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恢复时期到建设时代|瞿秋白

从恢复时期到建设时代

　　——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苏联的经济政治状况

　　第十四次大会到第十五次大会之间的苏联共产党。　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苏联的经济，可以算是结束了恢复时期——工业和农业，都已经恢复到了欧战以前的程度（一九一三年的程度）；而且如果单独的看某几种产业，那么，甚至于已经超过了欧战以前的程度：新建设的工厂都已经采取最新式的技术设备；旧的工厂也有许多新添了新式的机器；有几种重要的产业，主要是铁、煤和煤油，已经比以前扩大；水炭事业，苏联不但在数量上是世界第一，就是在采取的技术上，也是世界第一；发见了极多的钾酸盐，因此农业上，以及化学工业上简直得到了极大的改革。电气化的计划实行了，工业之中应用电力的增加了不少。而好些农村和家庭手工业都应用电气，这更是社会主义工业和小农经济联络的第一步。农业上开始采用多种植物按年轮流耕种的办法，采用耕种机器，各种合作社大大发达，这些都使农村之中实行集体式的经营的道路，更加扩大了。苏联的货币制度完全稳定了，国家预算没有亏空，国外贸易总是“出超”的。虽然那两年有好几件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准备武装干涉苏联（英俄绝交，伦敦、北京、上海、柏林的苏联使馆或者商务代表署被搜查），然而苏联国家的势力已经完全巩固，可以往前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不但依据国内的武装力量，而且依据工农巩固的联盟以及自己的经济力量。所有这些，都证明一个国家里面可以建设社会主义，并且可以有更广大的计划来建设。于是从以前单是各产业的简单建设计划，进一步提出全国经济总建设的五年计划。所以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要素之一——有计划的原则，就已经有了巩固的基础。

　　苏联共产党的反对派，只看见个别的缺点，就来批评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经济政策，企图提出自己的经济政纲，可是他们的政纲是自相矛盾的，常常动摇的。

　　现在，我们把这重要的过渡关头——从恢复进到建设的过渡关头，苏联共产党经济政策的主要问题，来简明的叙说一下：

　　工业化的速度和道路问题。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策是要使苏联工业化，反对派对于这一点是并不反对的。问题是在工业化的速度和道路。反对派总是说：苏联工业的发展比农业慢，而反对派所引用的统计却是不正确的（一九二六年七月的中央全会上智尔仁斯基[1]证明给反对派听了的）。反对派的理由是：农村是在发财，农村之中是在积聚资本。七月全会的时候，统计上可以看得出的是：一九二四——二五年度苏联农村总共买了2,500,000,000卢布的货物，到一九二五——二六年度，就买了2,600,000,000卢布。而且俄国农民就算多买了四万万卢布，也不过一个人多买了四个卢布。而自命为代表工商业的反对派，居然因此大发其恐慌呢！

　　俄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大会上，本来很明显的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路线是中央委员会的，就是要使苏联的经济发展，脱离技术程度比较高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束缚——自己增加生产工具、机器等等的制造；别一条路线是反对派的（沙享、莎郭里尼夸夫[2]的提案），就是要苏联的经济发展，更加受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束缚，——阻碍苏联自己工业的发达，使苏联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可是，第十四次大会之后，反对派联盟在自己的经济政策里面，仿佛加了些“新的”意见，他们看见“工业化”的口号很能够得到大众的信仰，因此，自己申明是主张用更快的速度发展工业的。他们认为中央委员会发展工业的速度是不够的，他们要求增加发展新工业的大批投资。表面上看来，反对派联盟的这种要求，仿佛是很“左”的主张。然而，他们要增加大批的投资，请问这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去弄来？照他们的办法，不但要使大多数农民，甚至于要使大多数工人都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原来反对派的提议，是要提高一切工业品的价格，从涨价的办法之中来筹出大批的资本来。反对派并且提议，对于中农加税，以为“暂时”和中农争论一下是不要紧的。苏联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同样认为必须逐渐投入大批的资本去发展工业；然而反对派认为当时的投资是太不够了，因此有种种涨价、加税等的提议；其实如果照着反对派的提议实行起来，一定连当时那些做到的成绩都会没有，而且一定破裂工农的联盟。

