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补充报告(2)|瞿秋白

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补充报告(2)

　　虽然革命浪潮在底层也已开始高涨，但是，孙中山为进行反对北方的斗争，还是首先注意已由地方政权和封建资产阶级聚集起来的那些军队的力量，而且封建资产阶级还向他们提供了最“可靠”的干部。为什么是最“可靠”的呢？因为孙中山认为，组织军队不应该利用自觉发动起义的人民群众，而应该利用训练有素的士兵。这样的军队他可以任意安排，因为这样的军队由绅士、地主领导，同这些“懂礼貌的”人打交道，总是要比同那般“乌合之众”好商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必去唤醒农民和工人阶级这样危险的力量，因为存在着许多破产的农民、土匪，这些人容易被组织到雇佣军中去。最初在孙中山领导下反对北方的，就是这些所谓可靠的豪绅、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的力量。中国的豪绅在目前还不等于富农，不知为什么《真理报》[13]有一次把他们误称为富农。这不对。

　　就这样，军队中的这些豪绅和地主便和民族资产阶级一起开始活动了。当然，他们不能不引起群众运动，因为这场斗争已经是发生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了。

　　中国革命中开始出现了新生力量，这就是无产阶级。我们知道，当战争在孙中山同北洋军阀间进行的时候，打着护法旗帜进行斗争的孙中山，是单纯依靠军事力量的。当然，除此以外，他为了耍手腕，也用了一些漂亮的政治词藻。后来爆发的被称为五四运动的一九一九——一九二五年的革命学生运动，可以叫做中国的“文艺复兴”。在这个时期，所有的社会力量都已开始积极活动，近百年来在西方和几十年来在俄国所发生的一切过程都开始出现了。这里有白话文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小组、巴枯宁[14]主义者、托尔斯泰[15]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等等。正是在这个时刻，还十分年青的、人数不多的中国无产阶级，初次登上了政治舞台。一九一九年发生的上海无产阶级第一次罢工[16]是反对日本的：抗议日本占领中国的青岛港。确实，罢工是在商会的领导下由工头们组织的，是在学生会领导下组织的。但这毕竟是一个重大的因素。罢工首次在上海持续了七天，所有的外国工厂都关闭了。

　　从那时起，罢工运动不断发展。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发生了海员大罢工，迫使英国人签定了在太平洋上航行的轮船的集体合同。同一年又发生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7]，它奠定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会运动的始基。

　　虽然在一九二三年京汉铁路工人遭到严重失败，然而从这个时期开始，工人罢工运动开始广泛发展，并把中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全新的力量纳入到中国革命中来。

　　就这样，在中国，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参加革命了。这里用不着讨论，是否需要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生活本身已经表明，在中国的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和革命力量的接近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接近必定是暂时的。问题仅仅在于，应有什么样的战略路线。同资产阶级联合和协作的条件已由列宁准确而明白地制定了。他已指出了，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同民族资产阶级搞联合，以进行反帝斗争。这些条件是：1．共产党人应该有独立性；2．共产党人应该有组织工农群众的可能性；3．资产阶级应该真正进行反帝斗争。

　　这些条件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就已存在，所以现在否定这个可能性是毫无意义的。这里用不着去驳斥那种错误的想法，即根本就不允许同资产阶级合作，像托洛茨基理论[18]所企图证明的那样，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关系已占统治地位，所以，中国革命从第一天起就要反对资产阶级，就要从“无产阶级专政”开始。要知道，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如果那时民族资产阶级已在中国掌权，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从而中国革命发展的全部历史也会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但我要重复说明，问题根本不在于能否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而在于无产阶级应如何进行斗争，使这一斗争指向帝国主义，同时使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失去活动能力。在民族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并不是无产阶级唯一的、很可靠的同盟者，无产阶级主要注意力应在同盟者农民身上。

　　关于这一点，列宁曾说过，以为对农民没有明确的态度，无产阶级政党就能在殖民地真正贯彻共产主义政策和策略，那是地地道道的乌托邦。列宁教导说，在殖民地和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农民是最基本的群众，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那里搞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此必须得出唯一的结论是：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联合时，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应把着重点放在农民身上，以便从共同斗争的第一天起就使民族资产阶级失去活动能力，从而把农民引向前去。

