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的清算|瞿秋白

三民主义的清算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

　　党之基础果已动摇，党之威信实已扫地，而痛究其过去失败之原，果不在乎三民主义之本身，实归咎乎大多数无耻之徒，借党营私，妄为作恶，驯至国可破，主义可亡，而个人利害则必争……所谓权则属于他人，过则归咎于党，我党先进果已痛乎言之。

　　这是上海《申报》十二月十二日登载的。标题虽然是《上海市各工会的联合宣言》，可是，看这种半通不通的梁启超式的四六奏章的体裁，大概一定不是工人说的话。问题是在乎说这些话的人居然敢说现在的国民党违背了自己的三民主义，居然还认过去失败之原因不在乎三民主义之本身。

　　果然是这样吗？咱们倒要来清算一下。

　　第一，民族主义

　　孙总理的民族主义的精粹，就在于一个竹杠论。怎么叫做竹杠论呢？总理说：

　　从前有一个苦力，天天在轮船码头拿一枝竹杠和两条绳子……后来买了一张吕宋彩票，就把所买的彩票收藏在竹杠之内。到了开彩那一日，他一见号单知道自己中了头彩，可以发十万元的财……便把手中的竹杠和绳子一齐投入海中。用这个比喻说，吕宋彩票好比是世界主义，是可以发财的；竹杠好比是民族主义，是个谋生的工具。[1]（《三民主义》讲演集）

　　因此，照孙总理的学说：中国人民应当老死拿住一枝竹杠，替帝国主义当苦力，不应当讲世界主义，去联合各国被压迫的民众。替帝国主义当苦力，就守住了自己的“民族主义”，依靠外国资本来开办买办式的实业。如果联合各国被压迫的民众，那就是要打倒外国资本了！

　　最近，北大学生到南京示威[2]的时候，打着联合世界被压迫的民族的标语。国民政府说：这可见他们是反动，该打该杀。邵力子[3]还对新闻记者说：为什么他们不说联合世界上的压迫者民族呢？（见上海《小日报》）。从此所得的结论是：现在国民党的誓不打倒外国资本的政策，完完全全合于孙总理的民族主义，逮捕、枪杀反对这种政策的青年，也是完完全全合于孙总理的民族主义的。

　　第二，民权主义

　　孙总理的民权主义的精粹，就在于一个阿斗论。总理说：人民是一国之主，是有“权”的（？）但是他们譬如阿斗，是无“能”的（？）；政府是一国的公仆，是有“能”的（？），譬如诸葛亮。“阿斗知道自己无能，把国家全权托到诸葛亮，要诸葛亮替他去治理。”[4]（同上）。这样的说法还并不是说的所谓训政时期，而是说的宪政时期！读者可以去查一查总理讲演的民权主义。那么，在所谓训政时期，民众的自由权利完全剥夺，这照孙总理的民权主义讲起来，更是当然的道理了！

　　蒋介石的国民会议和约法[5]，汪精卫的所谓“民权在地域上一天天的扩大，在程度上一天天的加深”，或是，胡汉民的反对国民会议和约法——总之，无论什么样国民党式的民权，都跳不出这个阿斗论。痛快的说一句：就是民众不应当有自由，不应当有权力，民众是阿斗，应当把全权交给诸葛亮式的政府或者党部。

　　“国家有自由，人民不应当有自由”，这也是孙总理的话。现在所谓国家既然就是政府，政府自然可以自由的零趸拍卖民众的利益，自由的枪毙民众，自由的绑票，自由的开机关枪，而对于帝国主义，可以自由的无抵抗，自由的把整个国家交给国际联盟会中：这都是百分之一百的孙总理的民权主义。

　　第三，民生主义

　　孙总理的民生主义的精粹，在于所谓大贫小贫论。总理说：“中国人大家都是贫，并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一般普通的贫。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与小贫。……中国止是患贫，不是患不均……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无产专政便用不着”。（同上）[6]因此，现在的政府和党部禁止阶级战争，用大炮、机关枪对付反抗小贫的大贫阶级，强迫的增加生产效率……以及一切种种软的硬的对付工农小百姓的政策，没有一件不是遵照十分道理的孙总理的民生主义。

　　结论

　　结论是什么？结论是很清楚的。孙总理的三民主义老老实实已经实行。中国现在的外交、内政、以及所谓社会政策，都可以找到孙总理自己亲口讲的话来做根据。

　　最近宋庆龄发表了一个宣言[7]，说：“宁粤对峙，自炫其长，互暴其短……而究其实，两者皆依赖军阀，献媚帝国主义，背叛民众，同为革命罪人。”又说：“党不能救国利民，自取覆亡，何所顾惜。”宋庆龄对于国民党都没有任何顾惜的了，何况别人？！但是，她有一点倒也没有想着：她说：“美其名曰党治，使党蒙不白之冤，遭全国人民之厌恶唾骂，其实三民主义，何尝一日见诸实行。”这可是太冤枉了国民党了。国民党把国家、把人民、把自己的党，弄到现在这个地步，正因为切实实行了孙总理自己亲口说的三民主义。

　　所以我们可不能够不说！问题的确在于三民主义之本身。

　　原载1932年1月2日《中国与世界》第5期

　　署名：樊梓

　　注释

　　[1]参见《孙中山选集》第653—654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引文同原文稍有出入。

　　[2]1931年12月初，因国民党政府代表向国联提出将锦州划为中立区，北京大学学生组成示威团赴南京示威。12月5日北大示威团在南京遭到军警镇压。

　　[3]邵力子（1881—1967），字仲辉，浙江绍兴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和甘肃省政府主席等职。

　　[4]参见《孙中山选集》第771页。

　　[5]指1931年5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通过的所谓《训政时期约法》。

　　[6]参见《孙中山选集》第830、842页。

　　[7]指1931年12月19日发表的《宋庆龄之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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