　　价格政策的问题。　反对派政策尤其错误的地方就是对于工业品和农业品价格的主张。苏联在俄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大会（一九二四年春天）之前，因为工业品和农业品的价格相差太远（所谓剪刀状态），所以就发生经济危机。要解决这个“剪刀问题”，只有两方面进行的办法，就是一方面维持农业品的价格，一方面减低工业品的价格。于是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党内便发生了争论——反对派的开始便是为着反对减低工业品的价格。然而经济政策上却必须实行这个办法，因为只有减低工业品的价格，才能够真正提高工人的现实工资，同时，也是提高农业劳动的代价——工业品是大多数人民日常的必需品，如果价钱很贵，那么，工人的工资只管增加，他们能够买的东西仍旧很少，同样，农民的收成只管很好，他们能够换得到的日用品一定仍旧是不多的。当然，要工业品的价格减低，同时必须真正减低工业品的成本，就是实行生产的合理化，提高劳动的生产率。这些办法，对于苏联的工人和农民，是同样都有利益的。一九二七年的夏天，就实行减低工业品价格百分之十。一九二七年七月的中央全会决定再继续的实行减低价格。

　　托洛茨基的反对派联盟，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和四月的中央全会的时候，却居然投票赞成减低价格；可是，这并不是因为反对派承认这种办法是正确的了；他们投票赞成减价，只不过是因为恐怕工农群众要更加离开反对派，——这只是一种应付手段。这个价格问题，因此亦就是反对派内部分化的一个原因。萨普洛诺夫[3]等的“最左派”（十五人派），就因此分裂出来，他们公开说出托洛茨基的赞成减价是“无原则的应付手段”。原来，整个反对派联盟对于经济政策的原则，是不管农民经济的死活，更不管要引导中农群众亦走上集体农场化的道路等等问题，一味的只要“发展”工业，因此而放弃国外贸易的国家独占亦可以，因此而提高工业品价格亦可以，对于中农加税亦可以……这种所谓原则，事实上是只要工业发展，而不要工业一定有社会主义的发展，不要工业去领导农业的社会主义发展。

　　工资政策和生产合理化的问题。　苏联共产党认定自己的任务是经常不断的竭力改良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改良社会保险，消灭失业，改良住宅，增多卫生设备等等。然而必须工业发达，全国经济建设进步，经费增加起来，这些办法才可以逐步进展。关于工资的政策，是首先提高原来很落后的区域，平均全国各业的工资，然后一般的提高工资的水平线。这些问题里面，实际工作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成绩。然而反对派却说，苏联工资的增加比劳动生产率的增加，来得落后。这里，反对派忘记了一件“小事”——就是苏联的国立工业里面，必须有“社会主义的资本积累”，必须经常的扩大生产，因此，工人阶级所生产的价值之中，必须留出相当的一部分；如果工人生产的价值，全部都归工人自己享用（就是工资的极大高度的增加），那么，哪里来的经费去建设新的工业、开辟新的事业呢！“社会主义的资本积累”大半是靠国立工业和国立商业的利润，以及国家的税捐。所以亦可以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费，是出在农民和新资产阶级的身上，同时，亦有很不少的部分是出在工人阶级自己的身上。因此，要增加工资，同时必须增加工人劳动的生产率，就是要工人的劳动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东西，国立工业的经费才能够有更多的增加。而工人生活状况的改良，社会保险费的增多等等，也就靠这种“社会主义的资本积累”的日益增多。

　　生产合理化的问题亦是同样的道理。苏联共产党认定自己的任务是实行广泛的生产合理化。生产合理化是增加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方法。社会主义的苏联是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资本家要增多工人的生产量，他们所实行的合理化，主要的是加紧对工人的剥削。苏联的生产合理化，主要的是改良机器，改换工厂的设备，装置新式器械。可是，有的地方，也要靠更好的利用旧式机器，利用原有的设备，把旧式机器重新装置过，把运输原料和搬出产品的方法改换得更加敏捷，节省燃料、原料和其他应用品等，改用“孔威恩制度”（就是一件生产品，从原料直到完全制造成功，都用机器继续不断的做成；减少管理员的人数，支配主要工人和辅助工人的人数，使经费能够更加节省等等）。苏联共产党所实行的生产合理化，是特别注重工人自己的参加，能够使工人自己设法想出工厂里的许多新办法出来。为着这个目的，苏联的共产党和工会，想出组织“生产会议”，创办奖赏品的办法，提倡新发明等等。而反对派却武断的说：这是剥削工人，这是造成失业等等的合理化！