　　以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19]为标志的第一次革命浪潮立即表明，民族资产阶级势必背叛革命，民族资产阶级正在搞各种名堂争夺领导权，反对无产阶级，争取掌握群众。民族资产阶级过去想、现在仍想利用群众达到自己的目的。

　　一九二五年五卅以前（一九二五年二月），上海的日本纱厂里已有过罢工。日本企业主同工人签定合同后，拒绝执行，因此，示威工人和厂方发生了冲突，而且，日本人枪杀了工人顾正红[20]。上海“公共租界”的外国当局，主要是英国当局，为了防止工人和学生为抗议枪杀工人而举行的游行示威，在南京路上开枪射击示威群众，四名大学生被打死（五月三十日）。尽管在上海，政权实际完全掌握在外国人手里，这次枪杀引起了更大规模的抗议示威，立即发动了上海的、然后是全国的工人群众。在这些日子里，上海成立了工人组织、学生组织、小商人组织的联合机构，简言之，成立了一切工厂、学校和商店罢工组织的联合会。在中国，这一切都叫做罢工。为领导总罢工，组织了“工学商联合委员会”[21]。这个委员会提出了递交给上海英国当局的十七条要求[22]。

　　代表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总商会参加了这一运动，但它的参加只表现在它……保持沉默。起初，商会甚至反对这个运动，但在群众压力下，它只好宣布罢市。货币交易和交易所交易全部停顿了。一切买卖全部停业。商会沉默了不过一个星期，可是，它一表态，就原形毕露了。商会同外国人本着这种精神开始进行谈判：似乎说工人提出了过激的要求，他们（商人们）主张缓和这些要求。商会代表们申明：“我们只要求让我们的代表进入上海市租界工部局；我们只要求开会讨论关税率、讨论外国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问题。”至于说外国军队撤离上海，罢工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那么，上海商会早已将这些要求抛到一边去了。商会代表在北京外交官员[23]参加下同外国外交人员的谈判中，故意忽略后几项要求。半小时之后，上海商会的那位代表，十分坦白地同一位共产党员、上海工会委员会主席谈话，向他宣布说，不能要求罢工自由，因为如果有罢工自由，那么你们工人在中国工厂里也会罢工。

　　此后，工会委员会和商会间便立即出现了一系列冲突。事态发展越来越激烈。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先在地方范围内试图“调停”，使工人运动就范。上海的革命组织开始被封闭，不仅是工会，而且连学生会、当时也进行反帝斗争的小商会也开始被封了。不应忘记，上海五卅事件对中国革命有巨大意义。这是独特的中国式的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虽然上海民族资产阶级想阻止群众进一步开展运动，虽然上海资产阶级劝阻工人先在日本工厂、后在英国工厂停止罢工，但这一切都未能奏效。运动蔓延到全国。到处都有罢工、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革命运动在广东的广大群众中发展的规模特别大。香港罢工[24]几乎持续了两年。这次罢工期间，广州建立了一个特别机构——罢工委员会，它是汪精卫、蒋介石等人第一个国民政府[25]的基础。如果没有群众的广泛斗争，如果没有城乡广泛的革命运动，那就不会有国民政府。广州工人参加了斗争，组织了纠察队，并着手没收香港的英国货物，——只是在这之后，才有可能建立国民政府。甚至孙科[26]也承认这些事实。罢工中建立了群众性的组织机构，罢工和广东省日愈增长的农运浪潮并行涌泻。恰好是在这个时刻，孙中山军队内部、国民政府军队内部开始了大改组。这时候黄埔军校也已开始工作了。该校有相当强大的左派组织，下级军官中有共产党员。就是省港罢工和农运的这些补充力量，成了第一个广州国民政府的基础。从五卅到一九二五年秋，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蜜月”期。然而，即使在那时，尽管存在民族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经常出现尖锐的、明显而公开的矛盾，这些矛盾在国民党内部的相互关系上有反映，在共产党和左派为一方同右派为另一方的冲突中，也有反映。最后，这些矛盾发展到明显破裂的程度，引起了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的政变[27]，破坏了民族统一战线。这样，阶级关系便影响了民族统一战线。总称为“三·二〇”的整个事件，就导致了中国发展的新时期，阶级关系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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