄克[25]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他没有了解这个特点，没有了解这种结合——封建残余的统治和中国乡村之中商人资本的存在结合着，而且保存着对于农民的封建中世纪式的剥削和压迫方法。军阀制度、督军省长，一切种种现在的强盗式的，魔王似的军事官僚和非军事官僚，正就是中国这种特点之上的上层建筑。而帝国主义，是在维持并且巩固这整个的封建官僚的机器。至于说军阀占着土地，同时又是工业企业的主人——这种情形并没有根本改变军阀的实质。许多俄国的地主当时也管过工厂，以及其他的工业企业，可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仍旧做封建残余的代表。如果在许多区域里面，农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十要归绅士和地主；如果地主在经济上、行政上、司法上都有实际的政权；如果直到现在，在许多省份里面，还有贩卖妇女和儿童的事实，——那么，就要承认这种中世纪的环境里面：统治的力量是封建残余的力量，是地主的力量，是地主性的官僚的力量，是军事官僚和非军事官僚的力量，他们很特别的商业资本的力量结合着。[26]（斯大林：《和孙中山大学的学生的谈话》——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

　　但是，华岗同志怎么说呢？他说：因为辛亥革命的领袖“尊重外人在华的条约权利；因此（！），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清帝退位，而政权依旧移入另一个反革命势力——封建军阀袁世凯手里。”固然，放弃反帝国主义的任务，是辛亥革命的领袖的最严重的罪恶，但是，问题还在于为什么这些“革命领袖”这样妥协和不彻底！这就因为大多数的辛亥革命“元勋”，本来就不要革命，他们的出现，根本是为着要挽救地主阶级的政权的，根本的为着挽救帝国主义的统治的。辛亥革命时候的平均地权的口号和农民群众的暴动，却表现着另外一种力量另外一种社会阶级。这种力量在当时是被反动势力镇压着，出卖着，蒙蔽着。这两种力量之间的斗争的分析，应当是辛亥革命历史的中心。

　　辛亥革命的失败，是由于政权仍旧保持在地主阶级手里，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这些稍稍改头换面的地主性的官僚军阀，必然的尊重“外人在华的条约权利”。而当时的资产阶级，主要的土著的商人资本，完全不要反对地主的封建势力，却正在这个时候，进一步的和封建残余结合，形成割据的军阀制度的经济基础。

　　五四运动和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上发展出来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新的浪潮。这时候，工业无产阶级逐渐的表现自己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一直到争取革命的领导权。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无产阶级要联合农民群众去推翻帝国主义所维持的一切南北军阀的政权，而建立工农民权独裁的政权。工业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最初一期是赞助这个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的，是想利用群众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但是，许多小军阀，尤其是南方的军阀，跟着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发展，也在混进革命的营垒。从杨希闵[27]直到冯玉祥[28]、唐生智[29]，都又成了“革命军人”了！这是辛亥革命时候的老调，这又是企图用欺骗的手段，来预防农民的土地革命，想改换一些形式而实际上保存买办地主的政权。华岗同志对于这种现象怎么解释呢？他说：“固然这种军阀地主为吃醋争风而‘参加’革命……但在客观上，这种资产阶级南方军阀地主对北洋军阀反抗之中，必定要叫出些革命口号，客观上在一个相当情形之下，是有利于革命之发展的。”这和一九二六年蔡和森同志主张“西南团结，暂时不必北伐，而要在南方做出革命政府的模范”的理由，是非常之相像的。这明明白白是机会主义的观点。这些南方军阀为着反革命的目的而混进革命的营垒，他们被群众斗争威迫着逐渐混进来，以便从容布置抵制和压迫土地革命的步骤；而华岗同志不暴露他们的阶级的实质，不指出对于这些军阀的容忍妥协和不敢批评——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过去机会主义的根源之一；他反而跟着过去的错误，再来说明一次这些军阀怎样“有利于革命之发展”！

　　七

　　华岗同志对于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本身的叙述，因为上面所说的阶级观点的模糊，也就重复着过去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各种错误。关于五四运动，关于海员罢工和二七屠杀，关于国民党改组，关于商团事变[30]，关于国民会议运动[31]，他都只收集了每一个时期的当时流行的意见，用一种庸俗的，新闻记者的笔调，随随便便的描写过去。这里，我们看不见阶级的立场，看不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对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的变动和革命口号的转变，都没有抓住中心问题做分析的枢纽。

