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主义克服托洛茨基主义|瞿秋白

列宁主义克服托洛茨基主义

　　列宁主义克服托洛茨基主义(1)——苏联共产党反对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斗争

　　托洛茨基领导的“反对派联盟”[1]。　苏联共产党第十四次大会的时候，托洛茨基一句话亦没有说，他这样沉默，实在是一种策略，叫做“向远处瞄准”的策略。第十四次大会上季诺维叶夫的“列宁城派”闹得乌烟瘴气，而他——托洛茨基却在那里“旁观”，其实，他是正在观察：等待时机，“时机”一到，他自然出来参加斗争，把不同的意见极力扩大，造出许多新的争论，找出许多反对中央委员会的理由，这样，他就可以领导反党的斗争，把“新反对派”拖着走——做他的捧场角色。他那时候就不但希望和“新反对派”合作，而且早就料定“新反对派”可以受他的领导，而他自己就可以成为一切反对派眼光之中最有威信的领袖。

　　自然，在最初一个时期，譬如列宁城里赞成“新反对派”的普通党员，听见有人说“新反对派”和托洛茨基派联合，还非常之生气，认为是中央故意冤枉“新反对派”呢。然而，等到一九二六年四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这个“反对派联盟”已经很确定的表现出来了。固然不错，当时对于中央委员会大多数所提出的议决案草案，托洛茨基派单独的提出自己的修改条文，季诺维叶夫派亦是单独的提出自己的修改条文，他们之间已经有联合的形势，同时过去的所谓“工人反对派”[2]对于这个联合是表示同情的。当时托洛茨基出来说，他赞成加美尼夫（季诺维叶夫派）的修改；而加美尼夫亦出来说，他赞成托洛茨基的修改。到了那年七月的中央全会，这个反对派联盟就正式形成，当时季诺维叶夫的话是：“认真的长期的”联合起来。而且这个联盟，还不仅只是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叶夫派之间的联盟，这个联盟并且包含其他的一切反对派。这个“联盟”一开始就替后来被开除的沃莎夫斯基的反党观念辩护，间接的还拥护史列亚普尼夸夫[3]和美德维狄夫[4]的所谓“左派”政纲。

　　很明白的，要成立这样没有原则的各派大联盟，那就必须先有两个条件：（一）各派之间互相大赦，就是互相不提各人的错处；（二）各派之间实行互相的理论上的让步。果不其然！当初反对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非常激烈的季诺维叶夫派，在七月中央全会上，却出来申明：他们认为一九二三年的反对派（所谓“老反对派”——托洛茨基派）对于党内情形的批评，一般的是正确的。这就是说：托洛茨基派的“新方针”，托洛茨基反对中央的一切发疯似的攻击，不但是一九二三年的，甚至于以前的，以及一切种种反对派对于中央委员会多数的攻击，都是对的。同时，托洛茨基方面，也饶赦了季诺维叶夫和加美尼夫；他亦申明——他在《十月教训》那篇文章里面，特别批评季诺维叶夫和加美尼夫，是不对的。仿佛季诺维叶夫和加美尼夫在十月革命时候反对暴动，亦是对的了！！

　　自然，列宁城派竭力的要想证明——不是他们投到了托洛茨基方面去，而是托洛茨基走到了他们方面来，放弃自己的《十月教训》那篇文章以及“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呢？他说：中央委员会方面的人，“企图利用旧时的文章和提纲，来离间新反对派之中两派的代表，尽着提起旧时思想斗争里面的回忆……这是没有用的阴谋。”他说：在一九二六年十月，联合的反对派可以证明，他们观念上的一致是巩固的。

　　然而，对于大家都是很明显的：列宁城派（季诺维叶夫的“新反对派”），是“到托洛茨基那里去吃口粮呢”。托洛茨基的确有本事，他能够使“新反对派”做出这样的申明——简直把季诺维叶夫、加美尼夫等的一点点布尔塞维克主义，完全葬送。例如关于一个国家里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加美尼夫拼命的帮着托洛茨基曲解列宁的很明显的指示。

　　事实上固然是托洛茨基做了反对派大联盟的领导者，可是，每一派的代表，都自欺欺人的以为是托洛茨基听从了他的主张了，比如“工人反对派”也是这样的。正因为反对派联盟之中有着这许多不同的派别，所以他的内部各派互相不信任。然而各派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反对列宁主义，各派都用自己的机会主义观点和列宁主义对立起来；这个联盟之中，“左”的右的种种小团体，极没有原则的互相勾结起来反对中央。这种无原则的大联盟的组织者，就是托洛茨基。我们要知道，在十月革命和欧战之前，托洛茨基已经来过一次这样的联盟，就是所谓“八月联盟”[5]！当时，他团结了孟塞维克、取消派……种种小团体来反对列宁，他还自称“无派别的”人，要来消灭当时的党内一切派别呢。现在，他又来这一套“八月联盟”的把戏了。以前在秘密条件之中，俄国的布尔塞维克党曾经打破托洛茨基的这种捣乱，现在俄国的共产党，在无产阶级独裁的条件之下，自然更加可以争取极端广大的群众，而克服托洛茨基的反党活动。

