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革命|瞿秋白

论中国革命

　　论中国革命(1)（一九二八年八月十四日）

　　在中国，日本、英国和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和特权，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势力范围”，正在互相争夺，而以帝国主义列强为后台的各军阀与国民党各派系之间，正在进行，而且将继续进行混战。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成为反革命的势力，虽然它有“良好的愿望”，但它不可能统一中国，也不可能不投降帝国主义。因此，要反帝就必须反对妥协投降的反革命资产阶级政权，更必须反对代表绅士和地主利益的军阀以及军阀之间的内战——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

　　中国革命在继续。这也是帝国主义迫不及待地进攻中国的原因，他们有的使用武力，有的玩弄“让步”阴谋，为的是彻底消灭革命。但是新的革命高潮的迹象已经出现：济南惨案后，反帝运动甚至在小资产阶级群众中也开始活跃，城市贫民纷纷起来反对国民党军阀的苛捐杂税，士兵暴动频繁，特别是上海等大城市里工人阶级的罢工运动不断发展，这一切都说明：新的革命高潮正在到来。

　　各种所谓“第三党”[1]的出现并非偶然。尽管小资产阶级脱离了国民党，但这并不等于它又完全回到了革命的营垒，那些代表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对国民党只是采取了“表面上的”反对立场。

　　由邓演达[2]、谭平山[3]和宋庆龄等组成的一个“第三党”叫做“中华革命党”[4]，这个党人数不多，还表示愿意“联苏、联共”，更准确地说，它暂时还不公开反对共产党。该党的纲领是：（1）要自上而下地以“合法的形式”进行土地改革；（2）通过它“自己的”将领发动军事政变，使自己由地下转为公开，但它暂时还没有“自己的”将领，于是，提出了“恢复群众运动”的口号。

　　原武汉的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5]、陈公博[6]等组成了另一个“第三党”[7]，他们仍然自命为国民党的“左翼”，他们批评执政的国民党，更准确地说，是批评国民党的各个派别。他们也主张“恢复群众运动”，即建议不仅要恢复国民党党部所属的工人部、农民部、妇女部和其他各部，而且还要恢复工会、学生联合会等等，并给这些组织委派“出色的”领导人员。而且，他们还主张召开由这些被委派的人员所领导的群众组织的代表以及商会、银行联合会等代表参加的国民大会。

　　就这样，在国民党实行独裁统治，在小资产阶级重新开始“活动”，在反帝和反军阀运动普遍活跃的情况下，我们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重新抬头了。某些同志在党组织里通过了这样的决定：要用“恢复群众运动”的口号来代替“争取自由的群众斗争”，要用“召开真正代表人民的国民大会”的口号来代替苏维埃。这实际就是尾巴主义，因为这些同志无疑是跟在小资产阶级“第三党”的后面跑。

　　争取群众，确实是我们的路线，而且是主要的路线。但是，为了和“第三党”争夺群众，首先就需要有自己独立的阶级路线。如果“第三党”认为，中国革命已经结束，而宪政时期的到来又属不可避免，那么，我们则应该看到，新的革命高潮必将到来，应该懂得，只有通过揭露国民党和反对“民族改良主义”的幻想，才有可能争取群众。

　　在新的革命高潮必将到来的时候，这种右的倾向，尾巴主义和合法主义等等，在国民党执政的情况下，是特别危险的。当然，这些倾向的出现，不能说是因为我们过多地反对了左倾极端主义和盲动主义。实际上，无论是左倾，还是右倾，都是缺乏彻底的布尔什维克阶级路线的表现。

　　在中国，难道我们为了要争取小资产阶级群众就不该批评小资产阶级政客和他们的口号吗？难道因为邓演达等人暂时能“公正”地对待我们，我们就应该接受他们的口号吗？

　　最近的种种迹象表明，新的高潮即将到来。但是与此同时，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也越来越猖獗，我们党内又出现了右倾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认为革命形势日趋低落，就会导致取消主义；而向中国工人、农民和小商人提出“乡村自治”的口号，来取代苏维埃[8]，就更加错误了。“自治”作为一个法律名词，在中国，从袁世凯[9]的时候起，就意味着过去帝俄时期的地方自治局，也就是加了委的地方绅士自治（而绅士就类似有官职的贵族）。至于工人和农民，他们如果“不拿起武器”，那是永远也得不到任何选举权的。特别是在举起了苏维埃大旗的广州起义[10]之后，农民和游击队尽管组织还不完善，但已经行动起来，要推翻绅士和地主的政权，没收他们的土地，如果这时还提“乡村自治”的口号，简直就是对苏维埃旗帜和广州死难烈士的侮辱。