　　至于五卅前夜的罢工浪潮，一直到广州暴动的革命事变的经过，在华岗同志的叙述里面，也同样没有清楚明了的阶段。而最主要的，是他的叙述没有把中国革命里阶级关系的变动来做中心。我们简直没有可能每一段的详细的来批评。举例来说，他简直完全忘记了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南京屠杀[32]——而那次英、日、美帝国主义在上海暴动[33]之后，联合进攻中国革命而炮轰南京的事实，是中国大革命之中的一个主要关键。同样，像廖仲恺被刺的事变[34]——关系到整个所谓“广州时期”的事变，他也会完全忘记的。他的叙述，有些只是抄袭当时新闻记者的“生动的文章”——例如说到国民党第一次东江之战的时候，他随随便便的写了几句：“香港政府至此态度为之一变，报纸都骂陈军[35]‘抢了就跑’，并盛称‘国民政府’是受过教育的人。”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而“广州时期”的南方“革命军阀”怎样一批一批的反叛，农民群众怎样一天天的起来斗争，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怎样影响到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国革命怎样从这个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他都没有分析的。同样，他对于“武汉时期”和苏维埃时期的转变过程，也是没有辩证法的论断和叙述的。

　　关于中国大革命的阶段，必须要根据中国阶级关系的变动和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过程，来做整个许多丰富的事实材料的方针，这样，才能够写出真正布尔塞维克的中国大革命史。斯达林说：

　　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的时期，当时的革命是全民的联合战线的革命（广州时期），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的智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中的一个，正是这些阶级的代表和共产党员共同工作，都包含在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组织里面，这个组织就叫做国民党。这些同盟者不是同样靠得住的，也不会是同样靠得住的。他们之中，有些是多少总是靠得住的（农民、城市贫民），有些是不大靠得住的，而且是动摇的（小资产阶级的智识分子），第三种是简直靠不住的（民族资产阶级）。当时的国民党，多少总是一个群众的组织，这是没有什么争论的事实。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政策是：使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右派）孤立，为着革命的利益而利用他们，推动小资产阶级的智识分子（左派），使他们左倾，而使农民和城市贫民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当时的广州是不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呢？无条件是的。……

　　革命第二阶段的时期，当时蒋介石和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转变到了反革命营垒里去了，而革命运动的中心从广州移到了武汉，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的智识分子。为什么民族资产阶级走到反革命营垒里去呢？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害怕工人革命运动的规模——这是第一，上海方面帝国主义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压迫——这是第二（斯达林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国革命的问题》里说：“南京的炮火，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中国互相斗争的力量的新的转变的信号。帝国主义炮轰南京，并且提出哀的美敦书，他们是要说明：他们正在找寻民族资产阶级的赞助，为的要共同来反对革命。蒋介石屠杀工人而实行政变，这就是答复帝国主义说——他愿意民族资产阶级也勾结着帝国主义去反对工人和农民”。[36]）这样，革命失掉了民族资产阶级。这是革命的部分的损伤。然而正因为这个缘故，革命进到了更高的阶段，进到了土地革命的阶段，更加接近的吸收了广大的农民群众。这是对于革命的优点。当时，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国民党是不是群众的组织呢？无条件是的。它比广州时期的国民党更加是群众的组织了，这是没有什么争论的。当时，武汉是不是革命的中心呢？无条件是的。只有瞎子才会否认。如果不是，那么，在武汉的区域里（湖北、湖南），就不会是共产党所领导的最大限度发展的土地革命的根据地。共产党员对于国民党的政策是：推动它使它左倾，使它变成工农革命民权独裁的干部。当时有没有这种转变的可能呢？有的。至少，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可能是不存在的。我们当时简直就说得明明白白的——为着要使武汉国民党变成工农革命民权独裁的干部，至少必须有两个条件：国民党的极端民主化和国民党的直接赞助土地革命。假使共产党员放弃这种转变的企图，那才是蠢呢。