　　此外，还有一件事要说一说。“新反对派”反对中央的时候，就发生了另外一派，叫做“缓冲派”，首领是史美尔加[6]。到了托洛茨基公开联合季诺维叶夫派的时候，这个“缓冲派”的真面目也暴露出来了。这个缓冲派实际上本来就是“新反对派”的化身，不过表面上说要站在中央和“新反对派”之间做“缓冲”罢了。而现在，史美尔加、腊夸夫斯基[7]等等完全走到了托洛茨基派的营垒里面去。后来史美尔加是最鲜明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甚至于“比托洛茨基自己还要更加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呢”。

　　总之，一九二六年七月的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的全体会议的时候，联合的反对派已经正式形成一个党内的派别，有自己的特别的政纲，有自己派别内部的纪律，有自己的中央，并且已经有自己的秘密组织的雏形。

　　沃莎夫斯基主义。　七月中央全会之前，有一个党员叫沃莎夫斯基的，发表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极明显的表显着孟塞维克的反党的倾向；这种倾向其实在反对派联盟之中也已经包含着了。他的一篇文章，在中央理论机关报《布尔塞维克》上登载出来，并且附加了按语和反驳的文章。他的意见怎样呢？他说：苏维埃国家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组成的国家；苏联共产党不是拥护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他实际上“拥护各阶级的利益，就是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利益，他也拥护的”；沃莎夫斯基要求苏联共产党里面应当容许一切“合法的不同意见”的存在，甚至于“小资产阶级的小团体和派别”。沃莎夫斯基鼓吹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他把农民完全当做资本主义的企业家。苏联共产党当然不能容许自己的党员拥护沃莎夫斯基这一类的意见。因此，七月中央全会上，莫洛托夫[8]发言，指出沃莎夫斯基的文章之中，实际上包含这些危险倾向。然而托洛茨基却出来说：“我对于莫洛托夫的这样责备沃莎夫斯基，是永久要反对的”，因为照他的意见，在“极蠢的沃莎夫斯基的错误说法之中，表现着阶级运动的某些需要。”所以加美尼夫和托洛茨基都投票反对开除沃莎夫斯基；同时，他们也并没有企图说明自己的立场是和沃莎夫斯基不同的。这可见托洛茨基领导的反对派联盟，已经走到了什么地步。

　　美德维狄夫的一封信。　同样，反对派联盟也没有申明自己和美德维狄夫立场的差别。美德维狄夫是什么人呢？他是以前的“工人反对派”，他简直是右倾取消主义的观点。他在一九二三到二四年的□□[9]讨论终结的时候，写了一封信给巴古[10]的工人。这封信里面，简直是提出了“工人反对派”整个的取消主义政纲。这个政纲的内容是：因为照他的意见，苏联用课税、储蓄、国立企业的利润等等，始终是不能够积聚起资本来实行工业化的，所以应当对国际资本大大的让步——他的主张简直是等于投降国际帝国主义；而国际资本，照他的意见，“是准备来振兴已经衰落的工业区域的”；对于农民，“工人反对派”的主张完全是反对列宁主义的；照他们的意见，“在国内新经济政策[11]的环境之中，在国际市场的控制之下，小农和最小农的命运，只有在最野蛮的条件里面萎缩下去，而不可避免的灭亡。”因此，照美德维狄夫和“工人反对派”的意见，一切帮助农民经济维持现状，就算照现在的形式发展下去的企图，都是幻想的反动的。列宁的“合作社计画”，“工人反对派”是完全不管的。“工人反对派”在自己的政纲之中，把“富农或者农民之中多少是富裕些的中农群众”归并在一类里面。对于这种中农，照他们的意见，共产党“除出实行残酷的政治斗争之外，不能够有别的政策的。”

　　然而“工人反对派”这个政纲之中，尤其反党的，尤其可耻的取消主义，还要算他们的“国际政策”。照他们的意思，共产国际的工作，只是“造成物质上没有能力的所谓共产国际的各国分部，而且是勉强去造成的，还要用钱去养活他们；这钱却是俄国工人的血肉去换来的，可是俄国工人自己在现在条件之下却不能够享用；事实上只造成了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捧场清客，用俄国金卢布养着，却装出无产阶级的样子，在共产国际里面冒充代表世界的最革命的工人呢。”同样，“工人反对派”认为赤色职工国际是分散工人队伍的机关，“他是各国和国际工人阶级真正统一战线的障碍，实际上一点也没有用处。”“工人反对派”的这个政纲，对于社会民主党的估量，和苏联共产党也是绝对不同的。这样，美德维狄夫实际上是要取消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而且称赞孟塞维克、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完全否认苏联共产党的路线。苏联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间反对派联盟（托洛茨基、季诺维叶夫等等）：他们是不是和美德维狄夫的意见一样？托洛茨基等却说——他们不愿意反对“左的”意见！原来反对派联盟所认为的“左”，是这个样子！！

