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补充报告|瞿秋白

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补充报告(1)

　　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补充报告(1)（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五日）

　　本来我想在报告里谈谈目前形势的问题。但是看来，在这次大会上将充分讨论殖民地问题。《共产国际》杂志[1]的社论里也写了这一点。我认为，殖民地问题应从以下几个问题着眼进行讨论：1．殖民地革命的特点；2．革命动力；3．殖民地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4．殖民地的土地问题；5．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库西宁[2]同志的提纲所涉及的，就是这些主要问题。所以，如果我只谈目前形势，即关于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派别的话，那我就不能论述这些基本问题了。

　　我们把中国革命称作伟大的革命，但是，你们都知道，领导这场革命的是一个还很年青的共产党。如果我们回顾过去，便可以看到，我们犯了多少机会主义的错误，尤其是在武汉时期。中国革命的经验不仅仅对殖民地国家，而且对各国共产党都可引为借鉴。

　　首先，我认为必须阐述作为殖民地革命的中国革命的作用，以及它在整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作用。

　　列宁说过：“必须宣布一切被压迫民族享有自由，即享有自决权，这对于以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例如一八四八年在德国[3]，一九〇五年在俄国[4]）取得胜利，是至关紧要的，同样地，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这也将是至关紧要的。”同时，应该提起注意的是，共产国际从一开始活动就把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清清楚楚地、毫不含糊地提到全世界运动的面前。但遗憾的是，年青的中国共产党没有考虑到这种形势的全部重要性。它还没有充分掌握这一思想，即：虽然我们的革命是在中国进行，但这场革命同全世界并没有隔着“万里长城”。关于中国革命，经常有这样一种说法，好像中国革命发展独特，纯粹是“中国式”的，中国是真正“难以捉摸的国家”，不单单欧洲的同志们感到中国是不易理解的，甚至中国同志有时也会怀疑能否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独特的中国条件。

　　首先应该彻底搞清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年青的中国党首先应该找到这个难以捉摸的国家同世界其他地区社会发展的共同性。这一点，对于中国这个有几千年的文化、但马克思主义者从未认真研究过的国家来说，是特别重要的。首先应该证明，中国并非不能实行马克思主义。

　　正是因为以前我们总从似乎中国特殊这个前提出发，所以经常听到中国没有封建主义、没有资产阶级、甚至没有无产阶级的各种论调。结果得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中国革命已持续了十八年，并正在曲折前进。军阀混战，人民举行起义，地主的房屋着火，一句话，存在着一系列革命形势。而且这些都发生在似乎没有地主、没有农民、没有无产阶级、没有资产阶级的中国。革命是有的，但是反对谁呢？整个共产国际都清楚，这场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的。可是，比方说，在四川省，一个军阀同另一个军阀打仗，乍看起来，这种厮斗还不能叫做反帝斗争。对于这些现象，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至今还没有充分了解，也还不能解释其原因和来源。

　　我们什么时候加入国民党的？是一九二三年夏天[5]。那时候国民党是什么样子？它在广州有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依靠的是杨希闵、刘震寰[6]及一系列其他军阀的势力。这些军阀在孙中山主义的旗帜下，反对被称作北洋军阀的北方军阀。那时候断定说孙中山反对北方的战争具有革命性，这点对不对呢？是的，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但同时应该解释清楚，北方和南方有哪些军阀，为什么这个军阀打那个军阀，为什么这种争斗又具有革命性。为解释这一点，我应该从中国的封建主义谈起。

　　人们说，亚细亚生产方式[7]在中国占统治地位。这个问题当然需要仔细研究。不应该否认，过去中国存在过亚细亚生产方式，但是，根据这一点，连中国存在封建主义和中世纪现象也否定了，说什么它们被亚细亚式的专制暴政所代替了，那就错了。要知道，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着农民和地主间的斗争。这场斗争证明，在中国，旧式的亚细亚式国家，即由集权政府、君主、皇帝统治的国家已经改变了。这种国家在中国已经不复存在了。中国现在已经没有皇帝了——这是问题的政治方面。至于其经济方面，那么，中国早就存在土地私有制。当然，一般说，中国没有西欧式的，或像俄国曾存在过的那样的地主。但是，即使在中国，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过大地主经济，可是现在和过去也还是存在占地达五万亩的大地主，他们是靠租佃制度剥削农民的土地所有者。

　　既然农民和地主之间已经在进行斗争，那么就不能再否定中国土地私有制的存在。从经济和政治观点上，我们都不能简单地说，中国只存在亚细亚式的专制独裁或帝制的残余。官员大量占有土地是得到政治上保证的。的确，以前占有大量土地的现象并没有地主经济的典型特点，也没有作为正式政权在其地段内直接进行统治。大土地占有者乃是御前军役贵族。但这并不意味着土地占有者在地方上没有权势。甚至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过去的习俗，即官宦、地主有审判其农民的权力。连资本主义最发达的江苏省，也还保存着中世纪的封建剥削方式的残余，即典型的封建剥削方式的残余。不能把这些剥削方式简单地称做亚细亚式，应该研究其阶级实质。官宦，首先是地主身份，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军役贵族。官宦们同为其劳作的人相比，享有非常大的特权。官宦们在中国起领导作用。他们是中国最大的地主，而在帝国主义渗入后，这个统治阶级又同清王朝站在一起，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变为广泛意义上的买办。姑且称他们为国家买办，因为形式上“国有化”的全民财产：铁路、矿山、银行、大工厂、重工业和大地产——都集中在他们手里，特别是在北方的省份山东和直隶[8]。北京政府依靠的正是这种搞买办的官宦，并代表他们的利益。

　　这种官宦还叫做北洋军阀集团，因为北洋（北方）曾有一所类似蒋介石的黄埔学校那样的军校[9]。在这所学校里，也和在日本军校里一样，接受教育的是过去的贵族，即过去的文官现在变成了军阀的武官。北洋军阀，从袁世凯[10]到吴佩孚[11]、冯玉祥[12]，他们之间都有一定的联系，不只是社会联系，还有组织联系，甚至裙带关系，他们是同学等等。在这个帝国主义买办阶级的统治时期，中国开始了反对这个阶级的革命斗争。

　　工人、手工业者、苦力、农民参加了这一斗争。但是，由于国内贸易和一般货币关系有了一定的发展，其他力量也参加了斗争，其中有高利贷者、商人和小地主，他们在帝国主义者渗入之后也开始经商，主要是从事原料买卖。这些比较新的、由经济状况所产生的势力，客观上都在反对垄断卖国大权的北京政府。因为那时广州、福建、四川的地方军阀，也想找到机会剥削农民和工人，但是，北京政府骑在他们头上。袁世凯独吞了北京政府从各省收来的所谓关税和盐税“余额”。于是，斗争就开始了，因为地方军阀不想把这些余额交给北京政府。如果以前能说，掌权的不是军人封建主，而是“文人”封建主，那么，现在这些“文人”已丧失了任何势力。这些文人封建主中过去势力最强大的，已开始转变为军阀。还在清王朝灭亡之前，总督们已有或大或小的独立势力。法国人把汉字“总督”译成法文的“亲王”。江苏、湖南等省的总督都扩张了自己的势力。现在，军阀已变成这样一种势力，它辖有经济基地，形成发达程度不同的地方市场，不受北京的约束。所以，很清楚，这些封建主必定要同官宦的中央政府作斗争，必定要反对全国性的买办。孙中山依靠他们并不是偶然的。南方各省的货币关系比较发达。军阀是那里的地主，又兼做生意，兴办资本主义企业，同时还保留中世纪的剥削方式。开始反对北京政府的，就是这个地方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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