　　现在的时期的特点，是武汉国民党的领导机关走到了反革命营垒里去，小资产阶级的智识分子离开了革命。这种分离的原因，第一是小资产阶级的智识分子害怕正在生长的土地革命，以及封建势力对于武汉领袖的威迫，第二是帝国主义在天津方面的压迫，帝国主义要求国民党和共产党员分裂，作为放任国民党往北发展的代价。反对派（托洛斯基——齐诺维耶夫派[37]）怀疑中国有封建残余。但是，现在人人都明白了：封建残余不但在中国存在着，而且在现在时候还比革命袭击的力量强些呢。革命在这一次暂时失败了。革命失掉了小资产阶级的智识分子，这正是革命暂时失败的征象。然而正因为这个缘故，革命更加密切的把农民和城市贫民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因此而造成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基础。这是对于革命的优点。[38]（斯达林：《对于时局问题的杂记》——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真理报》。）

　　大家读过了斯达林的这一段话，一定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中国大革命的过程，看出中国革命之中各种阶级力量转变的关键，帝国主义压迫革命的力量，封建残余维持自己的统治的企图，以及无产阶级团结自己的同盟者，进攻反革命，进攻背叛革命的靠不住的革命同盟者……等等的路线。而华岗同志的《大革命史》，写了二百五十页的“中国大革命的经过”，还是不能够给读者一个清楚明了的印象。

　　八

　　最后，要说到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对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之中的作用的估量。固然，他说了一句：“中国共产党显然都演着极重要的作用”。固然，他时时提到共产国际路线的正确，提到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但是，照他的全部叙述来看，中国共产党只有消极的作用，没有积极的作用，或者，共产国际的路线虽然正确，可是完全因为共产党对于共产国际路线的怠工，所以并没有实现。对于整个共产党的作用，没有正确的估量。这种叙述是不正确的——他的题目是《大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而他的文章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的错误路线。

　　中国共产党的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就在国际执委的领导之下，指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独秀、述之、秋白、国涛、和森等等）的极严重的机会主义路线，但是同时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群众，整个共产党是革命的战士，是为着无产阶级的利益，为着革命的前途而斗争的。共产国际的路线，在一九二三——二七年之间，是经过中国共产党，而领导着中国革命的向前发展的。斯达林说：

　　共产党在这第一时期的成绩是什么？革命地域的推广，广州军队达到了长江；无产阶级公开组织（工会、罢工委员会）的可能，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形成了党；开始建立农民组织的支部（农民协会）；共产党员参加军队。

　　可见，共产国际在这一时期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

　　共产党在这第二时期的成绩是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这时期从五六千党员发展到五六万党员。工人的工会组织了全国的总会，总共将近有三百万的会员。最初的农民组织也发展成了极大的团体，包含到几千万的农民。农民的土地革命运动发展到了极伟大的规模，在中国的革命运动里占了中心地位。中国共产党争取了公开组织革命的可能。共产党成为土地革命的指导者。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已经从一种愿望开始变成事实。固然，中国共产党没有会利用这一时期的一切可能。固然，中国共产党中央在这一时期做了极大的错误。然而想要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就一下子成为真正布尔塞维克的党，那才可笑呢……真正布尔塞维克的党不是一下子就生出来的。

　　这样，可见这一时期共产国际的领导完全是正确的。……

　　无产阶级在这期间能够把广大的农民群众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那里夺过来，使他们围绕着自己的旗帜。共产党，经过广州的第一阶段的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扩大了革命的地域，变成了群众的党，创造了公开组织无产阶级的可能，开辟了接近农民的道路。共产党，经过联合武汉国民党的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的政策，在革命的第二阶段增加了自己的力量，扩大了无产阶级的组织，从国民党领导方面夺取了广大的农民群众，而创造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条件。民族资产阶级，丧失了和广大民众的联系，而走到了反革命营垒里去了。武汉国民党的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被土地革命吓坏了，在成千万农民群众的眼光里完全丧失了自己的信用，而跟着民族资产阶级去了。然而正因为如此，几千万农民群众看见了无产阶级是他们的唯一的靠得住的领袖和指导者，所以更密切的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39]（见同上）

　　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方面共产党领导机关过去错误的严重，另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之中的真正的作用，它在斗争的过程之中，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改造着自己，锻炼着自己，肃清一切机会主义的分子，提高自己的斗争的力量。可是在华岗的《大革命史》里，我们只看见零零碎碎的没有系统的关于共产党领导机关的错误。而且华岗同志对于这些错误的认识也是不充分的。因此，他在许多地方偷运了机会主义的私货：