　　反对派的秘密活动。　当时反对派早已发明了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新方法——就是秘密活动，到树林里面去召集会议等等。然而发觉的只有一次：就是白仑基[12]、腊塞维赤[13]等召集的秘密会议，腊塞维赤还做了关于党内情形的报告。等到党部责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说，因为党部现在“统治”的高压手段，逼得反对派不能够不秘密开会。以前“工人反对派”的领袖美亚斯尼夸夫[14]写了一封信给季诺维叶夫，说季诺维叶夫以前“当权的”时候，会骂反对中央的人，现在自己处到“受压迫的地位”，就知道始终还是美亚斯尼夸夫的观点是对的了。反对派既然做得出秘密开会等类的行动，也就难怪美亚斯尼夸夫要说这样的话了。

　　这些事情，还都在一九二六年七月的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前。

　　七月的中央全会，指斥反对派路线的错误，开除了腊塞维赤的中央委员，并且警告反对派：党部将要对于他们采取坚决的手段。然而反对派的派别活动仍旧没有停止，反而更加厉害起来。

　　而且七月的中央全会已经指出：“反对派有国际范围之内的大联合的趋势，苏联反对派要和德国的‘极左’派郭尔史[15]等、法国的极右派苏华棱[16]等去联合，这些分子都是共产国际已经开除的，他们还在竭力反对共产国际和苏联，仿佛苏联共产党已经腐化，变成了农民党和富农党了。”

　　七月中央全会开会的结果，反对派领袖申明他们服从党的决议。然而实际上他们的派别活动，正在七月中央全会之后大大的开展起来。反对派广泛的传播自己反对党的文件和宣传品，并且散发到党外去。他们不但散发自己的文章，而且还散发乌斯德烈亚洛夫[17]教授的一本《二十世纪的圣教大会》（骂苏联共产党第十四次大会的），散发美国共产党叛徒伊思德曼[18]著的《列宁死后》等类的东西，完全是造谣谩骂苏联共产党的。（按：伊思德曼著的那本书，中国也已经有译本）。反对派联盟内部的各派，互相传递自己的反党宣传品；各派都秘密的办训练班，训练自己的干部，准备那年十月要开的全国党务会议上应当怎么样做宣传，怎么样反对中央委员会。甚至于在列宁城企图组织反对派的秘密的军事委员会，准备到红军里面去活动。有许多地方，反对派收集自己的党费，用来帮助被开除的反对派分子，印刷宣传品，建立秘密机关等等。反对派内部还规定了好些秘密活动的规则；甚至于早就约好了怎么样对付监察委员会的审问；如果有人对监察委员会说出反对派秘密活动的真相，那人就算是“告密”、“叛徒”！

　　反对派的公开辩论运动。　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党务会议（十月）之前，反对派联盟觉得“时候到了”。譬如说在共产主义学院的演讲会上，孙逸仙大学[19]校长腊狄克[20]，去对着许多非党员说，仿佛苏联共产党有在“一县之内建设社会主义”的意见。腊狄克是一个很俏皮刻薄的新闻记者，他说这句话，是应用俄国文学上的一个古典——俄国文学家史来德林（萨尔特夸夫[21]）曾经有篇小说，讥笑当时俄国的自由主义派，描写一个绅士想在自己一县里面实行自由主义。

　　托洛茨基经过萨普洛诺夫[22]的作弊手段，居然非法的召集了略赞乌拉尔铁路的支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托洛茨基派通过一个决议案，赞成反对派的意见。反对派联盟后来还想利用这个议决案，来证明工人是赞成反对派的。可是，过了不多几天，这个铁路支部正式开会的时候，多数推翻了那个议决案。反对派的领袖，到处跑到许多支部里去讲演，然而，在工人的会议上面，普通的工人党员都起来反对反对派的主张。差不多在莫斯科的各支部里，托洛茨基派都失败了。季诺维叶夫、叶夫独克莫夫等在列宁城里面，也是同样失败。差不多全国都是如此。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当时是不要辩论的，而反对派反而说：现在非要辩论不可——或者是党内民主主义的实行，这是反对派所要求的，亦就是开始辩论的理由；或者是讲党的纪律。总之，照反对派的意见，有纪律就没有党内的民主主义，有党内的民主主义，就可以不要纪律。这种观点，真正是托洛茨基的孟塞维克主义的表现；列宁主义是：党内纪律和党内民主决不是互相对立的！