　　失业问题。　当时（一九二六——二七年）苏联的确有失业的工人，而且失业的人数亦不算少。可是苏联的失业在原则上是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不相同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面，工人失业，大半是因为“多余”的亏本的工厂倒闭了的缘故，是因为新发明的技术只需要更少的工人了；资本主义国家里面，工人的总数往往要因此而减少（例如，一九二六——二七年英国的煤矿工人）。至于苏联的各种工业，虽然也有困难的时候，可是工人每年都在增加起来，工人的总数正在一年比一年的多起来，所以苏联的失业，主要的是乡村之中出来的农民，农业之中多余出来的劳动力。苏联共产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办理社会保险，倡办社会工程，扩大农业生产，发展重新制练农产品的工作，垦殖新式农产品，扩大水利工程，发展移民运动，实行沿海州等处的殖民，训练熟练工人（工厂职业学校、技术学院等），组织失业工人的劳动（劳动社）等等；还有实行七小时工作制，后来一九二九年又实行“不断星期制”(1)。

　　而当时反对派却认为这种政策是太迟缓了，他们武断的提议最短期间消灭失业的要求。皮亚塔夸夫[4]在一九二七年七月的中央全会上说，苏联现在的失业，是中央委员会的错误政策引起来的危机，反对派却能够在最近一年之中完全消灭失业。其实，这都是空想，要消灭失业，必须还要根本上的经济进步，至少还要工业以至农业有好几年的发达。

　　社会主义的资本积累和反对私人资本的斗争。　新经济政策制度之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发生反对私人资本的斗争问题。新经济政策的制度之下，私人资本和国家资本竞争着，社会主义的工业和国立商业要去和私人资本的工商业竞争，所以“谁打败谁”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要紧问题。苏联共产党的政策是：使私人资本工商业的发达，只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就是有利于苏维埃国家的限度之内。无产阶级独裁制调剂着监督着私人资本的发达。如果为着无产阶级独裁制的利益，需要完全消灭工商业之中的私人资本，那么，苏联共产党当然应当这样决定，并且可以实行这种办法。可是，当时谁都没有提起这个问题。一九二七年，反对派还申明过：他们连新经济政策都并不主张取消的。那么，对于私人资本的问题，反对派的政策和中央委员会的政策有什么分别呢？分别是在于反对派对于私人资本只有一个糊涂政策。一方面反对派否认苏联经济之中私人资本的成份一年比一年的减少，而夸大的说私人资本怎样怎样的巨大，因此，提议对于私人资本的税捐要大大的增加。别方面，反对派又提议提高国立工业出产品价格等类的政策，恰好是可以帮助私人资本的作用更加扩大起来的。反对派还提议从国立商业和合作社之中抽出一大批资本来放到工业里面去，这种政策又是帮助私人资本在商业方面扩大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却是限制私人资本的生长，逐渐完全排斥私人资本，设立起更多的国立企业和合作社企业来。这种政策的实行，的确见了极大的成效。

　　税捐政策。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税捐政策，是：对于贫农完全免除税捐，对于中农减轻税捐；对于富裕的农民经济和富农，就相当的加重税捐的负担，然而亦不使他们这种农民经济弄到不能存在的地步。苏联共产党的反对派，当时对于税捐政策，亦有特别的和中央相对立的主张。他们提议：“要从农民身上多拿一些。”皮亚塔夸夫[4]在一九二七年七月的中央全会上，代表反对派要求从农民的多余粮食之中再征收一万五千万到二万万铺德的粮食（一铺德约合中国三十斤）。这种征收，在当时简直是要破坏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然而这种提议并不是偶然的，这是有反对派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上的根据的。普莱沃白腊仁斯基[5]是反对派的理论大家、经济学大家，他发明一个“社会主义的资本积累的特别公律”，仿佛农民小生产者是无产阶级工业的殖民地，社会主义的资本积累完全只靠剥削这些小生产者。很明显的，如果苏联共产党采取了这种学说和“公律”，那么，一定就要破坏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关系，使无产阶级独裁制丧失自己的保障。列宁主义的政策，决不是去剥削小农生产者，决不是去企图简单的消灭小生产者，而是要经过合作社化，把小农经济改造成集体的大经济——经过农民群众在无产阶级国家领导之下的合作式的联合。

　　总之，反对派以前对于工业品价格的问题，是主张“越贵越好”，而现在对于农产品税捐的问题，又是主张“越多越好”；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要受到怎样的影响，他们却是不管的！