　　还应当指出，革命新高潮到来的另一个迹象，是农民运动的发展，是农民的武装斗争和农民苏维埃的建立。如果对不久以前曾经部分地导致盲动主义的农民运动的成绩估计过高，就要犯严重的错误。但是，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哪怕开始是在一个或几个主要的省份取得胜利（这在中国市场分散、军阀割据的情况下是不能排除的），如果没有工人阶级对农民斗争的领导，没有无产阶级集中地区的群众运动的高涨，那是不可能的。现在全部问题在于，工人阶级应当怎样来领导农民运动，领导农民的斗争和武装行动。

　　如果在向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投降的同时，又对农民的作用估计不足，则将会重犯机会主义的错误。的作用估计不足的倾向，又要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社会主

　　只有用列宁所指出的正确的态度对待农民，既要防止对农民义”的倾向，这样，党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能够把革命进行到胜利的党，现在正面临着巨大的历史任务。它不仅担负着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解放的命运，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担负着世界革命的命运，因为它需要反对全世界最强大的已经联合起来的反革命势力。

　　现在，当革命处在从一个高潮向另一个高潮的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是开展争取群众的斗争，这是为在全国（至少是在主要的中心地区和省份）进行有组织的，能够取得胜利的武装起义作准备的一项十分必要而又紧迫的任务。因此，当前最重要的具体任务是：巩固我们的党，克服盲动主义思想，反对新出现的机会主义的倾向，在工农中间开展群众工作，恢复工农组织，并利用对地主、资产阶级、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各种不满情绪，以推进革命斗争。

　　斯特拉霍夫（中国）

　　译自1928年8月14日苏联《真理报》

　　注释

　　[1]第三党，见本卷第11页注⑨。

　　[2]邓演达（1895—1931），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1920年参加孙中山组织的粤军，历任营长、团长。1926年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等职。1927年3月与宋庆龄、何香凝、吴玉章等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通过了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蒋介石下令通缉。汪精卫和蒋介石合流后，邓流亡苏、德等国。1930年回国。1931年11月，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于南京。

　　[3]谭平山（1886—1956），广东高明人。1920年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中共第三、四、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参加国共合作，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农民部长和武汉国民政府委员等职。1927年南昌起义时，是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同年11月，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错误开除党籍，后组织中华革命党，反对蒋介石的卖国独裁政策。长期与中共合作。

　　[4]中华革命党，是由谭平山等人组织的，后邓演达改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今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

　　[5]汪精卫（1883—1944），名兆铭。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广东番禺。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1910年参加暗杀清摄政王载沣被捕，辛亥革命后参加组织国事共济会，主张南京临时政府向袁世凯让权。1925年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1927年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1931年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主张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副总裁。1938年底公开投降日本。1940年在南京成立傀儡政府。

　　[6]陈公博（1892—1946），广东南海人。中共“一大”代表。1923年被开除出党。1925年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七一五”随汪精卫叛变革命。1928年与汪精卫等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为改组派首领之一。1938年底随汪精卫投降日本。

　　[7]指汪精卫、陈公博等1928年底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参见本卷第11页注⑨。

　　[8]美国共产党代表佩佩尔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讨论中国问题决议时曾提出所谓农村自治的口号，出席共产国际“六大”的中国代表团曾发表声明，批评了他的错误意见。

　　[9]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河南项城人。辛亥革命爆发后，出任清内阁总理大臣。他一面统兵南下，以武力胁迫革命派让权，一面挟制清帝退位，终于夺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建立了北洋军阀政府。1915年12月宣布复辟帝制，遭到全国人民的声讨。次年6月病死。

　　[10]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发动反击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武装起义。起义胜利后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苏兆征任主席（因病未到职，张太雷代理）。12日，国民党反动军队在帝国主义战舰炮火的掩护下，向广州反扑。张太雷壮烈牺牲。起义部队13日被迫撤出广州。

　　(1)本文原载苏联《真理报》。编者在文末注明：“本报刊载此文，以供讨论。”作者署名“斯特拉霍夫（中国）”，即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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