　　反对派这样非法的自由的开始辩论，结果怎样呢？托洛茨基、季诺维叶夫、加美尼夫等等，都是十月革命以来的著名人物，向来在群众之中是有些信仰的；然而他们只管鼓吹，说什么照他们的政纲实行起来，立刻可以大大的增加工资，并且可以筹出十万万卢布出来，增多工业化的经费等等——而党员群众不要听他们的话，不愿意辩论。

　　反对派的十月十六申明书。　那年十月四日，托洛茨基、季诺维叶夫、加美尼夫、莎郭里尼夸夫[23]、皮亚塔夸夫[24]、叶夫独克莫夫六个人签名，送了一张申明书给中央委员会，说要停止党内的纷争，要开始亲密的共同的工作。中央知道他们仍旧是想保存反对派的联盟，保障继续派别活动的可能，所以对于他们提出好些要求：反对派应当无条件的服从党的决议，公开的责备自己的派别活动；承认自己不得到党的应许而开始辩论的企图是破坏纪律的；立刻解散自己的派别而停止派别活动；公开的说明自己是反对苏联党内沃莎夫斯基及“工人反对派”的孟塞维克观点的，是反对共产国际内部德国的郭尔史、马斯洛夫[25]、路德菲塞尔[26]、乌尔旁斯[27]等小团体的；公开的责备列宁夫人在第十四次大会上说的共产党内的多数不一定对；公开的承认赞助各国共产党内部的任何派别斗争是不应当容许的。

　　于是，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反对派发出一个申明书，号召反对派分子立刻解散自己的派别；承认他们自己开始全国的辩论是违背了党的决定的；承认说“共产党会议上多数不一定是对，或者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大会时候一样，多数代表的意见，恰好是孟塞维克主义”是不正确的；反对派坚决的责备德国的郭尔史等类叛徒对于共产国际的批评。反对派的六大领袖又申明：不能够直接的或者间接的赞助各国共产党内部的小派别来反对共产国际的路线。他们申明：认为党的第十四次大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是无条件的应当执行的。然而事实上，反对派对于自己的十月十六申明书，并没有真正去实行，他们所答应的许多条要求，都没有实践。

　　再则，中央监察委员会解决了美德维狄夫的一封给巴古工人的信的问题。史列亚普尼夸夫在《布尔塞维克》杂志上，曾经发表不赞成这封信的意见，而反对派联盟直到十月十六日以前亦一直没有说明自己是反对“工人反对派”的这种政纲的。反对派在十月十六日的申明书里面，才表示责备这种政纲的意思。后来，在第十五次党务会议的时候，又讨论了这个问题。美德维狄夫和史列亚普尼夸夫始终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第十五次党务会议和反对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党务会议（一九二六年十月），已经有了总结反对派联盟的言论行动的可能，所以就对于反对派的党纲上、策略上、组织上的观点，对于他的政纲，给了一个总的估量。第十五次党务会议的议决案，指出反对派对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的根本问题，走到了托洛茨基主义——季诺维叶夫等的列宁城反对派，所谓“新反对派”在思想上完全投降了“老反对派”——一九二三年的反对派。这次党务会议并且说明：托洛茨基等的观点很接近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当时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奥国的鲍威尔（Otto Bauer）[28]，他亦早就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只是人民之中的极少数，他的统治只能够是暂时的。”“俄国无产阶级不可避免的要重新失掉自己的统治，只要俄国农民群众，文化上发展到了成熟的时候，能够起来拿到政权，无产阶级就要丧失政权的。”“工业的社会主义，在俄国暂时的统治农业国家，这不过是一个火焰，号召工业的西欧无产阶级起来斗争的。”“只有工业的西欧无产阶级夺到政权之后，然后才能够保障工业社会主义在俄国的长期统治。”（见鲍威尔著的《布尔塞维克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

　　再则，第十五次党务会议说明，反对派联盟对于国际革命的实行政纲，走到了盲动主义。所以反对派赞助共产国际之中的“左”倾空谈家的机会主义。关于苏联国内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反对派联盟完全反对列宁主义的观点，列宁是说：“无产阶级独裁的最高原则——是保存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的作用和国家的政权。”第十五次党务会议指出：反对派“借口反对党内官僚主义而实行破坏党的纪律，这是违背列宁主义的；党正在真正反对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努力实行国家机关的真正改造，而巩固无产阶级独裁制。至于反对派的所谓反对官僚主义，只不过是使党解体罢了。”而且所谓“争取党内民主主义……也只足以破坏党的统一，削弱无产阶级独裁制，放纵一切反对无产阶级的力量。”第十五次党务会议指出反对派只是口头上革命，事实上却是机会主义。这些机会主义的事实，就是提议重新审定统一战线的策略，主张提高国内工业品的价格，提高批发的价格，要求抽取国家的流通资本来发展工业等等。第十五次党务会议决定：监督反对派六大领袖的行动，要他们真正实行自己的申明书——解散自己的派别，停止派别斗争；全党之内实行坚决的思想上的反对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斗争；要求反对派联盟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不准恢复派别斗争。