　　反对派和无产阶级独裁制的问题。　关于政治制度的问题，反对派也提出许多责备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话：什么“脱离阶级的轨道”，什么“腐化”，什么“热月政变主义”[6]，什么“苏维埃国家阶级基础的腐化”，“国家政权的性质已经不是完全无产阶级的性质”，——所有这种一切的责备，仿佛是“左”的方针，仿佛从“左”边来批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反对派竭力的证明：“苏维埃已经被官僚主义所腐化了。”萨普洛诺夫和史美尔诺夫[7]在一九二七年甚至于提出“恢复苏维埃”的口号。一九二六年的时候，反对派就提出一种说法，说苏维埃被小资产阶级所蹂躏了。事实上怎么样呢？事实上，无产阶级独裁制必须工人阶级对于农民有适当的政策，使工人阶级的确能够领导农民。农民的积极性，尤其是贫农，以及中农的积极性正在增长，所以苏联共产党必须实行“苏维埃积极化”的政策，引进农民干部参加社会工作，实行改良下层苏维埃机关的办法，改良农村之中的信用制度；总而言之，就是实行苏联共产党当时的口号：“向着农村。”苏联共产党所应当实行的政策，不是去扰害农民，不是去惹起农民的反感，而是保障无产阶级及贫农和中农的巩固联盟，使中农的确能够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

　　当时反对派的活动一天天的厉害起来，简直是要分裂苏联的共产党，这当然有极大的危险，可以使无产阶级独裁制之下存在着两个政党，或者好几个政党，这些政党的互相斗争，会使苏维埃真正变成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而且这就要根本破坏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无产阶级独裁制之下，是不能够容许两个政党的存在的，或者一个政党之内有两个派别的存在的。列宁说过：“无产阶级独裁制之下没有资产阶级国会制度的基础，没有资产阶级式的政党制度的基础。”“共产党一定要是统一的，是无产阶级独裁制的唯一的领袖和指导者，然后才能够保障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反对派却以为无产阶级独裁制的意义，是无产阶级压迫农民，苏维埃的意义是无产阶级控制农民的政治制度，因为他们总是把工人阶级和农民互相对立起来，因此，引导到无产阶级和农民破裂！

　　国际政策的问题。　反对派对于国际政策的问题，亦有种奇怪的主张。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策是：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要竭力去维持，这样来延长“休息时间”，就是延长和平、坚决的保持和平政策，这样来巩固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而反对派的主张，却是要苏联和共产党去实行危险的冒险政策，可以破坏外交上的和平关系。苏联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政策，认为只要不放弃无产阶级独裁制的根本原则和经济命脉（国外贸易独占，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国有，工厂和土地国有），那么，假使实行某几种让步是保存外交上和平关系所必要的，假使必须实行几种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有利益的经济办法，——无产阶级的政党和国家是应当去实行的。反对派却说这种政策是“非列宁主义的”。他们要求苏联共产党全党都要承认：一九二七年的夏天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苏联方面的一切保存和平的企图和努力都是丝毫没有用处的。这种主张，其实是遇见国际政策上的困难问题，而发恐慌，弄得手忙脚乱，表现“无所措手足”的状态。事实上，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策，保障了十多年的和平，加强了苏联工人阶级和各国劳动群众的联络。而苏联共产党从没有放弃丝毫的国家经济的命脉。这个政策的根本原则是——力求和平，力求“休息时间”的延长，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达来更加巩固这个和平和资本主义国家所给的“休息时间”，更加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巩固苏联国内各民族之间的联盟，以及苏联工人劳动民众和各国劳动民众之间的联盟。这种政策的成效，可以使苏联深信：在战争来到的时候，他一定能够抵抗得住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而且，甚至于把这种武装侵略，变成欧洲资本主义制度自己的破产的出发点。

　　注释

　　[1]智尔仁斯基，今译捷尔任斯基。见本卷第330页注⑦。

　　[2]莎郭里尼夸夫，今译索柯里尼柯夫，见本卷第331页注12。

　　[3]萨普洛诺夫，今译萨普龙诺夫。见本卷第331页注10。

　　[4]皮亚塔夸夫，今译皮达可夫。见本卷第302页注14。

　　[5]普莱沃白腊仁斯基，今译普列奥布拉仁斯基（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1886—1937），苏联经济学家。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为“左派共产主义者”，1920—1921年工会问题的争论中是托洛茨基纲领的支持者，1923年起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骨干分子，1927年被开除出党。

　　[6]1794年7月（热月）法国大资产阶级发动政变，推翻了雅各宾专政，建立了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史称热月政变。反对派所谓“热月政变主义”，是攻击苏共中央实行专制。

　　[7]史美尔诺夫，今译斯米尔诺夫。见本卷第354页注29。

　　(1)不断星期制是每一企业或机关把工人和职员分成好几班，每班有自己的休息日，这班休息的时候，其他各班仍旧做工，所以工人有休息，而企业可以不必停顿。同时，需要的工人却比普通星期制度之下要多；现在所实行的是五日的不断星期制，每人做四天歇一天；将来还可以改成“四日星期制”、“三日星期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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