　　第一，他说：“当时广东的党一方面反映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别方面在广东的国际代表鲍罗廷[40]在那时还能相当执行国际的指示。”这是机会主义者企图把所谓广东路线和上海路线对立起来，说当时上海的中央虽然是一贯的孟塞维克的路线，而广东的党部却有布尔塞维克的路线。其实，广东党部虽然在当时（一九二五——二六年）做了很多的群众工作，而政治路线上却也是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的斗争，想要请左派国民党去做“唯一的领导”的。

　　第二，他说：“上海三次暴动是中国革命史上伟大的一页，是暴动的艺术上伟大的成功，可以垂为历史的教训。”这也是错误的估量。固然，上海暴动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的一页”，然而上海暴动之中错误很多，决不能够说是“艺术上的成功”。这是机会主义者彼彼尔（现在已经被共产国际开除了的，以前是美国共产党右派洛夫斯敦[41]一派的一个领袖。），他企图说广州暴动是盲动，所以故意把上海暴动的“艺术上的成功”描写出来，去和广州暴动对立起来。

　　第三，他说到瞿秋白的《中国革命的争论问题》的错误，但是，他所指出的错误仅仅是秋白同志自己在六次大会之前承认的错误，还没有根本发露秋白的盲动机会主义的根源。因此，他不但没有指出六次大会上秋白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之中的错误，并且差不多完全继承秋白当时的错误：对于中国经济的分析，完全只着重在民族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之间的种种矛盾，而不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做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固然，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当前的阶级对抗——主要的还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矛盾——列宁所谓封建社会里阶级对抗，——然而如果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还没有了相当的发展，那末，这个革命的动力之中怎么会有无产阶级，而且无产阶级还会是革命的领袖阶级呢！？那末，这个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怎么会有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呢？！华岗同志继承着这种错误的分析，这就难怪他一方面引着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的议决案说：“中国革命如果不超越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范围，决不能够推翻帝国主义的”，而同时，他在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经济和阶级的全部分析里，却几十次的说明：中国革命“所要直接与可能完成的任务并没有超过资本主义存在的范围，反之，在客观上他正是争取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条件”。

　　这样，华岗同志事实上偷运了“广东路线”、“彼彼尔理论”、“秋白主义”……的机会主义的私货。

　　总之，华岗这部《革命史》，因为上面所说的许多原因，所以包含着无数的大大小小的错误，——简直没有办法详细的批驳，因为这样一来，可以写出一部比他的原书还要大的“大作”。我们这里所指出来的，只是一些例子罢了。而综合起来，应当肯定说：这是非布尔塞维克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史》。

　　原载1932年7月《布尔什维克》第5卷第1期

　　署名：范亢

　　注释

　　[1]高丽，今朝鲜。

　　[2]华岗（1903—1972），又名华少峰，浙江衢县人。大革命时期先后担任中共南京地委书记、浙江省委书记等职。大革命失败后，曾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团中央宣传部长。1928年出席中共“六大”，以后长期从事党的文教工作。

　　[3]《中国大革命史》，华岗于1930年末写成。在1931年《布尔什维克》第4卷第3期上发表了该书的第六章。

　　[4]第三党，见本卷第32页注31、32。

　　[5]今译文参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321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6]今译文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0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7]耶洛斯拉夫斯基，今译雅罗斯拉夫斯基（Емельян Михайлович Ярославский，1878—1943），苏联共产党著名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写有俄国共产党党史和俄国革命运动史方面的著作。

　　[8]卡岗诺维支，今译卡冈诺维奇（Лазарь Моисеевич Kаганович，1893年生），苏联国务活动家。历任苏共中央书记、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等职。

　　[9]德谟克拉西，英文Democracy的译音，意为民主。

　　[10]今译文参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79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11]广州公社，指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武装起义后建立起来的广州苏维埃政府。