　　从十月会议到四月全会。　从一九二六年十月的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党党务会议到一九二七年四月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之间的情形怎样呢？十月会议之后，反对派的派别活动仿佛的确收敛了些，至少是比较消沉了，然而反对派的有些小团体仍旧继续自己的“工作”，秘密的散发传单，鼓吹反对派的主张，批评所谓“史太林派”的不好。等到一九二七年年初，反对派的大活动又恢复起来了。一九二七年二月，中央开了一次全体会议，反对派对于自己的好些主张，已经不能不退步，尤其是对于苏联国内的经济政策，例如对于减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他们不敢不投票赞成；到四月的中央全会，他们尤其表示退缩。总之，在国内问题方面，反对派的气焰，已经是受了挫折的状态；他们反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借口，大半偏重到国际问题上面来：首先就是中国问题和英俄工会统一委员会的问题。那年苏联的工农兵会议（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共产党党团开会的时候，反对派提出好些经济政策上的不同意见，可是，同时他们也提出中国革命问题之中苏联共产党路线不正确的问题。

　　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开第八次扩大的全体会议，托洛茨基和吴伊沃维赤极激烈的攻击苏联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说了许多极端反党的话。当时，苏联的外交关系恶化，很有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危险，然而托洛茨基说，这不算什么危险，“一切危险之中的最大危险，只是党内统治的现状。”托洛茨基说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和苏维埃的国家机关，都已经陷于“热月政变式”的腐化——德尔米它的腐化（注见前）。反对派发出了许多的提纲和文章，责备苏联共产党的一切种种机会主义和民族改良主义。总之，托洛茨基的这种攻击，真正是所谓空前的，他们反对派所造的谣言，也是无奇不有的。而且这些文件，差不多都是同时发现在国外反对派的机关报上，尤其是德国。

　　情形是非常之严重的。很明显的，反对派自己正造成国际的中心，德国是已经有了乌尔旁斯、马斯诺夫、路德菲塞尔一派，自己有机关报，自己有国会里的党团，正在不断的反对德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反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他们并且还在进行着法国、美国等等反对派的组织，——俄国的反对派就是实际上的中心。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对于这种情形自然是不能够不坚决反对的。当时全场一致的投票反对托洛茨基和吴伊沃维赤，责备反对派的政治立场，附条件的暂时保留托洛茨基和吴伊沃维赤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并且特别决定：请苏联共产党执行坚决的办法，禁止俄国反对派的派别斗争和反党活动。

　　这时候，反对派内部发生分化。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的反对派申明书就引起了反对派联盟之内的所谓“左派”和“最左派”的不满意。他们认为这是六大领袖和“工人反对派”领袖的叛变。不久，反对派联盟之中分出了一个“最左派”（萨普洛诺夫、闵夸夫、史美尔诺夫[29]—V．Smirnoff），自己提出特别的政纲。这个政纲是完完全全反对共产主义的了，有些地方简直是公开的反革命的言论。

　　别一方面，反对派联盟之中，有许多分子感觉到托洛茨基派的反党，实在彰明较著得不堪了，所以坚决的脱离反对派，回到中央委员会方面来：例如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嘉[30]、塞腊文、巴达叶夫、尼古拉叶华、莎郭里尼夸夫、左夫等等。

　　当时，苏联驻英公使馆被搜查，英俄绝交，托洛茨基派却趁这个“时机”对于中央委员会提出自己的“哀的美敦书”——八十三人签名的申明书，并且开始所谓请愿运动，到处去请人签名：这个申明书，实际上是完全和中央委员会路线相反的特殊政纲，对于一切组织上、策略上、国内政策上、国际政策上的问题，反对派都提出自己的特别主张。反对派收集签名的结果怎样呢？第一，证明反对派人数是很少的（三四个月奔走呼号的结果，只得了三千多党员的签名，而当时苏联共产党的党员总数有一百二十五万呢）；第二，反对派的人数，比以前减少了，反对派之中半数以上是职员等等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工人；第三，右派分子，例如乔治亚[31]的民族主义者，也赞成反对派；第四，后来发见收集签名的方法，有些时候简直是作弊，所以随后有许多签名的人自己声明不知道，而撤消了自己的签名。

　　同时，反对派又到各种大会和群众会议上去演讲，企图发动党内的辩论。他们提出召集紧急的中央全会的要求，他们并且要求在第十五次全国大会开会之前的三个月就要开始党内辩论。

　　组织第二党的企图。　反对派联盟的托洛茨基派，赞助共产国际所开除的德国共产党党员乌尔旁斯等，利用他们的机关报公布反对派的政见，给一般党外群众看，在西欧资产阶级政府之下，做反对苏联共产党中央的宣传，这事实上是组织第二个“共产党”的企图，并且是组织第二个“共产国际”的企图。

　　在苏联国内，反对派的文件同样是不但散发到党员之中和被开除的党员之中去，而且发到党外去。季诺维叶夫在《实话报》第十五周年开会的那天（一九二七年三月五日），对着广泛的群众会议，攻击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反对派甚至于组织反对中央的示威运动。事情是这样的——反对派的史美尔加，被派到伯力去工作，他不肯去，反而说中央是要排挤他，不让他到七月的中央全会——其实通常中央委员随便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回去参加中央全会的，就是派到国外去也没有什么要紧。他自己虽然不肯去，可是，他在中央的指示之下不能不动身；于是反对派就到车站上去“欢送”他，调动好些反对派分子来参加这个示威，自然，普通看热闹的人也有不少。于是国外的孟塞维克报纸和白党的报纸都替反对派大大的鼓吹；这是很自然的事，他们都认识这是反对无产独裁的表示。

　　一九二七年七月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全体会议。　这种情形之下，七月的中央监察联席全会，不能不坚决的解决反对派的问题，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主席团讨论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叶夫的行为之后，向中央和监察委员会联席的全体会议提议开除他们两个人的中央委员。这种办法，还是列宁在俄国共产党第十次大会上提议的：凡是破坏党的纪律和统一的中央委员，就应当开除中央委员的职务。当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审查他们两人的问题的时候，托洛茨基和季诺维叶夫又提出许多责备中央的话。托洛茨基说：中央委员会大多数现在对付反对派的政策，是俄国革命陷入“德尔米它”——“热月政变式的腐化”。托洛茨基对于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沃尔总尼吉兹[32]，回答了一封信，他说：“反对派要做克罗孟梭[33]！”他这种话是用的法国的“古典”。克罗孟梭曾经说过，就是敌人的军队到了离巴黎几十里的地方，他还是要主张更换政府的领袖。所以托洛茨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即使有帝国主义反对苏联的战争，他们反对派仍旧要推翻中央委员会的领导的。

　　然而中央监察联席全会，为着要证明中央仍旧要给反对派“改过自新”的机会，所以对于十三个反对派的中央委员，提出好些要求（这十三个委员是：托洛茨基、季诺维叶夫、加美尼夫、皮亚塔夸夫、腊夸夫斯基、叶夫独吉莫夫、史美尔加、巴加叶夫、摩腊洛夫[34]、亚夫狄叶夫、彼德松、李子定、莎洛维叶夫）。这些要求，就是要他们放弃自己的反党行动和观点。反对派只肯部分的同意，结果总算是承认了三个要求。所以八月八日反对派又申明了一次，可是承认错误却是承认的非常不痛快，非常之没有诚意的。八月八日的申明书写过之后没有几天，反对派已经表现仍旧没有放弃派别斗争。虽然如此，中央和监察委员会的全会，仍旧只给了反对派一个严重的最后警告，而暂时保留托洛茨基和季诺维叶夫在中央委员会之内。

　　八十三人的申明书。　八十三人的申明书的问题，还要再说一说。在这个申明书上面，反对派的签名，自称为“无产阶级的列宁主义的左翼”。其实，反对派在苏联共产党之中，无论如何也算不得“左”，也算不得“无产阶级的”，更算不得“列宁主义”的。这个八十三人的申明书说：（一）英国保守党的对俄政策，是因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自己的政策不好，所以弄到这样决绝的；（二）中国革命暂时的失败，主要的原因，亦是因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策不对；（三）苏联国内的政策，应当是“民主主义化”，就是反对工资增加得太慢，反对国家机关的合理化和生产的合理化，说是“许多”工人都因此失业了，“许多”职员都因此受着排挤了；（四）苏联党内的情形是“一味的高压政策”——这一点是反对派最着重的；（五）苏联的无产阶级独裁制的阶级基础正在削弱等等。总之，反对派是说苏维埃的国家已经在所谓“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之上腐化着。这样，可见反对派的政纲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纲是绝对相反的东西，是绝对不能互相调和的。而且这个政纲上面，反对派已经自称是党内的特殊的“一翼”；承认共产党可以由“两翼”联合组成——这种理论就是要容许党内存在许多派别许多小团体的理论。

　　而且这种理论发展下去，就是党应当分裂。所以苏联共产党不能不用全力来克服这种派别，战胜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反对派。