　　[12]康梁派，指康有为、梁启超所领导的以拥护光绪皇帝载湉进行维新变法为宗旨的政治派别。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始，广东南海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领袖。1888年第一次上书清帝，建议变法。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时，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1300余名上书要求拒绝签约，主张变法图强，即所谓“公车上书”。1898年在北京组织保国会，受到光绪帝召见，促成戊戌变法。变法失败，逃往日本。后同梁启超组织保皇会，反对民主革命。

　　梁启超，参见本卷第186页注22。

　　[13]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安徽合肥人。先后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两广总督，长期掌握清政府的内政、外交、经济、军事大权，曾代表清政府多次签订卖国条约。他从19世纪60年代起开办军事工业，70年代开始编练北洋海军，逐渐扩大其所谓“求富自强”的洋务活动，是洋务派的首领。

　　[14]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直隶（今河北）南皮人。1889年署湖广总督，创办汉阳铁工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厂等，为清末洋务派首领之一。1898年发表《劝学篇》，反对维新变法。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搞“东南互保”，镇压两湖地区的反洋教斗争和拥护光绪帝当政的自立军起事。

　　[15]二月革命，见本卷第188页注23。

　　[16]民粹派，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派别，产生于19世纪60—70年代。他们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主张发动农民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主张采取暗杀恐怖手段加快社会改革。

　　[17]赤尔纳塞夫斯基，今译车尔尼雪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1828—1889），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作家，著有《资本与劳动》、《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则》及长篇小说《怎么办？》等。

　　[18]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迫实行改革，于1861年2月19日颁布了废除农奴制度的特别文告和安置农奴的《法令》。

　　[19]民意党，俄国19世纪末的革命组织，主张对统治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和以恐怖手段进行颠覆活动。

　　[20]今译文参见《列宁全集》第17卷第104—107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21]今译文参见《列宁全集》第17卷第473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22]袁世凯，见本卷第63页注①。

　　[23]铁路民有指民间自筹资金修筑铁路。1903年开始，一批爱国绅商为抵制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主权，在十几个省发起准备自办铁路。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将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旋将筑路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激起“保路风潮”。

　　[24]彭述之，见本卷第428页注10。

　　[25]拉狄克，见本卷第301页注⑦。

　　[26]今译文参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18—219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27]杨希闵（1886—1967），云南宾川人。滇军将领。1922年末经孙中山联络，曾率滇军会同桂军、粤军将陈炯明赶出广州。1925年在广州发动军事叛乱，被国民革命军平定。

　　[28]冯玉祥（1882—1948），字焕章，安徽巢县人。原直系将领。1924年10月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贿选政府。1926年9月在五原誓师，参加北伐。1927年“四一二”后追随蒋介石、汪精卫反对共产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赞成抗日。1933年5月同共产党合作，在察哈尔省（现在分属山西、河北和内蒙）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后继续采取和共产党合作的立场。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解除军职，以水利考察专使的名义出访美国。1948年初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被选为常务委员和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1948年7月由美乘轮回国，9月1日于途中遇难。

　　[29]唐生智（1889—1970），字孟潇，湖南东安人。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湖南省政府主席等职。大革命失败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第五路军总指挥等职。曾一度参与反蒋活动。

　　[30]商团事变，指1924年10月由英帝国主义支持的广州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

　　[31]1924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电邀北上，与段祺瑞政府共商国是。为支持孙中山，抵制段祺瑞御用的“善后会议”，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和其他进步力量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在上海、南京、广州、北京、天津等全国各地成立了国民会议促进会，并于1925年3 月1日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同时在全国掀起了国民会议运动。

　　[32]南京屠杀，见本卷第392页注④。

　　[33]上海暴动，见本卷第199页注⑨。

　　[34]廖仲恺（1877—1925），名夷白，广东惠阳人。国民党左派领袖。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先后兼任工人部长、农民部长、财政部长、广东省长和黄埔军校党代表等职。1925年8月20日，遭国民党右派指使暴徒暗杀。

　　[35]陈军，指陈炯明的军队。

　　[36]今译文参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2—203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37]即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派。见本卷第350页注①。

　　[38]今译文参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305—306、306—307、308—309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39]今译文参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306、307—308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40]鲍罗廷，见本卷第144页注③。

　　[41]洛夫斯敦，今译罗夫斯通。见本卷第30页注17。

　　(1)这里的旁点是我加上去的。《大革命史》的第二版没有付印，我所引的是华岗同志的原稿。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