　　十五人的申明书，所谓“最左派”的政纲。　此外，当时还有一个十五人的申明书，就是反对派里面分出来的所谓“最左派”的政纲。据现在发见的许多文件看来，以前大概有过好几次反对派联盟之中各派的代表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所谓“最左派”的代表表示不同意于托洛茨基的路线，而要求应当采取“更左”的政策。“最左派”认为反对派十月十六的申明是错误的。“最左派”在一九二七年二月里面，就发出了一个提纲说：“党内斗争已经带着阶级的色彩……斗争开始起来，一切官僚都到史太林一方面去，而工人党员在反对派一方面……斗争是不能够限于党的内部范围之内的了。”他们认为：“要克服小资产阶级所赞助的‘史太林派’，一定要反对派得到工人阶级的积极赞助和同情，所以现在就要组织干部，以准备将来为着保持无产阶级革命而斗争，”“一方面暴露史太林及其政策的罪恶，别方面亦要暴露反对派领袖的动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锻炼出干部来，领导斗争到底。”这就是所谓“十五人派”的政纲。反对派分裂出这个“最左派”的运动，不但在莫斯科有，并且在全国都有的。

　　“最左派”政纲的根本，就是说因为俄国技术的落后和劳动生产力的低微，所以俄国是不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的。这是纯粹孟塞维克的理论。实际上，照这种理论说起来，十月革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十月革命决不是进到建设社会主义的过渡，这种过渡，照“十五人派”的意见，是不可能的。关于经济政策的问题，“十五人派”的立场，就是反对派以前的路线。他们认为最主要的危险是减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关于国家制度的问题，“最左派”认为，现在已经是“农民富农的民权主义制度”，“一九二三年取消党内民主主义，亦就是取消工人的民主主义，结果，却是开展农民富农的民权主义制度。中央委员会的政策，不但束缚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并且开展非无产阶级的积极性。”他们甚至于说：苏联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压制工人，不准他们表示合法的不满意，甚至于对于党内的反对派，亦用这种压制手段——而工人的不满意，却就是官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式的腐化所引起来的。”红军亦有可能变成拿破仑主义的冒险政策的牺牲品。总之，所谓“最左派”——萨普洛诺夫派十五个领袖签名的申明书，简直是完全把苏联共产党看做仇敌的一种政纲。俄国工人阶级的胜利和成绩，他们一句也没有提起。这当然已经完全是反对共产党的另外一个政党的党纲了。

　　一九二七年的缓冲派。　八十三人申明书（反对派的“正统派”）、十五人申明书（反对派的“最左派”）之外，同时，发现所谓“缓冲派”的一封信，签名的是史克洛夫斯基[35]、沃夫相尼夸夫、加斯帕洛华等（总共有五十个人签名，有些人马上就撤消了自己的签名）。这封“缓冲”的信，实际上是把反对派骂党的许多话，重复了一次，说什么压迫、消极、堕落等等；仅仅因为当时党内的重新登记，结果是党员人数有一些减少，他们就说出极端悲观的话；他们并不去分辨中央委员会和反对派之间的不同意见，而简单的说要有“党内的和平”，所以要开始关于这些不同意见的党内辩论，仿佛辩论就可以得到和平了！很明显的，如果再要开始辩论，只会更加动摇党内的现状，对于党一定有非常之大的害处。而托洛茨基的反对派，却很正确的看着这个缓冲派是他们的“候补”党员的学校；托洛茨基派替“缓冲派”散发他们的政纲，经过他们而吸引动摇的党员。“缓冲派”的这种作用，在七月的中央全会上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后来不久这个“缓冲派”就解体了，其中一部分（加斯帕洛华、铁普洛夫）完全加入了托洛茨基派。

　　注释

　　[1]反对派联盟，指1926年夏由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结成的反对派联盟。1927年11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12月，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又将托季联盟的主要成员加米涅夫等开除出党，该联盟遂告瓦解。

　　[2]工人反对派，1920年下半年在俄国共产党（布）内形成的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派别集团。认为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是工会，主张把经济管理交给工会负责。1921年3月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受到批判。

　　[3]史列亚普尼夸夫，今译施略普尼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Гаврилович Шляпников，1885—1937），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0—1922年成为“工人反对派”的组织者和首领。1933年被开除出党。1988年平反。

　　[4]美德维狄夫，今译梅德维捷夫（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 Медведев，1885—1937），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工人反对派”的首领之一，后为“新反对派”骨干分子。

　　[5]八月联盟，托洛茨基于1912年8月在维也纳组成的反党联盟。该联盟采取取消主义立场，1914年瓦解。

　　[6]史美尔加，今译斯米尔加（Иван Тенисович Смилга，1892—1938），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0—1921年工会问题争论期间追随托洛茨基。1927年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作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骨干分子被开除出党。1988年平反。

　　[7]腊夸夫斯基，今译拉柯夫斯基（Христиан Георгиевич Раковский，1873—1941），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后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反对派骨干分子，1927年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1988年平反。

　　[8]莫洛托夫，见本卷第331页注15。

　　[9]原稿两字不清。

　　[10]巴古，今译巴库。

　　[11]新经济政策，见本卷第303页注27。

　　[12]白仑基，今译别连基（Григорий Яковлевич Беленький，1885—1938），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5—1927年追随托洛茨基反对派，被开除出党。

　　[13]腊塞维赤，今译拉舍维奇（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Лашевич，1884—1928），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在苏维埃和军事部门工作。1925—1926年成为“新反对派”分子，1927年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被指控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被开除出党，后恢复党籍。

　　[14]美亚斯尼夸夫，今译米亚斯尼柯夫（Г．И．Мясников，1899—1946），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工人反对派”分子，1922年被开除出党，后成为“工人团”的组织者，移居国外。

　　[15]郭尔史，今译科尔施（KarlKorsch，1886—1961），德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因犯“极左”错误受到批评，翌年被开除出党。以后从事哲学研究工作。

　　[16]苏华棱，今译苏瓦林（Boris Souvarine，1895—？），法国共产党党员，1921年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4年被选为法共政治局委员。后被指责为托洛茨基辩护，被共产国际和法共开除。

　　[17]乌斯德烈亚洛夫，今译乌斯特里亚洛夫（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Yстрялов，1890—？），苏联法学家、政论家，立宪民主党人。曾任莫斯科大学讲师。1918年在西伯利亚领导高尔察克政府的出版局。高尔察克匪帮被粉碎后逃往哈尔滨，任中东铁路中心图书馆馆长。

　　[18]伊斯德曼，今译伊斯特曼（Max Eastmun），美国共产党党员。1922年以个人身份参加共产国际“四大”，会议期间，他安排美共代表团会见了托洛茨基。

　　[19]孙逸仙大学，即中山大学，全称为“孙中山中国劳动大学”。1925年成立于莫斯科，1929年改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30年秋停办。

　　[20]腊狄克，今译拉狄克，1925—1927年任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见本卷第302页注⑦。

　　[21]史来德林，今译谢德林（Н．Щедрин，1826—1889），俄国伟大的讽刺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萨尔特夸夫是他的笔名。

　　[22]萨普洛诺夫，今译萨普龙诺夫，见本卷第331页注10。

　　[23]莎郭里尼夸夫，今译索柯里尼柯夫，见本卷第337页注12。

　　[24]皮亚塔夸夫，今译皮达可夫，见本卷第302页注14。

　　[25]马斯洛夫（ArkadiMaslow，1891—1941），原名伊萨克·切美林斯基，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德国共产党中的“左”派领袖之一。因进行派别活动，1925年被开除出共产国际和德共。

　　[26]路德菲塞尔，今译路特·费舍（Ruth Fischer，1895—1961），原名为艾尔弗蕾德·埃斯勒，奥地利共产党创建人之一。1921年她又参加柏林共产党的组建工作，1924年率德共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五大”，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后被指控进行派别活动，同马斯洛夫一起被开除出共产国际和德共。

　　[27]乌尔旁斯，今译乌尔班斯（Hugo Urbahns，1890—1946），德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9月，被指控进行派别活动开除出党。1928年建立“列宁同盟”，成为德共的左翼反对派首领。

　　[28]鲍威尔（Otto Bauer，1882—193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首领之一。

　　[29]史美尔诺夫，今译斯米尔诺夫（Владими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мирнов，1887—1937），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8年成为“左派共产主义者”，1920—1921年成为“民主集中派”分子，1923年加入托洛茨基反对派，1926年被开除出党。

　　[30]克鲁普斯嘉，今译克鲁普斯卡娅。见本卷第331页注16。

　　[31]乔治亚，今译格鲁吉亚。

　　[32]沃尔总尼吉兹，今译奥尔忠尼启则（Григор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1886—1937），苏联共产党著名的政治活动家。1903年入党。1921年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6年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30年起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33]克罗孟梭，今译克列孟梭（Georges Benjamin Clemenceau，1841—1929），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曾两度出任法国总理。

　　[34]摩腊洛夫，今译穆拉洛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Муралов，1877—1937），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7年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反对派骨干分子，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

　　[35]史克洛夫斯基，今译什克洛夫斯基（Григорий Львович Шкловский，1875—1937），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5年起任布尔什维克国外组织委员会委员。1917年回国，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因参加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1927年被撤销监察委员职务。

　　(1)本篇和下面的《从恢复时期到建设时代》，曾由作者编为《英雄死后》（二），迄未出版。这里根据中央档案手稿刊印。手稿未注明写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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